內地通訊社分別在周三及周四發表署名文章，標題為〈人間正道是滄桑—評某些媒體不合時的言論〉，和〈說清楚三個問題—評《國家囚徒：趙紫陽秘密回憶錄》〉。兩篇文章都沒有針對當前的問題，反而翻炒黨八股的陳腔濫調，給人一種故意混淆視聽的感覺。
第一篇文章指出趙紫陽的《回憶錄》被傳媒炒作，將一件本來已經由中央政府平息了的事件再次挑起爭端，特別指出《華盛頓郵報》借意為趙紫陽翻案，為「六四」事件翻案。文章重申中國自「六四」事件以降二十年的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的成就、國家步向小康水平，足以肯定當年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的決定正確；文章亦大費周章地力陳鄧小平的貢獻，以反駁傳媒所指趙紫陽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言論。最後還舉出「北京共識」的模式，表明在西方議會民主政制以外存在更為優勝的另類成功例子，以否定趙紫陽《回憶錄》有關提倡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維護新聞自由、獨立司法和多黨政治制度的構想。
第二篇文章則集中批評趙紫陽在「八九民運」事件上的「錯誤」，當時中央對趙的決定也不能推翻，以及重申中國過往三十年的成就，以「證明」中國「不能走西方民主道路」。
兩篇文章都屬黨八股之作，不假思索地照搬中央口徑回應傳媒，尤其外國傳媒的批評，卻沒有認真針對外間提出的議題，處處以條件反射式作出反擊，認為西方媒體的評論是雙重標準，是將西方的價值觀強加諸中國人。
不論西方媒體的評論也好、是趙紫陽《回憶錄》所帶出的意見也好，是不是西方民主也好，國外的評論其實都是針對三個課題：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和多黨政治。這三個課題不單是中國八十年代的問題，也是現今中國仍然未解的死結。新聞自由的重要，不只是保障個人的思想言論空間，更是給公民監察政府的工具。維持司法獨立，是普通法內有關「法治」概念的引申，是指司法機構和法官可以不考慮政治因素，不受任何權力或行政機關的騷擾而對案件作出獨立裁決。多黨政治的含義，並非是製造「反對黨」為社會增添爭議，而是可以在公開的場合，或透過不同的平台，就涉及公眾利益的議題，以不同的角度、不同利益立場展開辯論。這幾個問題， 不論在什麼社會、什麼制度，都是要認真面對的大事。
但文章不但沒有好好探討這些課題，還擺出一大堆什麼「北京共識」、「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三十年成就」等政治術語，實在令人啼笑皆非。作者能否清楚地交代，今日中國的新聞從業員因揭發政府黑暗面而遭扣查、律師控告政府而遭監禁、法官因指出地方政府某些指令不符合人大所訂定的法例而遭「修理」或撤職？
文章不斷重複改革的成果，又提到「社會進步總要支付社會代價」；作者在文章反問，如果按照趙紫陽的意見處理「六四」事件，中國能否可以享有今天的成就？作者是否應該檢討一下，中國工業化三十年，成為世界工廠，得到經濟發展的同時，土地、環境受到的摧殘，又要多少代價來補償？是誰享受了改革成果？是誰支付經濟成效的代價？我們能否只自我陶醉在一些經濟成績，便將一切仍然是「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下的瘡疤合理化，而不去思考進一步的改革？
兩篇文章沒有反省這些更重要的問題，反而測度用心，或仍然着眼誰是「改革總設計」的次要問題；希望這兩篇文章只是個別人士的意見，如果它是反映中央的立場，那我們就不能避免興起會淪落成為「國家囚徒」的哀嘆了!
Saturday, May 30, 2009
Monday, May 25, 2009
曹仁超 香港中年人与年青人的矛盾
曹Sir在访问，论到香港中年人与年青人的矛盾，句句真话，不可多得。难得曹Sir懂得配合年青人的语言习惯，以夸张和反讽的方法表达。如不是经常看 "投资者日记"，也可能不明所以。
M:Milk
C:曹Sir
M：你在1948年出生，又是一个BABY BOOMER(战后婴儿潮)的受访者了。
C：以中国人来说，我差不多算是最早的BABY BOOMER。在四八、四九年左右，国共内战已到尾声，爷爷支持共产党，将资金搬回上海，而那时候我老窦(爸爸)在香港做生意，她到上海娶了我妈妈便回香港，我在上海出生的。五○年左右，大陆「抗美援朝」，而当时我们家族主要做烟草代理生意，抗美援朝将我们由「爱国份子」变成「黑五类」；加上当时联合国宣布对中国禁运，烟草到港后未能运去内地，再死两钱！
此举对我们是双重打击，爷爷觉得势色唔对，便叫妈妈带我到香港避难三个月，于是我在三岁来香港，那才第一次见到爸爸，也不懂叫「老窦」。老窦为了凼我叫他，带我到告罗士打大酒店(即现在的LANDMARK置地广场)听演奏食西饼，那时代食西饼是很「得人惊」的事情，还有食吕宋芒、上山顶…几乎所有香港最高级的享受，都由老窦带我去试过。他最初以为我只在香港留三个月，所以花了很多钱凼我，第一年大约花了五千港纸，大约是现在五十万元购买力吧。后来发现我们回不了大陆，加上生意一落千丈，老窦开始酗酒，后来爆血管，再之后便过身了。我懂事时，家里便开始变得贫穷，你可以想象我的六十年代，什么穿胶花、油公仔、剪线头、跟车送可乐等我都做过。
M：这种贫穷背景对你有很大影响呢。
C：坦白讲，我小时不知道自己贫穷的，身边所有小朋友都一样，我常以为「冇饭食」先算穷，我有饭开又怎叫做穷呢？其实老窦留下小量积蓄给我们，妈妈亦很小心运用，所以我从未试过冇饭开，真正贫穷的日子不算很长。
M：那么你从那时开始有穷的感觉？
C：现在回看，是因为太多朋友话我穷，我才知道自己穷。我认为问题在六三年老窦过身之后，他的朋友一而再地告诉我，其实我很穷。以前我常到茶楼饮茶，去食西饼，但现在不能，为什么呢？我发现别人家里有雪柜、电视机，为什么我家冇呢？因为冇钱，爸爸的朋友告诉我，因为我死老窦，很穷。穷的感觉是他们告诉我的，I WAS TOLD。最令我感受到的，是别人对穷人的歧视眼光，甚至不准许自己的女儿和我玩，怕她爱上我这个穷鬼。
M：那时代找工作容易吗？
C：也不容易的，可以讲，每个时代都有其艰难。在六十年代，找一份工作要有铺头担保，人浮于事，找工作并不容易，不是想做就有工作的。我在六七年中学毕业，暴动之后更难找工作，那时有工厂便做，冇就去穿胶花钉珠仔，住木板隔间房、有饭食便行。反而我觉得现在要找工作的话一定找到，不过你们较拣择而已。(M：以前你们的目标是搵食，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发达嘛！)对啊！我曾经写过：我们那时是搵食艰难、发达容易；现在社会是搵食容易、发达艰难。
M：现在越来越多人醉心投机，我不认为那是投资，而越来越少人工作生产，你认为这样的社会没有问题吗？
C：我认为社会是圆形的，例如美国战后四九年大衰退，有工做便很开心了；到五十年代开始兴旺；到六十年代美国进入所谓繁荣期，有饭食有屋住，有安定的工作，连汽车都有，但看不到前路，所以到六十年代后期出现胡士托、颓废派、吸毒问题等，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是美国迷失的二十年。(M：那香港的情况呢？)香港的五、六十甚至七十年代类似美国战后，是贫穷时期，大陆不断有廉价劳工涌入抢饭碗，老板绝不会加你人工，穷人永远是穷人，只有寄望下一代受教育，能够成为香港的中产阶级改善生活；(M：现在的香港类似美国的七、八十年代？)对，香港在八、九十年代至现在经历了三十年的繁荣期，我们受过教育、有学问，而班鬼子佬(外国人)一步步撤离香港，我们对上没有CEILING，我们REPLACE了他们的位置兼夹享受了香港的全盛时期，我们由贫穷阶级进入中产阶级，叻一点的更能发达！
M：那我们这一代后生的又如何？
C：但问题是，当这班人坐上中产阶级的位置之后，后来的一批如何上位呢？现在你们上来，已经有我们百几万中产阶级坐晒位，我们不会让你们上来的！这情况类似七十年代的美国，而到八十年代后期上位的都不是中产阶级，讲的是 INNOVATION、互联网，二千年讲的是INTERNET世代、X GENERATION。不过香港没有X GENERATION，香港社群只得几百万人，如何建立互联网呢？美国有数以亿计的人口，因此能建立互联网。
M：对啊！有年轻人投诉上一代霸着位置不让年轻人上位呢！
C：点解我要让个位出来？！对不对？我这个位置月入十几万，坐得好舒服，点解要我走啫？！我不单只不走，更专登不让你上来！因为我没有责任让你上来的，这个位坐得我好舒服嘛！
M：你们那代人掌握了成功的方程式，上了位后便不断重复流水作业，结果令到很多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呢。
C：对啊！日本也一样！九○年代到现在都是，上一代霸着位置，死都唔改，硬系不让你上来，所以有「望窗一族」，不过我见到日本开始有所改变了。(M：我又看不到香港年轻人凝聚了什么力量出来呢。)所以我常说东方人有「奴性」问题，上一代人阻着，为何不反抗呢？另找商机呢？美国新一代找到互联网、SOFT WARE、3-G、BIO-TECH等我们不懂的产业，打低美国既有的中产。当然，这班人又重复我们所做的，霸着位置，垄断，不让后来的上位，KILL YOU WHEN YOU ARE BABY！互联网开始出现霸主时代，类似美国六、七十年代，我相信下一代又要用十多二十年时间去抗争了。
M：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或者未能去抗争，你会否认为是因为我们渣斗？
C：对！为何我们可以队冧班鬼子佬取代他们，而你们不队冧我们呢？(M：渣斗之处在那里？)唔敢队冧我地啰！我在七二、七三年已经在《明报》写文章：「鬼子佬滚回老家去！」因为将来是我们的，JARDINE？WHO ARE YOU？WHEELOCK？WHAT'S YOUR NAME？HUTCHISON？令人讨厌呀！我在七十年代已经预言三行时代结束，十大地产商时代来临，我们要做HERCULES(神话中的大力士)，只要让我们双脚着地，连地球都能抬得起！所以我们两脚着「地」，利用香港的房地产，就可以队冧班鬼子佬！那年代读大学的精英，毕业时便晓得「GOOD MORNING！SIR！」、「YOUR MOST OBEDIENT！SIR！」，六十年代大部份精英最大理想是守规矩做公务员，但最后被我们这班反斗星打低晒！我们这班不服从的，有钱便买地、冇钱的买地产股，最后成为赢家，身家比他们多得很呢！我们凭着香港的房地产捞了一大笔，叻的就像李嘉诚，而这游戏自七十年代玩到一九九七年，然后再冇新的地产企业出现，亦不能再以房地产创造明天了。
M：你所讲的利用房地产的HERCULES，不单只队冧班鬼子佬，仲队冧埋我们这班下一代喎！因为你们碌卡碌埋我们那张啊！
C：不是你们，是四代人。第一，我们冇楼的上一代；第二，我们这一代冇楼的；第三，下一代冇楼的；还有大陆出来冇楼的。所以有四代人做我们的奴隶嘛！我们一代人搵了你们四代人的钱嘛！(M：呀~Orz…)做乜你们这代人咁蠢，仲被我们呃！一出身便整个龟壳你孭，爬下爬下，你做乜孭个龟壳呢？(M：呀~Orz…)「孭个龟壳做蜗牛」是我们SET出来的RULES嘛！点解一定要遵守我们的RULES呢？
M：即是说我们自小接受你们的教育，要尊师重道、便宜莫贪、没有不劳而获、要守规矩，然后一出社会便上了你们的当呢。
C：对啊！要不是哪里来四代人养我们一代呢？有些学校提倡什么知识博大、性格优雅，讲出来堂而皇之，但对出来社会做事可能没什么帮助。我可以教你的，不是你的人格会否优雅，而是「如何在不犯法的情况之下发财」，这其实是大学应该提供的教育，但这些都不能公开，说出来便会被责骂为「衰人」。欺负弱小，我每日都做：回家食饭，食鱼、牛、猪…这个世界永远都是有智慧的动物食冇智慧的，「死蠢」就当然被人吃掉，但是，这些都不能写进我的投资日记嘛。(M：你们那一代人讲一套做一套，还教我们做只死蠢的猪呢！我们彻底地被整了！)作为农庄的主人，WHY SHOULD I TEACH THE PIG TO SING？冇理由教只猪去唱歌㗎！只要你们听教听话、乖乖地做猪仔，那我就有猪肉吃了！对不对？聪明的人要THINK OUSIDE THE BOX嘛！要超越上一代，就不要一味听教听话，永远成为上一代的COPY。
M：今时今日在香港可以不买楼不买股票吗？
C：你也可以去上海玩嘛~到了大陆的时候，你在社会上层，九七年后在大陆面对的环境，就类似我们在七十年代面对着你们。这个世界一定会有上层与下层，你在上层便成为既得利益者，唔好运在下层的话，你便是被剥削那班。这世上无论什么制度都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我们这一代人是剥削者，而你们是被剥削者嘛！就算是我比你勤力工作，我的财富最多比你多一个开，何解现在我的身家比你多十个、一百个开呢？因为我在剥削你嘛！你不知道吗？我八元买汇丰银行股票然后一百六十元卖给了你嘛！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就建基于你们身上嘛！
M：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呢？
C：年轻人不反叛就冇资格做年轻人，我主张年轻人反叛的，但要知道这世界不是你玩晒，所以要PLAY ACCORDING TO THE LAW，要在法律框框里面造反，最多被人家话不道德，但要做法律容许之下的事，即是做一个「合法而不道德的人」！你们有两个方法。第一，就好像我们在六十、七十年代觉得唔服气，「点解要去GOOD MORNING！SIR！」？于是我们就去玩一瓣鬼子佬不懂的，去炒地皮，最后会德丰(WHEELOCK)、和记(HUTCHISON)、怡和 (JARDINE)都输了。你们为何不去玩一瓣我们不懂的？没理由去葡京搵何鸿燊玩嘛！每一代人都要找突破点去队冧上一代，你们这一代人连找破绽都不去想不去做，又如何突破呢？我们很多人的死穴是「恐共」，我们身光颈靓，不够胆去大陆玩，而你们身无分文就应该去闯，这是第二个方法─将我们成功的方法拿去另一地方玩。今时今日的香港人一定要学懂两件事：第一，ASSET ALLOCATION，资产配置；其次是STOCK PICKING，即拣股票。
M：我们在香港一定冇得玩吗？
C：你们在香港一定唔够我们玩，第一，游戏规则是我们SET的；第二，我们在香港搵老衬搵了几十年，财雄势大；还有，「喂~阿曾、阿任，点睇呀？搞搞佢啦~整个勾地政策啦~」阿曾与我们是同一辈的，大家碌地沙玩大，我一个讲唔掂，十个如何，我们是一群人，不单只这一群，连官都是自己人，都是同一代，都有共同语言的嘛！WE ACT THE SAME，WE THINK THE SAME！有默契的，我们信奉同样的价值，「哗~冒牌BEATLES来港！」便一窝蜂涌去听了，我们都是听THE BEATLES长大的一代嘛。
M：房地产一日在你们手中，一日都仍然由你们话事呢。
C：没错，房地产不跌，你们又如何上位呢？你们赚埋赚埋的钱只得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买楼，一炮过，供一世，条命卖给我们；第二个选择─租楼，凌迟，每个月割一块肉；第三个选择─瞓街。你们跑不掉的，甫进入这个系统，就不断被我们吸水，我们是SUCKER，大概由十个傻佬供养我们一个，所以我们必定很肥的，所以我们饮得起十多万一瓶的红酒，因为PAID BY YOU，NOT PAID BY US嘛！香港被我们DOMINATE，不单只房地产，是所有的都被我们控制了。
M：你们这班人的价值观是「钱就是一切」，你觉得这是正确的。
C：炒楼炒股票有什么问题呢？(M：全港市民都炒楼炒股票也没有问题？)你们不炒楼炒股票，谁来接我们的贵价货呢？我们的货大部份在七、八十年代建立，在九十年代派给你们嘛！所以见你们在九七年接楼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傻佬，我们从每呎一百元炒至一万元，炒了一百个开还接货？！就算每呎四千元去接货都是傻佬，每呎四千元都赚你四十个开！我太太说，我什么都没有，只是有钱；而你们什么都有，只是没有钱！我一直相信「钱就是一切」，但这一两年开始觉得不是了。(M：为什么呢？)有时都唔知赚咁多做乜，以我太太的理论讲：第一粒钻石就话吓亲我；第二粒钻石，略有惊喜；第三粒，你应酬我吗？第四粒，我觉得讨厌；到第五粒钻石，喂，搞搞新意思吧。现在班有钱已经多钱到癫癫地乱花钱了。(M：那就不要赚太多，漏一两粒钻石可给我们吧！)干吗要给你？而且这可不是我一个人决定，是一组人的决定。
M:Milk
C:曹Sir
M：你在1948年出生，又是一个BABY BOOMER(战后婴儿潮)的受访者了。
C：以中国人来说，我差不多算是最早的BABY BOOMER。在四八、四九年左右，国共内战已到尾声，爷爷支持共产党，将资金搬回上海，而那时候我老窦(爸爸)在香港做生意，她到上海娶了我妈妈便回香港，我在上海出生的。五○年左右，大陆「抗美援朝」，而当时我们家族主要做烟草代理生意，抗美援朝将我们由「爱国份子」变成「黑五类」；加上当时联合国宣布对中国禁运，烟草到港后未能运去内地，再死两钱！
此举对我们是双重打击，爷爷觉得势色唔对，便叫妈妈带我到香港避难三个月，于是我在三岁来香港，那才第一次见到爸爸，也不懂叫「老窦」。老窦为了凼我叫他，带我到告罗士打大酒店(即现在的LANDMARK置地广场)听演奏食西饼，那时代食西饼是很「得人惊」的事情，还有食吕宋芒、上山顶…几乎所有香港最高级的享受，都由老窦带我去试过。他最初以为我只在香港留三个月，所以花了很多钱凼我，第一年大约花了五千港纸，大约是现在五十万元购买力吧。后来发现我们回不了大陆，加上生意一落千丈，老窦开始酗酒，后来爆血管，再之后便过身了。我懂事时，家里便开始变得贫穷，你可以想象我的六十年代，什么穿胶花、油公仔、剪线头、跟车送可乐等我都做过。
M：这种贫穷背景对你有很大影响呢。
C：坦白讲，我小时不知道自己贫穷的，身边所有小朋友都一样，我常以为「冇饭食」先算穷，我有饭开又怎叫做穷呢？其实老窦留下小量积蓄给我们，妈妈亦很小心运用，所以我从未试过冇饭开，真正贫穷的日子不算很长。
M：那么你从那时开始有穷的感觉？
C：现在回看，是因为太多朋友话我穷，我才知道自己穷。我认为问题在六三年老窦过身之后，他的朋友一而再地告诉我，其实我很穷。以前我常到茶楼饮茶，去食西饼，但现在不能，为什么呢？我发现别人家里有雪柜、电视机，为什么我家冇呢？因为冇钱，爸爸的朋友告诉我，因为我死老窦，很穷。穷的感觉是他们告诉我的，I WAS TOLD。最令我感受到的，是别人对穷人的歧视眼光，甚至不准许自己的女儿和我玩，怕她爱上我这个穷鬼。
M：那时代找工作容易吗？
C：也不容易的，可以讲，每个时代都有其艰难。在六十年代，找一份工作要有铺头担保，人浮于事，找工作并不容易，不是想做就有工作的。我在六七年中学毕业，暴动之后更难找工作，那时有工厂便做，冇就去穿胶花钉珠仔，住木板隔间房、有饭食便行。反而我觉得现在要找工作的话一定找到，不过你们较拣择而已。(M：以前你们的目标是搵食，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发达嘛！)对啊！我曾经写过：我们那时是搵食艰难、发达容易；现在社会是搵食容易、发达艰难。
M：现在越来越多人醉心投机，我不认为那是投资，而越来越少人工作生产，你认为这样的社会没有问题吗？
C：我认为社会是圆形的，例如美国战后四九年大衰退，有工做便很开心了；到五十年代开始兴旺；到六十年代美国进入所谓繁荣期，有饭食有屋住，有安定的工作，连汽车都有，但看不到前路，所以到六十年代后期出现胡士托、颓废派、吸毒问题等，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是美国迷失的二十年。(M：那香港的情况呢？)香港的五、六十甚至七十年代类似美国战后，是贫穷时期，大陆不断有廉价劳工涌入抢饭碗，老板绝不会加你人工，穷人永远是穷人，只有寄望下一代受教育，能够成为香港的中产阶级改善生活；(M：现在的香港类似美国的七、八十年代？)对，香港在八、九十年代至现在经历了三十年的繁荣期，我们受过教育、有学问，而班鬼子佬(外国人)一步步撤离香港，我们对上没有CEILING，我们REPLACE了他们的位置兼夹享受了香港的全盛时期，我们由贫穷阶级进入中产阶级，叻一点的更能发达！
M：那我们这一代后生的又如何？
C：但问题是，当这班人坐上中产阶级的位置之后，后来的一批如何上位呢？现在你们上来，已经有我们百几万中产阶级坐晒位，我们不会让你们上来的！这情况类似七十年代的美国，而到八十年代后期上位的都不是中产阶级，讲的是 INNOVATION、互联网，二千年讲的是INTERNET世代、X GENERATION。不过香港没有X GENERATION，香港社群只得几百万人，如何建立互联网呢？美国有数以亿计的人口，因此能建立互联网。
M：对啊！有年轻人投诉上一代霸着位置不让年轻人上位呢！
C：点解我要让个位出来？！对不对？我这个位置月入十几万，坐得好舒服，点解要我走啫？！我不单只不走，更专登不让你上来！因为我没有责任让你上来的，这个位坐得我好舒服嘛！
M：你们那代人掌握了成功的方程式，上了位后便不断重复流水作业，结果令到很多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呢。
C：对啊！日本也一样！九○年代到现在都是，上一代霸着位置，死都唔改，硬系不让你上来，所以有「望窗一族」，不过我见到日本开始有所改变了。(M：我又看不到香港年轻人凝聚了什么力量出来呢。)所以我常说东方人有「奴性」问题，上一代人阻着，为何不反抗呢？另找商机呢？美国新一代找到互联网、SOFT WARE、3-G、BIO-TECH等我们不懂的产业，打低美国既有的中产。当然，这班人又重复我们所做的，霸着位置，垄断，不让后来的上位，KILL YOU WHEN YOU ARE BABY！互联网开始出现霸主时代，类似美国六、七十年代，我相信下一代又要用十多二十年时间去抗争了。
M：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或者未能去抗争，你会否认为是因为我们渣斗？
C：对！为何我们可以队冧班鬼子佬取代他们，而你们不队冧我们呢？(M：渣斗之处在那里？)唔敢队冧我地啰！我在七二、七三年已经在《明报》写文章：「鬼子佬滚回老家去！」因为将来是我们的，JARDINE？WHO ARE YOU？WHEELOCK？WHAT'S YOUR NAME？HUTCHISON？令人讨厌呀！我在七十年代已经预言三行时代结束，十大地产商时代来临，我们要做HERCULES(神话中的大力士)，只要让我们双脚着地，连地球都能抬得起！所以我们两脚着「地」，利用香港的房地产，就可以队冧班鬼子佬！那年代读大学的精英，毕业时便晓得「GOOD MORNING！SIR！」、「YOUR MOST OBEDIENT！SIR！」，六十年代大部份精英最大理想是守规矩做公务员，但最后被我们这班反斗星打低晒！我们这班不服从的，有钱便买地、冇钱的买地产股，最后成为赢家，身家比他们多得很呢！我们凭着香港的房地产捞了一大笔，叻的就像李嘉诚，而这游戏自七十年代玩到一九九七年，然后再冇新的地产企业出现，亦不能再以房地产创造明天了。
M：你所讲的利用房地产的HERCULES，不单只队冧班鬼子佬，仲队冧埋我们这班下一代喎！因为你们碌卡碌埋我们那张啊！
C：不是你们，是四代人。第一，我们冇楼的上一代；第二，我们这一代冇楼的；第三，下一代冇楼的；还有大陆出来冇楼的。所以有四代人做我们的奴隶嘛！我们一代人搵了你们四代人的钱嘛！(M：呀~Orz…)做乜你们这代人咁蠢，仲被我们呃！一出身便整个龟壳你孭，爬下爬下，你做乜孭个龟壳呢？(M：呀~Orz…)「孭个龟壳做蜗牛」是我们SET出来的RULES嘛！点解一定要遵守我们的RULES呢？
M：即是说我们自小接受你们的教育，要尊师重道、便宜莫贪、没有不劳而获、要守规矩，然后一出社会便上了你们的当呢。
C：对啊！要不是哪里来四代人养我们一代呢？有些学校提倡什么知识博大、性格优雅，讲出来堂而皇之，但对出来社会做事可能没什么帮助。我可以教你的，不是你的人格会否优雅，而是「如何在不犯法的情况之下发财」，这其实是大学应该提供的教育，但这些都不能公开，说出来便会被责骂为「衰人」。欺负弱小，我每日都做：回家食饭，食鱼、牛、猪…这个世界永远都是有智慧的动物食冇智慧的，「死蠢」就当然被人吃掉，但是，这些都不能写进我的投资日记嘛。(M：你们那一代人讲一套做一套，还教我们做只死蠢的猪呢！我们彻底地被整了！)作为农庄的主人，WHY SHOULD I TEACH THE PIG TO SING？冇理由教只猪去唱歌㗎！只要你们听教听话、乖乖地做猪仔，那我就有猪肉吃了！对不对？聪明的人要THINK OUSIDE THE BOX嘛！要超越上一代，就不要一味听教听话，永远成为上一代的COPY。
M：今时今日在香港可以不买楼不买股票吗？
C：你也可以去上海玩嘛~到了大陆的时候，你在社会上层，九七年后在大陆面对的环境，就类似我们在七十年代面对着你们。这个世界一定会有上层与下层，你在上层便成为既得利益者，唔好运在下层的话，你便是被剥削那班。这世上无论什么制度都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我们这一代人是剥削者，而你们是被剥削者嘛！就算是我比你勤力工作，我的财富最多比你多一个开，何解现在我的身家比你多十个、一百个开呢？因为我在剥削你嘛！你不知道吗？我八元买汇丰银行股票然后一百六十元卖给了你嘛！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就建基于你们身上嘛！
M：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呢？
C：年轻人不反叛就冇资格做年轻人，我主张年轻人反叛的，但要知道这世界不是你玩晒，所以要PLAY ACCORDING TO THE LAW，要在法律框框里面造反，最多被人家话不道德，但要做法律容许之下的事，即是做一个「合法而不道德的人」！你们有两个方法。第一，就好像我们在六十、七十年代觉得唔服气，「点解要去GOOD MORNING！SIR！」？于是我们就去玩一瓣鬼子佬不懂的，去炒地皮，最后会德丰(WHEELOCK)、和记(HUTCHISON)、怡和 (JARDINE)都输了。你们为何不去玩一瓣我们不懂的？没理由去葡京搵何鸿燊玩嘛！每一代人都要找突破点去队冧上一代，你们这一代人连找破绽都不去想不去做，又如何突破呢？我们很多人的死穴是「恐共」，我们身光颈靓，不够胆去大陆玩，而你们身无分文就应该去闯，这是第二个方法─将我们成功的方法拿去另一地方玩。今时今日的香港人一定要学懂两件事：第一，ASSET ALLOCATION，资产配置；其次是STOCK PICKING，即拣股票。
M：我们在香港一定冇得玩吗？
C：你们在香港一定唔够我们玩，第一，游戏规则是我们SET的；第二，我们在香港搵老衬搵了几十年，财雄势大；还有，「喂~阿曾、阿任，点睇呀？搞搞佢啦~整个勾地政策啦~」阿曾与我们是同一辈的，大家碌地沙玩大，我一个讲唔掂，十个如何，我们是一群人，不单只这一群，连官都是自己人，都是同一代，都有共同语言的嘛！WE ACT THE SAME，WE THINK THE SAME！有默契的，我们信奉同样的价值，「哗~冒牌BEATLES来港！」便一窝蜂涌去听了，我们都是听THE BEATLES长大的一代嘛。
M：房地产一日在你们手中，一日都仍然由你们话事呢。
C：没错，房地产不跌，你们又如何上位呢？你们赚埋赚埋的钱只得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买楼，一炮过，供一世，条命卖给我们；第二个选择─租楼，凌迟，每个月割一块肉；第三个选择─瞓街。你们跑不掉的，甫进入这个系统，就不断被我们吸水，我们是SUCKER，大概由十个傻佬供养我们一个，所以我们必定很肥的，所以我们饮得起十多万一瓶的红酒，因为PAID BY YOU，NOT PAID BY US嘛！香港被我们DOMINATE，不单只房地产，是所有的都被我们控制了。
M：你们这班人的价值观是「钱就是一切」，你觉得这是正确的。
C：炒楼炒股票有什么问题呢？(M：全港市民都炒楼炒股票也没有问题？)你们不炒楼炒股票，谁来接我们的贵价货呢？我们的货大部份在七、八十年代建立，在九十年代派给你们嘛！所以见你们在九七年接楼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傻佬，我们从每呎一百元炒至一万元，炒了一百个开还接货？！就算每呎四千元去接货都是傻佬，每呎四千元都赚你四十个开！我太太说，我什么都没有，只是有钱；而你们什么都有，只是没有钱！我一直相信「钱就是一切」，但这一两年开始觉得不是了。(M：为什么呢？)有时都唔知赚咁多做乜，以我太太的理论讲：第一粒钻石就话吓亲我；第二粒钻石，略有惊喜；第三粒，你应酬我吗？第四粒，我觉得讨厌；到第五粒钻石，喂，搞搞新意思吧。现在班有钱已经多钱到癫癫地乱花钱了。(M：那就不要赚太多，漏一两粒钻石可给我们吧！)干吗要给你？而且这可不是我一个人决定，是一组人的决定。
Thursday, May 21, 2009
“反自然垄断”是一幕悲剧
周飙 2009-5-21 4:37:19
【导读事实表明，上世纪的历次反垄断诉讼，从未造福消费者，从中获益的，只有竞争失败者、律师和利用对成功企业家的嫉妒心而骗取民心的政客；明智的企业家们，理应抵制政府的反垄断冲动，在这方面，他们应抛开恩怨，团结一致；那些为一时商业利益而呼唤反垄断干预的企业家，是短视且不道德的。】
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突然表示，他将同前任布什政府对于“反垄断”的冷漠“拉开距离”。他会加强反垄断监管，而美国司法部随后宣布将会扩大打击垄断行为，外界认为，在网络搜索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的谷歌或将成为下一个反垄断目标。
联想到不久前，欧盟委员会以违反欧盟反垄断法律为由，向英特尔开出了10.6亿欧元的天价罚单，所依据的罪状是，英特尔利用折扣和现金返还，诱使下游厂商放弃其竞争对手的产品。这是欧盟对单一企业开出的最大反垄断罚单，仅次于去年11月对涉嫌联合操纵市场的4家汽车玻璃制造商开出的13.9亿欧元罚单。过去三年中，欧盟已开出11张总额74亿欧元的反垄断罚单；这一连串密集的巨额罚单，顿时令美国这个反垄断法的始作俑者相形见绌；欧洲——这个几十年前还在热衷于组建国营垄断巨头的自由市场抵制者，如今摇身一变，俨然成为反垄断急先锋和市场竞争的捍卫者。
无论欧盟的反垄断法，还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其所宣称的目的都是保护消费者免受垄断企业剥削；其经济学基础是：拥有垄断地位的生产者，可以通过限制产量和区别定价，来榨取消费者剩余；这种现象，确实可以在现实中观察到，然而，从未有一种经济学理论能够说明，反垄断法的实施，如何可以改善消费者的市场地位；而在实践中，从AT&T，到 IBM，到微软，反垄断诉讼和干预也从未达到过这样的目的，它们仅有的作用，是延缓了竞争失败者被淘汰的进程，限制了企业的竞争手段，并且最终打击了整个市场的创新能力。
所谓反垄断，反的是供方自然垄断。一个没有法律特权、也不借助黑手党的企业，之所以能获得供方垄断地位，通常有三种原因：第一种情况是，某些市场的容量小于成本最优规模的两倍，因而该市场不可能同时容下两个厂商，而同时它们又都具有最优规模，于是，首先达到最优规模的企业便凭借成本优势排挤掉其他竞争者，占据了垄断地位，而行业也就对新进入者变得无利可图。这种垄断的确存在，而且确能获得一些垄断利润，然而其垄断地位长期维持的条件是：成本结构必须长期保持稳定；只有那些技术和商业模式久已成熟、制造过程简单、因而很少发生创新的地方，才可能满足该条件。
德鲁克曾举过一个玻璃罐头密封圈的例子，Dewey & Almy公司在该产品上维持了至少40年的垄断地位，从未有企业尝试挑战；对于当初主张反垄断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大概是最典型的规模经济导致自然垄断的案例了，然而恰恰是这种经典自然垄断，却从未成为反垄断调查和诉讼的对象。实际上，真正了解企业的人应该知道，维持这样的垄断地位并从中谋得垄断利润，谈何容易，尽管你有一定的提价能力，但绝不能高到吸引新投资者的程度，更不能刺激买家去寻求替代品。谢尔曼法诞生后的一百多年中，随着对垄断的研究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也逐渐认识到，此类自然垄断，反之无益：既然最优规模只能容纳一个企业，把它硬拆成两个，只能降低效率，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第二种导致自然垄断的情况，是单一供方独占了某种生产和供给所需的关键资源。现实中，任何一份资源都具有一定独特性，因而都不是完全可替代的，从这一点看，它们都有机会获得垄断收益；这一收益，即使按最宽松的定义，也称不上利润，它只是稀缺性所带来的资源租金；而同时，很难找得出一份资源，是完全不可替代因而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或许某些爱情是例外，据说一些非她不娶的痴情者会不惜倾家荡产甚至搭上性命和荣誉；当然，我们的法律和道德从未试图拯救痴男怨女，相反，大量笔墨口舌还被用来赞美他们对垄断者的执迷不悟。
同样，我们的经济理论和法律也都认可：稀缺资源在市场竞价中获得最高租金，不仅理所当然，也恰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途径所在；法律甚至帮助资源所有者捍卫其垄断权：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其所保护的，无一不是垄断资源；并且，越是原创的、新颖的、独特的，因而越具有垄断性的，得到的保护越多。然而，一方面我们用诸多法律来保护资源的垄断权，而同时，当生产者运用这些垄断权销售产品、占领市场、获取收益和战胜竞争者时，却要用反垄断法来惩罚他们；这一悖谬凸显了反垄断法在我们的道德体系和法律传统中的不和谐地位，它显然有悖于广受认可的基本道德和法理原则。
第三种自然垄断，通常被叫做“赢家通吃”，其基础是：某些商品，其对买家的价值，随使用者增加而自动提升，即越流行越值钱；比如一门电话的价值，极度依赖于其可能通话对象的数量，因而当若干各自封闭的电话网相互竞争时，用户数便成为决定性因素；上述原理导致了竞争地位变化的正反馈特征：用的人多，会自动导致更多人用，于是最初的些微优势会被循环放大，最终市场上只剩下一个生产者。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通吃后的垄断者，凭借功能互通性、兼容性、产品标准、技术规范、平台依赖性等等门槛，对潜在竞争者构成了很难逾越的壁垒，也的确常常令消费者感到憋屈和无奈；但问题是，反垄断法能否让消费者摆脱这种困境？
事实表明它从未能做到，反垄断终极武器是分拆，但主刀者一旦动刀就发现：若把垄断企业拆成互不竞争的几个公司，结果它们在各自的领地内仍然是垄断者，如果拆成相互竞争的，无论你何等费心的均匀分拆，正反馈机制决定了其均衡是不稳定的，很快其中一家又会胜出而成为通吃者。在历时十多年的调查和诉讼之后，AT&T被分拆为一个长途电话公司和七个地区公司，结果消费者发现，他们在七个小贝尔压迫下的日子并未改善；电话用户的最终解脱，来自事先无人料到的创新领域：移动电话。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IBM身上，打了 15年官司后，找不出可行分拆方案；垄断困境最终由小型机、Unix工作站和PC的兴起而自动解决；微软案件也一样，司法部一度赢得了判决，但他们迟迟拿不出可行的分拆方案，而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谷歌的崛起、信息终端的多样化、开放平台和开源软件日益成为潮流，微软的垄断地位越来越不成为发展的障碍和抱怨的焦点，相反，它成了激励众多技术和商业创新的标杆和靶子；而在此过程中，消费者的选择始终是在增加而非减少；在这些案子中，反垄断机构除了给市场带来不安、扰乱和破坏之外，从未给消费者帮上忙，最终解决问题的都是市场本身的创新机制。
从AT&T、IBM和微软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只要投资和创新的机会是开放的，垄断者便无法过度压榨消费者，而垄断困境总是会被创新所突破；实际上，垄断一旦建立，便成为寻求创新的最大动力，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突破它；当垄断使得一个产业日趋封闭时，就有人会尝试绕过它另起炉灶，开辟全新的替代产业，而垄断者若沉溺于旧模式，便会连同他所垄断的产业一起被边缘化。对比生物进化的历史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一点：进化史上，经常有一些物种会进入进化的死胡同，就像一个产业因垄断而缺乏多样性，并走入封闭僵化的死胡同一样；然而，之所以会走进死胡同，常常是因为它们一度在某方面过于成功，因而在自然选择引导下过度发展了这方面的能力，最终对这种能力形成依赖。
树袋熊就是典型的例子：桉树叶因其特殊的化学成分，对于多数动物都是不可食的，但树袋熊却进化出了消化桉树叶的独特能力，于是它垄断了 “以食桉树叶为生”这个产业，没有任何竞争者；结果，树袋熊这个物种便向着提高桉树叶消化能力的方向，义无反顾的发展下去，经过许多代，桉树叶成了它们的唯一食物，它们已丧失了消化其它食物的能力，大熊猫对竹子的特化和依赖也是如此。然而，尽管树袋熊和大熊猫走进了死胡同，生物界的进化却没有因此而停顿，树袋熊垄断了桉树林，其他动物可以另辟蹊径；上帝并未从他的天堂里跳下来，责令树袋熊不得控制超过70%的桉树林，或者把它们改造成三个独立物种，上帝知道，这么做既是徒劳的，也是多余的。
历史上，那些在某方面特别强大的生物，很少会因在其强项上遇到正面竞争而遭淘汰，相反，它们总是因为其特殊强大之处为它们营造的那个小生境最终萎缩而被边缘化；类似的，产业史上一度不可一世的垄断巨头们，很少被从正面打败，他们总是随其所在产业被新兴产业排挤而被边缘化；甚至科学发展也是如此，正如库恩所指出，新理论取代旧理论，从来不是因为旧理论的信奉者被驳倒认输了、心服口服了，然后新理论确立了，而是因为老头们退休了、死了、没人选他们课、看他们书、引用他们观点了，于是旧理论消失了。
几十年来，新兴产业绕过陷入封闭僵化的旧产业的故事，始终在不断上演：移动电话绕过了固定电话，Unix和PC绕过了主机，搜索引擎绕过了门户，而浏览器和云计算正在绕过桌面和操作系统；对于企业家和创新者而言，唯一绕不过的垄断者，恰恰是政府和它的反垄断刀斧。十年后，微软大可以仍抱着其封闭的桌面系统，悠闲的苟活于信息产业之一角，正如今天树袋熊仍在快乐的独自啃着它的桉树叶，但那时的信息业早已天翻地覆，或许很少有人会想起微软的名字了；当然，微软显然不甘于此，英特尔和IBM同样不甘于此，它们都是热衷创新者，都在拼尽老命给消费者带去最好的产品，如此，反垄断者究竟在担忧什么呢？
事实表明，上世纪的历次反垄断诉讼，从未造福消费者，从中获益的，只有竞争失败者、律师和利用对成功企业家的嫉妒心而骗取民心的政客；明智的企业家们，理应抵制政府的反垄断冲动，在这方面，他们应抛开恩怨，团结一致；那些为一时商业利益而呼唤反垄断干预的企业家，是短视且不道德的，对于以“不作恶”为口号的谷歌，尤其如此；不久之前，谷歌还在为针对微软的反垄断措施而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现在，随着奥巴马政府上台，反垄断政策正在收紧，大西洋两岸的政客们都在挥舞反垄断斧头，很快，谷歌也将尝到这把斧头的厉害了。
本文地址：http://www.21cbh.com/HTML/2009-5-21/HTML_R50Y77A5R6FO.html
【导读事实表明，上世纪的历次反垄断诉讼，从未造福消费者，从中获益的，只有竞争失败者、律师和利用对成功企业家的嫉妒心而骗取民心的政客；明智的企业家们，理应抵制政府的反垄断冲动，在这方面，他们应抛开恩怨，团结一致；那些为一时商业利益而呼唤反垄断干预的企业家，是短视且不道德的。】
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突然表示，他将同前任布什政府对于“反垄断”的冷漠“拉开距离”。他会加强反垄断监管，而美国司法部随后宣布将会扩大打击垄断行为，外界认为，在网络搜索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的谷歌或将成为下一个反垄断目标。
联想到不久前，欧盟委员会以违反欧盟反垄断法律为由，向英特尔开出了10.6亿欧元的天价罚单，所依据的罪状是，英特尔利用折扣和现金返还，诱使下游厂商放弃其竞争对手的产品。这是欧盟对单一企业开出的最大反垄断罚单，仅次于去年11月对涉嫌联合操纵市场的4家汽车玻璃制造商开出的13.9亿欧元罚单。过去三年中，欧盟已开出11张总额74亿欧元的反垄断罚单；这一连串密集的巨额罚单，顿时令美国这个反垄断法的始作俑者相形见绌；欧洲——这个几十年前还在热衷于组建国营垄断巨头的自由市场抵制者，如今摇身一变，俨然成为反垄断急先锋和市场竞争的捍卫者。
无论欧盟的反垄断法，还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其所宣称的目的都是保护消费者免受垄断企业剥削；其经济学基础是：拥有垄断地位的生产者，可以通过限制产量和区别定价，来榨取消费者剩余；这种现象，确实可以在现实中观察到，然而，从未有一种经济学理论能够说明，反垄断法的实施，如何可以改善消费者的市场地位；而在实践中，从AT&T，到 IBM，到微软，反垄断诉讼和干预也从未达到过这样的目的，它们仅有的作用，是延缓了竞争失败者被淘汰的进程，限制了企业的竞争手段，并且最终打击了整个市场的创新能力。
所谓反垄断，反的是供方自然垄断。一个没有法律特权、也不借助黑手党的企业，之所以能获得供方垄断地位，通常有三种原因：第一种情况是，某些市场的容量小于成本最优规模的两倍，因而该市场不可能同时容下两个厂商，而同时它们又都具有最优规模，于是，首先达到最优规模的企业便凭借成本优势排挤掉其他竞争者，占据了垄断地位，而行业也就对新进入者变得无利可图。这种垄断的确存在，而且确能获得一些垄断利润，然而其垄断地位长期维持的条件是：成本结构必须长期保持稳定；只有那些技术和商业模式久已成熟、制造过程简单、因而很少发生创新的地方，才可能满足该条件。
德鲁克曾举过一个玻璃罐头密封圈的例子，Dewey & Almy公司在该产品上维持了至少40年的垄断地位，从未有企业尝试挑战；对于当初主张反垄断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大概是最典型的规模经济导致自然垄断的案例了，然而恰恰是这种经典自然垄断，却从未成为反垄断调查和诉讼的对象。实际上，真正了解企业的人应该知道，维持这样的垄断地位并从中谋得垄断利润，谈何容易，尽管你有一定的提价能力，但绝不能高到吸引新投资者的程度，更不能刺激买家去寻求替代品。谢尔曼法诞生后的一百多年中，随着对垄断的研究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也逐渐认识到，此类自然垄断，反之无益：既然最优规模只能容纳一个企业，把它硬拆成两个，只能降低效率，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第二种导致自然垄断的情况，是单一供方独占了某种生产和供给所需的关键资源。现实中，任何一份资源都具有一定独特性，因而都不是完全可替代的，从这一点看，它们都有机会获得垄断收益；这一收益，即使按最宽松的定义，也称不上利润，它只是稀缺性所带来的资源租金；而同时，很难找得出一份资源，是完全不可替代因而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或许某些爱情是例外，据说一些非她不娶的痴情者会不惜倾家荡产甚至搭上性命和荣誉；当然，我们的法律和道德从未试图拯救痴男怨女，相反，大量笔墨口舌还被用来赞美他们对垄断者的执迷不悟。
同样，我们的经济理论和法律也都认可：稀缺资源在市场竞价中获得最高租金，不仅理所当然，也恰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途径所在；法律甚至帮助资源所有者捍卫其垄断权：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其所保护的，无一不是垄断资源；并且，越是原创的、新颖的、独特的，因而越具有垄断性的，得到的保护越多。然而，一方面我们用诸多法律来保护资源的垄断权，而同时，当生产者运用这些垄断权销售产品、占领市场、获取收益和战胜竞争者时，却要用反垄断法来惩罚他们；这一悖谬凸显了反垄断法在我们的道德体系和法律传统中的不和谐地位，它显然有悖于广受认可的基本道德和法理原则。
第三种自然垄断，通常被叫做“赢家通吃”，其基础是：某些商品，其对买家的价值，随使用者增加而自动提升，即越流行越值钱；比如一门电话的价值，极度依赖于其可能通话对象的数量，因而当若干各自封闭的电话网相互竞争时，用户数便成为决定性因素；上述原理导致了竞争地位变化的正反馈特征：用的人多，会自动导致更多人用，于是最初的些微优势会被循环放大，最终市场上只剩下一个生产者。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通吃后的垄断者，凭借功能互通性、兼容性、产品标准、技术规范、平台依赖性等等门槛，对潜在竞争者构成了很难逾越的壁垒，也的确常常令消费者感到憋屈和无奈；但问题是，反垄断法能否让消费者摆脱这种困境？
事实表明它从未能做到，反垄断终极武器是分拆，但主刀者一旦动刀就发现：若把垄断企业拆成互不竞争的几个公司，结果它们在各自的领地内仍然是垄断者，如果拆成相互竞争的，无论你何等费心的均匀分拆，正反馈机制决定了其均衡是不稳定的，很快其中一家又会胜出而成为通吃者。在历时十多年的调查和诉讼之后，AT&T被分拆为一个长途电话公司和七个地区公司，结果消费者发现，他们在七个小贝尔压迫下的日子并未改善；电话用户的最终解脱，来自事先无人料到的创新领域：移动电话。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IBM身上，打了 15年官司后，找不出可行分拆方案；垄断困境最终由小型机、Unix工作站和PC的兴起而自动解决；微软案件也一样，司法部一度赢得了判决，但他们迟迟拿不出可行的分拆方案，而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谷歌的崛起、信息终端的多样化、开放平台和开源软件日益成为潮流，微软的垄断地位越来越不成为发展的障碍和抱怨的焦点，相反，它成了激励众多技术和商业创新的标杆和靶子；而在此过程中，消费者的选择始终是在增加而非减少；在这些案子中，反垄断机构除了给市场带来不安、扰乱和破坏之外，从未给消费者帮上忙，最终解决问题的都是市场本身的创新机制。
从AT&T、IBM和微软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只要投资和创新的机会是开放的，垄断者便无法过度压榨消费者，而垄断困境总是会被创新所突破；实际上，垄断一旦建立，便成为寻求创新的最大动力，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突破它；当垄断使得一个产业日趋封闭时，就有人会尝试绕过它另起炉灶，开辟全新的替代产业，而垄断者若沉溺于旧模式，便会连同他所垄断的产业一起被边缘化。对比生物进化的历史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一点：进化史上，经常有一些物种会进入进化的死胡同，就像一个产业因垄断而缺乏多样性，并走入封闭僵化的死胡同一样；然而，之所以会走进死胡同，常常是因为它们一度在某方面过于成功，因而在自然选择引导下过度发展了这方面的能力，最终对这种能力形成依赖。
树袋熊就是典型的例子：桉树叶因其特殊的化学成分，对于多数动物都是不可食的，但树袋熊却进化出了消化桉树叶的独特能力，于是它垄断了 “以食桉树叶为生”这个产业，没有任何竞争者；结果，树袋熊这个物种便向着提高桉树叶消化能力的方向，义无反顾的发展下去，经过许多代，桉树叶成了它们的唯一食物，它们已丧失了消化其它食物的能力，大熊猫对竹子的特化和依赖也是如此。然而，尽管树袋熊和大熊猫走进了死胡同，生物界的进化却没有因此而停顿，树袋熊垄断了桉树林，其他动物可以另辟蹊径；上帝并未从他的天堂里跳下来，责令树袋熊不得控制超过70%的桉树林，或者把它们改造成三个独立物种，上帝知道，这么做既是徒劳的，也是多余的。
历史上，那些在某方面特别强大的生物，很少会因在其强项上遇到正面竞争而遭淘汰，相反，它们总是因为其特殊强大之处为它们营造的那个小生境最终萎缩而被边缘化；类似的，产业史上一度不可一世的垄断巨头们，很少被从正面打败，他们总是随其所在产业被新兴产业排挤而被边缘化；甚至科学发展也是如此，正如库恩所指出，新理论取代旧理论，从来不是因为旧理论的信奉者被驳倒认输了、心服口服了，然后新理论确立了，而是因为老头们退休了、死了、没人选他们课、看他们书、引用他们观点了，于是旧理论消失了。
几十年来，新兴产业绕过陷入封闭僵化的旧产业的故事，始终在不断上演：移动电话绕过了固定电话，Unix和PC绕过了主机，搜索引擎绕过了门户，而浏览器和云计算正在绕过桌面和操作系统；对于企业家和创新者而言，唯一绕不过的垄断者，恰恰是政府和它的反垄断刀斧。十年后，微软大可以仍抱着其封闭的桌面系统，悠闲的苟活于信息产业之一角，正如今天树袋熊仍在快乐的独自啃着它的桉树叶，但那时的信息业早已天翻地覆，或许很少有人会想起微软的名字了；当然，微软显然不甘于此，英特尔和IBM同样不甘于此，它们都是热衷创新者，都在拼尽老命给消费者带去最好的产品，如此，反垄断者究竟在担忧什么呢？
事实表明，上世纪的历次反垄断诉讼，从未造福消费者，从中获益的，只有竞争失败者、律师和利用对成功企业家的嫉妒心而骗取民心的政客；明智的企业家们，理应抵制政府的反垄断冲动，在这方面，他们应抛开恩怨，团结一致；那些为一时商业利益而呼唤反垄断干预的企业家，是短视且不道德的，对于以“不作恶”为口号的谷歌，尤其如此；不久之前，谷歌还在为针对微软的反垄断措施而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现在，随着奥巴马政府上台，反垄断政策正在收紧，大西洋两岸的政客们都在挥舞反垄断斧头，很快，谷歌也将尝到这把斧头的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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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y 20, 2009
“女服务员刺死官员案”打油诗
巴东有贞女，姓邓名玉娇，生身自寒门，长就花月貌。
贫女自立早，辛苦来撑家。虽处污泥中，犹胜白荷花。
忽有三吏至，言是“镇东巴”，狂吃滥饮中，淫语秽言哗。
酒后思淫乐，觑女美无瑕。脏手执赃银，臭口臭语喷。
邓女严辞拒，以敛不轨心。淫徒色胆狂，罔顾法理纲。
欺女身单弱，夺贞欲逞强。恶吏淫心炽，贞女性如钢，怒挥修脚刀，手刃一凶亡。
奇哉玉娇娘，抗暴不畏强！烈哉邓氏女，青史留芬芳！壮哉巴东妹，华夏美名扬！
贫女自立早，辛苦来撑家。虽处污泥中，犹胜白荷花。
忽有三吏至，言是“镇东巴”，狂吃滥饮中，淫语秽言哗。
酒后思淫乐，觑女美无瑕。脏手执赃银，臭口臭语喷。
邓女严辞拒，以敛不轨心。淫徒色胆狂，罔顾法理纲。
欺女身单弱，夺贞欲逞强。恶吏淫心炽，贞女性如钢，怒挥修脚刀，手刃一凶亡。
奇哉玉娇娘，抗暴不畏强！烈哉邓氏女，青史留芬芳！壮哉巴东妹，华夏美名扬！
Thursday, May 14, 2009
Wednesday, May 13, 2009
中国银行业改革面临倒退危险 & 中国内需低迷 贷款政策难辞其咎
Patrick Chovanec
眼下，在西方国家政府争论应如何改革它们的银行体系之际，中国政府却面临着一个不同的问题：如何避免让它过去10年来已获得的改革成果前功尽弃。现在的确存在着一种危险，即：决策者有可能在短期刺激计划的名义下毁掉他们早些时候做出的努力。
问题的核心是中国政府正在实行的通过大规模扩大银行信贷来刺激经济的策略。政府4万亿元人民币(合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一半资金都有赖银行提供。除此之外，政府还为支持企业的商业借贷制定了高目标。今年一季度，中国银行业新增贷款超过4.5万亿元，较2008年全年的数字还高出8%。
这种局面会令人不禁回想起前些年的情形，当时中国政府严重依赖银行资金来支撑经济增长，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银行业积累了大量行政指令导致的呆坏帐，这些债务要么没法得到偿还，要么当初就根本没打算偿还。2003年，不良贷款占中国银行业贷款总额的20.4%，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5%。如此之高的坏帐让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着陷入困境的危险。
中国政府后来设法扭转了这种局面，当时，中国新成立了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政府又拿出1,000亿美元资金注入银行业，此外，还通过外国“战略合作伙伴”向中国银行业传授全球最佳经营管理规范。到 2008年末，不良贷款比率降到了2.5%。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在企业文化方面也发生着更深层的变化。银行业人士开始像银行家而不是像政府官员那样来考虑问题。经过十年的艰苦改革，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三家──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和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先后在香港挂牌上市，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的上市工作也在进行中。然而，在取得这番来之不易的进步之后，中国的银行业改革现在面临着倒退的危险。
从表面上看，中国银行业似乎已经相当健康。据银监会称，尽管经济出现下滑，但今年银行业不良贷款将继续下降，不论是绝对规模，还是占贷款总额的比例。看上去，中国银行业俨然是一台运转良好、有能力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发动机。
不过，进一步研究会发现，中国银行业还存在几个监管机构尚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就以银行业大规模发放新的刺激性贷款之前已存在的贷款组合来说。鉴于中国出口的大幅下滑，还有全世界范围内信用价差的扩大（这意味着违约风险的上升），人们很难轻易相信这些贷款组合的质量还能不断改善。事实上，银监会最近已允许中国银行业对未到期贷款重新安排偿债条款，将不良贷款展期成为不到期的新贷款，从而降低列为不良贷款的贷款额。相比之下，在华经营的外资银行认定的不良贷款自2008年初以来已经增加了一倍多。这些银行一般都会遵守他们本国监管机构的严格规定。
不过，已有贷款与新增贷款相比还是个小问题。中国的银行现在批准放贷不是因为商业环境前景看好，或是恰当的信贷分析表明银行这么做能赚到钱，而是因为政府告诉他们要让资金流动起来。财务报告显示，银行业未针对“变坏”贷款留出足够的拨备或类似性质的资金。
银监会对此似乎泰然自若，它在公开声明中说，这些贷款流向了政府支持的经济刺激项目，还款不成问题。但鉴于有那么多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实施当中，经验告诉我们，这些项目不会都能达到它们在成本和收入方面的预期。各省、市政府不大可能公然违约，但如果需要，他们将有很多办法跟银行重新商谈贷款条件。
大部分新增贷款的风险比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要高得多。今年一季度，只有37%的新增贷款是中、长期贷款，人们可以认为这类贷款是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超过半数新增贷款（2.2万亿元）是短期贷款，其中超过20%(9,440亿元)是用于企业应付帐款的所谓票据融资。这类贷款自去年初以来已增长了150%。这表明，它们正被用作补缺资金，以帮助那些在现金流方面有困难的企业免于陷入破产境地，至少暂时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其他迹象显示，这些低息贷款还被用于高风险的股票和房地产投机。无论是哪种情况，对银行来说都不是安全的做法。
粗略计算显示，这有可能使中国政府面临比上一轮银行业改革时更严峻的问题。当时，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最高时超过了20%。如果对今年一季度已经发放的新贷款按这一比率计算，则将产生9,120亿元坏帐，远远超过中国银行业目前5,500亿元的坏帐总额。而今年才刚刚开始。如果这波信贷扩张按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中国银行业今年将有可能产生3.6万亿元坏帐，远远超过中国银行业2.2万亿元的实收资本总额。即使贷款增速慢下来，或事实证明本轮新增贷款的不良贷款率要低于以往水平，最终的不良贷款数字仍会非常惊人。
或许中国政府现在设想，它能通过实施另一波救助、花钱解决银行业的任何危机。它的确有这个财力。即使几家大银行上市前政府拿出1,000亿美元进行一次资本重组的事再来一次，这笔钱也只占中国政府庞大外汇储备的区区5%。如果这是维持就业、防范社会动荡需要付出的代价，那么中国领导人会很乐意签署支票。对银行进行掠夺和调整资本结构是北京将其庞大的美元储备注入国内经济的几种机制之一。
但这并不能让这波信贷爆炸──以及任何随之而来的救助行动──成为一项好政策。首先，股东们肯定会遭受损失。至少，随着新资本的注入，他们要面对股本价值的稀释。但对他们利益造成的真正损害不是用坏帐比率或全部发行在外总股本数可以量化的。全球投资者之所以在中国各家银行首次公开募股时购买它们的股票，是因为相信这些银行能通过重组成为盈利企业。这些银行历史上曾经只是发放政府补贴资金的渠道。现在看来，这样的前景看上去远没有那么可信。
银行业的改革前景不仅对股东们很重要，按商业原则正常发挥功能的银行对中国经济获得长期成功同样至关重要。中国需要可靠的经济刺激方案，但它也需要能在可靠的监管框架下有效分配资本的银行业。鉴于中国的公共债务水平处于历史低点，政府原本可以借入刺激资金并在有需要时直接支出这些资金。但实际上，政府却在让银行大肆放贷。这是一种急剧倒退，而且，中国将会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内看到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
（编者按：本文作者Patrick Chovanec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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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Pettis
中国非同寻常的贷款增长已经开始让人们担心有可能会再度爆发90年代时的那种不良贷款危机。第一季度新增贷款6,700亿美元，在短短的3个月里贷款总额就增长了15%，许多评论家都猜测这些钱到底流向了哪里。但很少有人思考这对中国的总体经济改革进程会有什么影响。一句话：影响很大。
要了解影响的原因和方式，首先应先看一看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过去30年里，决策者一贯鼓励高储蓄和高投资。其结果是生产能力远远超出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或能力。因此，中国只能依赖出口，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来吸收过剩的产能──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消费者也很乐意这样做。但对美国消费能力的疑虑表明，中国目前需要进行的一项最重要的改革就是通过扩大内需降低对美国消费者的依赖。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指导或补贴的银行贷款往往都支持了产能的建设。上世纪90年代时就是这种情况。中国的银行主要作为政府的政策部门行事，它们将贷款投入到了经济效益低下的项目中。几乎无法避免的后果是不良贷款急剧增加到足以威胁中国银行体系生存能力的水平。可信度较高的估计认为，不良贷款的损失占到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至50%以上。
回过头来看，决策者当时采取的对策破坏了消费的增长。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了改善银行的资产状况，银行监管机构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使用政府资源向银行注入资金，二是将存款利率设定到大大低于贷款利率的水平。为了确保银行的高利润，存贷款之间的息差超过了市场自行决定时应有的水平。
这从两个方面打击了消费。显然，通过将大量纳税人的资源用于支付预期损失，监管部门从中国的收入中拿走了本可以进行消费的大部分资金。影响更大的政策是：压低企业贷款利率，以减缓不良贷款的增速，和为了保证银行的盈利能力而将存款利率压得更低。实际上，中国的储户被迫接受低得可怜的储蓄回报率，以帮助银行凭借高息差获得的利润获得资金。
在美国，降低利率会鼓励人们今天消费，不再为明天而储蓄。但在中国，大多数储蓄都是银行存款，储蓄收益是家庭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降低存款利率会增加储蓄率。由于这些以及其他政策限制了消费，增加了储蓄，其他政策──如以极低的利率向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发放贷款的政策──迫使国内生产快速增长。这加剧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只有国内消费才可以解决。
同90年代相比，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消费者这次不会再帮着消化过剩的产能了。随着美国家庭修复负债过高的局面，很明显美国贸易逆差居高不下且不断扩大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时了。为了让产能过剩的经济重新平衡，并保持经济的继续增长，中国国内消费的增长速度需要多年远远超过国内的生产水平。
这就是目前的刺激政策为何如此危险的原因。虽然银行贷款的激增可能暂时缓解全球收缩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影响，但它很可能会带来不良贷款再次大幅增加。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中国将被迫再次修复和重建银行资产负债表，要么是向银行直接注资，要么是强迫储户补贴银行，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二者的结合。
这些政策将以与过去同样的方式限制今后国内消费的增长，产生的不良贷款数额越高，对消费增长的抑制作用就越大。随着中国无法依靠美国填补中国自身消费与生产间的鸿沟，中国将面临GDP增长受到国内消费增长严格限制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限制未来中国消费增长的措施都必然会限制中国经济的增长。新增贷款的爆炸式增长就可能会如此。为了换取暂时的反弹而鼓励新一轮大规模资本的不当配置，中国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多年的低速经济增长。
（编者按：Michael Pettis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
眼下，在西方国家政府争论应如何改革它们的银行体系之际，中国政府却面临着一个不同的问题：如何避免让它过去10年来已获得的改革成果前功尽弃。现在的确存在着一种危险，即：决策者有可能在短期刺激计划的名义下毁掉他们早些时候做出的努力。
问题的核心是中国政府正在实行的通过大规模扩大银行信贷来刺激经济的策略。政府4万亿元人民币(合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一半资金都有赖银行提供。除此之外，政府还为支持企业的商业借贷制定了高目标。今年一季度，中国银行业新增贷款超过4.5万亿元，较2008年全年的数字还高出8%。
这种局面会令人不禁回想起前些年的情形，当时中国政府严重依赖银行资金来支撑经济增长，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银行业积累了大量行政指令导致的呆坏帐，这些债务要么没法得到偿还，要么当初就根本没打算偿还。2003年，不良贷款占中国银行业贷款总额的20.4%，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5%。如此之高的坏帐让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着陷入困境的危险。
中国政府后来设法扭转了这种局面，当时，中国新成立了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政府又拿出1,000亿美元资金注入银行业，此外，还通过外国“战略合作伙伴”向中国银行业传授全球最佳经营管理规范。到 2008年末，不良贷款比率降到了2.5%。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在企业文化方面也发生着更深层的变化。银行业人士开始像银行家而不是像政府官员那样来考虑问题。经过十年的艰苦改革，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三家──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和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先后在香港挂牌上市，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的上市工作也在进行中。然而，在取得这番来之不易的进步之后，中国的银行业改革现在面临着倒退的危险。
从表面上看，中国银行业似乎已经相当健康。据银监会称，尽管经济出现下滑，但今年银行业不良贷款将继续下降，不论是绝对规模，还是占贷款总额的比例。看上去，中国银行业俨然是一台运转良好、有能力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发动机。
不过，进一步研究会发现，中国银行业还存在几个监管机构尚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就以银行业大规模发放新的刺激性贷款之前已存在的贷款组合来说。鉴于中国出口的大幅下滑，还有全世界范围内信用价差的扩大（这意味着违约风险的上升），人们很难轻易相信这些贷款组合的质量还能不断改善。事实上，银监会最近已允许中国银行业对未到期贷款重新安排偿债条款，将不良贷款展期成为不到期的新贷款，从而降低列为不良贷款的贷款额。相比之下，在华经营的外资银行认定的不良贷款自2008年初以来已经增加了一倍多。这些银行一般都会遵守他们本国监管机构的严格规定。
不过，已有贷款与新增贷款相比还是个小问题。中国的银行现在批准放贷不是因为商业环境前景看好，或是恰当的信贷分析表明银行这么做能赚到钱，而是因为政府告诉他们要让资金流动起来。财务报告显示，银行业未针对“变坏”贷款留出足够的拨备或类似性质的资金。
银监会对此似乎泰然自若，它在公开声明中说，这些贷款流向了政府支持的经济刺激项目，还款不成问题。但鉴于有那么多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实施当中，经验告诉我们，这些项目不会都能达到它们在成本和收入方面的预期。各省、市政府不大可能公然违约，但如果需要，他们将有很多办法跟银行重新商谈贷款条件。
大部分新增贷款的风险比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要高得多。今年一季度，只有37%的新增贷款是中、长期贷款，人们可以认为这类贷款是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超过半数新增贷款（2.2万亿元）是短期贷款，其中超过20%(9,440亿元)是用于企业应付帐款的所谓票据融资。这类贷款自去年初以来已增长了150%。这表明，它们正被用作补缺资金，以帮助那些在现金流方面有困难的企业免于陷入破产境地，至少暂时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其他迹象显示，这些低息贷款还被用于高风险的股票和房地产投机。无论是哪种情况，对银行来说都不是安全的做法。
粗略计算显示，这有可能使中国政府面临比上一轮银行业改革时更严峻的问题。当时，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最高时超过了20%。如果对今年一季度已经发放的新贷款按这一比率计算，则将产生9,120亿元坏帐，远远超过中国银行业目前5,500亿元的坏帐总额。而今年才刚刚开始。如果这波信贷扩张按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中国银行业今年将有可能产生3.6万亿元坏帐，远远超过中国银行业2.2万亿元的实收资本总额。即使贷款增速慢下来，或事实证明本轮新增贷款的不良贷款率要低于以往水平，最终的不良贷款数字仍会非常惊人。
或许中国政府现在设想，它能通过实施另一波救助、花钱解决银行业的任何危机。它的确有这个财力。即使几家大银行上市前政府拿出1,000亿美元进行一次资本重组的事再来一次，这笔钱也只占中国政府庞大外汇储备的区区5%。如果这是维持就业、防范社会动荡需要付出的代价，那么中国领导人会很乐意签署支票。对银行进行掠夺和调整资本结构是北京将其庞大的美元储备注入国内经济的几种机制之一。
但这并不能让这波信贷爆炸──以及任何随之而来的救助行动──成为一项好政策。首先，股东们肯定会遭受损失。至少，随着新资本的注入，他们要面对股本价值的稀释。但对他们利益造成的真正损害不是用坏帐比率或全部发行在外总股本数可以量化的。全球投资者之所以在中国各家银行首次公开募股时购买它们的股票，是因为相信这些银行能通过重组成为盈利企业。这些银行历史上曾经只是发放政府补贴资金的渠道。现在看来，这样的前景看上去远没有那么可信。
银行业的改革前景不仅对股东们很重要，按商业原则正常发挥功能的银行对中国经济获得长期成功同样至关重要。中国需要可靠的经济刺激方案，但它也需要能在可靠的监管框架下有效分配资本的银行业。鉴于中国的公共债务水平处于历史低点，政府原本可以借入刺激资金并在有需要时直接支出这些资金。但实际上，政府却在让银行大肆放贷。这是一种急剧倒退，而且，中国将会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内看到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
（编者按：本文作者Patrick Chovanec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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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Pettis
中国非同寻常的贷款增长已经开始让人们担心有可能会再度爆发90年代时的那种不良贷款危机。第一季度新增贷款6,700亿美元，在短短的3个月里贷款总额就增长了15%，许多评论家都猜测这些钱到底流向了哪里。但很少有人思考这对中国的总体经济改革进程会有什么影响。一句话：影响很大。
要了解影响的原因和方式，首先应先看一看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过去30年里，决策者一贯鼓励高储蓄和高投资。其结果是生产能力远远超出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或能力。因此，中国只能依赖出口，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来吸收过剩的产能──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消费者也很乐意这样做。但对美国消费能力的疑虑表明，中国目前需要进行的一项最重要的改革就是通过扩大内需降低对美国消费者的依赖。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指导或补贴的银行贷款往往都支持了产能的建设。上世纪90年代时就是这种情况。中国的银行主要作为政府的政策部门行事，它们将贷款投入到了经济效益低下的项目中。几乎无法避免的后果是不良贷款急剧增加到足以威胁中国银行体系生存能力的水平。可信度较高的估计认为，不良贷款的损失占到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至50%以上。
回过头来看，决策者当时采取的对策破坏了消费的增长。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了改善银行的资产状况，银行监管机构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使用政府资源向银行注入资金，二是将存款利率设定到大大低于贷款利率的水平。为了确保银行的高利润，存贷款之间的息差超过了市场自行决定时应有的水平。
这从两个方面打击了消费。显然，通过将大量纳税人的资源用于支付预期损失，监管部门从中国的收入中拿走了本可以进行消费的大部分资金。影响更大的政策是：压低企业贷款利率，以减缓不良贷款的增速，和为了保证银行的盈利能力而将存款利率压得更低。实际上，中国的储户被迫接受低得可怜的储蓄回报率，以帮助银行凭借高息差获得的利润获得资金。
在美国，降低利率会鼓励人们今天消费，不再为明天而储蓄。但在中国，大多数储蓄都是银行存款，储蓄收益是家庭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降低存款利率会增加储蓄率。由于这些以及其他政策限制了消费，增加了储蓄，其他政策──如以极低的利率向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发放贷款的政策──迫使国内生产快速增长。这加剧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只有国内消费才可以解决。
同90年代相比，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消费者这次不会再帮着消化过剩的产能了。随着美国家庭修复负债过高的局面，很明显美国贸易逆差居高不下且不断扩大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时了。为了让产能过剩的经济重新平衡，并保持经济的继续增长，中国国内消费的增长速度需要多年远远超过国内的生产水平。
这就是目前的刺激政策为何如此危险的原因。虽然银行贷款的激增可能暂时缓解全球收缩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影响，但它很可能会带来不良贷款再次大幅增加。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中国将被迫再次修复和重建银行资产负债表，要么是向银行直接注资，要么是强迫储户补贴银行，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二者的结合。
这些政策将以与过去同样的方式限制今后国内消费的增长，产生的不良贷款数额越高，对消费增长的抑制作用就越大。随着中国无法依靠美国填补中国自身消费与生产间的鸿沟，中国将面临GDP增长受到国内消费增长严格限制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限制未来中国消费增长的措施都必然会限制中国经济的增长。新增贷款的爆炸式增长就可能会如此。为了换取暂时的反弹而鼓励新一轮大规模资本的不当配置，中国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多年的低速经济增长。
（编者按：Michael Pettis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
Sunday, May 10, 2009
住房改革的由来与现状
杨继绳
2009年第5期 炎黄春秋杂志
房子是人们重要的生存条件。
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这一份补贴。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1000元房租，实际只付5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普通工人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一种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称为“福利性分房”。
福利性分房制度消灭了房地产市场，国家又无力不断地建房、无力不断地配给。所以，几十年下来，住房条件越来越差、面积越来越小。以天津为例，建国初期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在工人住宅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临时性小平房一直住到八十年代，条件之恶劣、环境之污秽难以言状。
1980年代后期，就酝酿废止福利性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但这件事涉及到原来住房面积大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即官员的利益。经过反复的利益博弈，直到1998年，才下定决心，住房改革付之实施。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各地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卖给住户。卖给住户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1998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方米，卖给住户的价格是1450元，每平方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100平方米，差价就是45.5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镇，卖房的价格更低，差价更大。住宅商品化是在原有的公房分配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仅把原来隐藏在房租补贴中的那部分不平等货币化了，又在卖房的价差上加上了新的不平等。行政级别越高，原来住房面积就越大，得到的差价就越多。而普通工人得到的很少。农民根本没有这项收入。
有人说这是对既得利益者的赎买，既得利益者得到了买房的差价，社会得到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有人说，这是中国官员享受的“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
然而，说“最后”，实在是太天真了。一次赎买没有完成，还得继续不停地赎买。
1998年7月1日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想住房吗？拿钱来！父母把终生的积蓄给子女买房；父母没有能力的，年轻人身负银行巨债，成了“房奴”。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
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
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西客站南、广安门外一带，一片又一片的新住宅区拔地而起。
我散步走进在达官营附近的“广源居”。这片住宅分东西两区，总计50多万平方米，有中心花园、地下车库等等完善的设施。我问：“这房子卖吗？”一位中年人回答：“这房子是分的，不是卖的！”我说：“1998年就停止分房了，现在是2008年，怎么还分房？”一位领导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用异样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反问：“谁说1998年就不让分房？”旁边的人介绍说他是“国管局”的领导。我说“国发［1998］23号文件说的。你是国管局的领导，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他态度缓和了，说：“这房子不是分的，是卖给自己职工的。”我问：“卖多少钱一平方米？”他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没等我再问，他就走开了。经打听，这是新建的国务院公务员住宅，按4000元的“经济适用房”价格卖给公务员。临近的房子市场价是18000元。我进一步了解得知，局级干部的标准180平方米（1998年局级干部只有120—140平方米）。计算一下，一名局级干部买一套180平米的房子，可以得到252万元的差价！
建设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财政部关于颁发的《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建房[1994]761号）第三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是指以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供应对象，并按国家住宅建设标准（不含别墅、高级公寓、外销住宅）建设的普通住宅。”这个文件的第四条规定：“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认定的标准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怎么认定？填报政府规定的申请表格，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和住房情况，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居民委员会、街道、工作单位层层把关。
国家公务员怎么不加区别地都成了“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国务院公务员盖的高级公寓为什么变成了“经济适用房”？国务院自己发的文件为什么自己不执行？国以信而治天下，国之不信，何以服民？
在马连道家乐福附近，有一片名为“中兴佳园”的住宅区。分南北两区，大约有近60万平方米。这是2007年建成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宿舍。有中心花园，假山，石径，游乐区，地下车库。建设标准超过了社会上的商品房。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子正在忙着搬家，我问：“这房子真好。多少钱一平米？”她很自豪地回答：“多少钱也买不到，这是中直机关分的！”我进一步了解得知，这个住宅区也是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中直机关干部的。
这些高档的“经济适用房”不仅大大低于商品房的价格，还有很多商品房没有的优越条件。如：人民大会堂在马连道建有约4万平方米的两栋南北向板楼，每户126平方米，还有一个车库。这126平方米少算了很多公摊面积，若按商品房的公摊面积计算，则有130多平方米。车库不卖，但出租价每月只有120元，大大低于市场价。此外，还不收物业管理费和暖气费。在这两栋楼中还有多套部级干部住宅，每套260平方米（按商品房公摊面积计，则有近350平方米），人民大会堂是个局级单位，没有部长，这些部长级的房子至今都空着。
除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以外，很多中央部委也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职工。在北京六里桥西局的“丰益苑”小区，国家发改委建的一大片公务员宿舍即将竣工。连科技部这样的清水衙门，也在西客站南建成了“首科花苑”Ｃ、Ｄ两个小区，以“经济适用房”卖给职工，其它有钱的部委就更不在话下了。
和朋友们聊起来，才知道在北京其它地方，如新街口、广渠门、三里河、会城门等周边环境较好的地段，也有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全北京市到底有多少高级住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官员？这应当是不难统计的数字。
我揭示这些情况，不是批评住这些房子的公务员们，而是指出改革政策不公正。
北京以外的地方怎么样？据我所知，1998年停止福利性分房以后，各地党政机关以改革的名义，或搞“集资建房”，或搞“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或者搞“ 定向开发”，内定的开发商，以极低的价格“拍”下土地，建好房子以极低的价格让机关“团购”，再按级别档次分给官员。这种以改革的名义谋私的情况，媒体常有揭露。外地的情况比北京更为严重。
从住房改革中的问题我想到了政治学中“人性恶”的假设：任何人只要掌握权力就有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的倾向。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对权力的约束、限制和监督的机制。我们的制度恰恰缺乏这种机制。这是政治改革滞后的结果。在我们这样的制度条件下，手握制定改革方案大权的人们，就可以把改革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住房改革如此，其它改革何尝不是如此？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部门的利益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的不良倾向。
强势群体左右中国改革的方向，必然进一步造成社会不公正，加剧社会矛盾。这是中国改革最令人忧虑的事。
2009年3月10日
2009年第5期 炎黄春秋杂志
房子是人们重要的生存条件。
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这一份补贴。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1000元房租，实际只付5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普通工人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一种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称为“福利性分房”。
福利性分房制度消灭了房地产市场，国家又无力不断地建房、无力不断地配给。所以，几十年下来，住房条件越来越差、面积越来越小。以天津为例，建国初期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在工人住宅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临时性小平房一直住到八十年代，条件之恶劣、环境之污秽难以言状。
1980年代后期，就酝酿废止福利性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但这件事涉及到原来住房面积大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即官员的利益。经过反复的利益博弈，直到1998年，才下定决心，住房改革付之实施。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各地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卖给住户。卖给住户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1998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方米，卖给住户的价格是1450元，每平方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100平方米，差价就是45.5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镇，卖房的价格更低，差价更大。住宅商品化是在原有的公房分配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仅把原来隐藏在房租补贴中的那部分不平等货币化了，又在卖房的价差上加上了新的不平等。行政级别越高，原来住房面积就越大，得到的差价就越多。而普通工人得到的很少。农民根本没有这项收入。
有人说这是对既得利益者的赎买，既得利益者得到了买房的差价，社会得到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有人说，这是中国官员享受的“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
然而，说“最后”，实在是太天真了。一次赎买没有完成，还得继续不停地赎买。
1998年7月1日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想住房吗？拿钱来！父母把终生的积蓄给子女买房；父母没有能力的，年轻人身负银行巨债，成了“房奴”。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
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
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西客站南、广安门外一带，一片又一片的新住宅区拔地而起。
我散步走进在达官营附近的“广源居”。这片住宅分东西两区，总计50多万平方米，有中心花园、地下车库等等完善的设施。我问：“这房子卖吗？”一位中年人回答：“这房子是分的，不是卖的！”我说：“1998年就停止分房了，现在是2008年，怎么还分房？”一位领导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用异样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反问：“谁说1998年就不让分房？”旁边的人介绍说他是“国管局”的领导。我说“国发［1998］23号文件说的。你是国管局的领导，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他态度缓和了，说：“这房子不是分的，是卖给自己职工的。”我问：“卖多少钱一平方米？”他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没等我再问，他就走开了。经打听，这是新建的国务院公务员住宅，按4000元的“经济适用房”价格卖给公务员。临近的房子市场价是18000元。我进一步了解得知，局级干部的标准180平方米（1998年局级干部只有120—140平方米）。计算一下，一名局级干部买一套180平米的房子，可以得到252万元的差价！
建设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财政部关于颁发的《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建房[1994]761号）第三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是指以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供应对象，并按国家住宅建设标准（不含别墅、高级公寓、外销住宅）建设的普通住宅。”这个文件的第四条规定：“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认定的标准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怎么认定？填报政府规定的申请表格，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和住房情况，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居民委员会、街道、工作单位层层把关。
国家公务员怎么不加区别地都成了“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国务院公务员盖的高级公寓为什么变成了“经济适用房”？国务院自己发的文件为什么自己不执行？国以信而治天下，国之不信，何以服民？
在马连道家乐福附近，有一片名为“中兴佳园”的住宅区。分南北两区，大约有近60万平方米。这是2007年建成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宿舍。有中心花园，假山，石径，游乐区，地下车库。建设标准超过了社会上的商品房。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子正在忙着搬家，我问：“这房子真好。多少钱一平米？”她很自豪地回答：“多少钱也买不到，这是中直机关分的！”我进一步了解得知，这个住宅区也是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中直机关干部的。
这些高档的“经济适用房”不仅大大低于商品房的价格，还有很多商品房没有的优越条件。如：人民大会堂在马连道建有约4万平方米的两栋南北向板楼，每户126平方米，还有一个车库。这126平方米少算了很多公摊面积，若按商品房的公摊面积计算，则有130多平方米。车库不卖，但出租价每月只有120元，大大低于市场价。此外，还不收物业管理费和暖气费。在这两栋楼中还有多套部级干部住宅，每套260平方米（按商品房公摊面积计，则有近350平方米），人民大会堂是个局级单位，没有部长，这些部长级的房子至今都空着。
除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以外，很多中央部委也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职工。在北京六里桥西局的“丰益苑”小区，国家发改委建的一大片公务员宿舍即将竣工。连科技部这样的清水衙门，也在西客站南建成了“首科花苑”Ｃ、Ｄ两个小区，以“经济适用房”卖给职工，其它有钱的部委就更不在话下了。
和朋友们聊起来，才知道在北京其它地方，如新街口、广渠门、三里河、会城门等周边环境较好的地段，也有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全北京市到底有多少高级住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官员？这应当是不难统计的数字。
我揭示这些情况，不是批评住这些房子的公务员们，而是指出改革政策不公正。
北京以外的地方怎么样？据我所知，1998年停止福利性分房以后，各地党政机关以改革的名义，或搞“集资建房”，或搞“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或者搞“ 定向开发”，内定的开发商，以极低的价格“拍”下土地，建好房子以极低的价格让机关“团购”，再按级别档次分给官员。这种以改革的名义谋私的情况，媒体常有揭露。外地的情况比北京更为严重。
从住房改革中的问题我想到了政治学中“人性恶”的假设：任何人只要掌握权力就有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的倾向。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对权力的约束、限制和监督的机制。我们的制度恰恰缺乏这种机制。这是政治改革滞后的结果。在我们这样的制度条件下，手握制定改革方案大权的人们，就可以把改革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住房改革如此，其它改革何尝不是如此？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部门的利益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的不良倾向。
强势群体左右中国改革的方向，必然进一步造成社会不公正，加剧社会矛盾。这是中国改革最令人忧虑的事。
2009年3月10日
Tuesday, May 5, 2009
婚姻的问题
曹仁超先生《论势》一书已在内地出版，书中认为人生有三大风险，依次是结婚、买楼、自己做生意。投资失败，止损就行，大不了从头开始；买楼被套，房子还在，顶多被银行拍卖；婚姻呢？就算要割肉，恐怕很难下手吧。何况该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例如生儿育女，如何处理？
见过不少了，所谓“蜜月”——真的是蜜月，就一个月，长一点三个月，不超过六个月。主要问题有两个：
一是信息不对称，不了解对方秉性，脾气，甚至是病史。我就碰到一位上年纪的，抱怨小孩有哮喘是因为对方整个家族都有哮喘史，结婚前根本不知道。信息不对称会造成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基础理论，不多说了；
二是结婚的时候还年轻，若年轻有为，暂且称为成长股，保持长期30%以上的复合增长不容易啊，不然怎有“伤仲永”一说？就算能达到这个标准吧，但十年过 去，二十年过去，成长性再好也会放缓脚步，唯一能继续持有的理由就是成长股变成了老牌绩优，比如可口可乐、微软。小费雪受老费雪的影响，毕生研究成长 股，“市销率”是他的发明，但最终不得不承认市场更多受非理性情绪波动的影响。尽管格雷厄姆对女人的兴趣高于对投资的兴趣，但巴菲特还说自己是85%的格 雷厄姆+15%的费雪。巴菲特老而弥坚，他不会不明白这些道理。国内大部分人更喜欢林奇，可能是那几本书写的充满希望吧。
身边所见所闻婚姻美满少之又少。傍大款之类不说了，高位追涨不符合投资原理，还有业绩变脸。更多见的情况是草率行事，调查不全面，或者是人类固有的短视行为。
再谈谈成长股的难处吧。1930年代美国底特律有20000家汽车制造商，福特就是在那一轮最残酷的竞争中，以T型车脱颖而出。上周末，20000变成了 2——克莱斯勒动用Chapter11申请破产保护，地震了，不知有多少为它做配套的企业要倒闭。所以2：20000，绝对的小概率事件，最近看到芒格称 “王传福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商人”，照芒格的作风，不像套话，是不是太绝对呢？再衍生一点，企业的成功就是偶然，所谓管理好啊，战略好啊，都是马后炮，所以 每次听到”砍掉成本“之类，第一感觉就是骗子。有人要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说时势造英雄，那么为什么是三鹿，不是蒙牛呢？大家都有XXXX啊……照此说来， 那么多人不是白忙活了？也不能这么说，人总是有野心，“美国梦”永远激励人们，但大部分最终发现这只是一个“梦”。有梦也不错啦，年轻时候的梦，到了年老 回忆是很有意思的。
婚姻确实很麻烦，千算万算，谁能知道几十年之后？但我们可以把握最基本的，比如不追高，比如财务稳健，比如低市盈率，不一定要高成长，高成长也代表着高风险，谁能永保“护城河”不破？
见过不少了，所谓“蜜月”——真的是蜜月，就一个月，长一点三个月，不超过六个月。主要问题有两个：
一是信息不对称，不了解对方秉性，脾气，甚至是病史。我就碰到一位上年纪的，抱怨小孩有哮喘是因为对方整个家族都有哮喘史，结婚前根本不知道。信息不对称会造成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基础理论，不多说了；
二是结婚的时候还年轻，若年轻有为，暂且称为成长股，保持长期30%以上的复合增长不容易啊，不然怎有“伤仲永”一说？就算能达到这个标准吧，但十年过 去，二十年过去，成长性再好也会放缓脚步，唯一能继续持有的理由就是成长股变成了老牌绩优，比如可口可乐、微软。小费雪受老费雪的影响，毕生研究成长 股，“市销率”是他的发明，但最终不得不承认市场更多受非理性情绪波动的影响。尽管格雷厄姆对女人的兴趣高于对投资的兴趣，但巴菲特还说自己是85%的格 雷厄姆+15%的费雪。巴菲特老而弥坚，他不会不明白这些道理。国内大部分人更喜欢林奇，可能是那几本书写的充满希望吧。
身边所见所闻婚姻美满少之又少。傍大款之类不说了，高位追涨不符合投资原理，还有业绩变脸。更多见的情况是草率行事，调查不全面，或者是人类固有的短视行为。
再谈谈成长股的难处吧。1930年代美国底特律有20000家汽车制造商，福特就是在那一轮最残酷的竞争中，以T型车脱颖而出。上周末，20000变成了 2——克莱斯勒动用Chapter11申请破产保护，地震了，不知有多少为它做配套的企业要倒闭。所以2：20000，绝对的小概率事件，最近看到芒格称 “王传福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商人”，照芒格的作风，不像套话，是不是太绝对呢？再衍生一点，企业的成功就是偶然，所谓管理好啊，战略好啊，都是马后炮，所以 每次听到”砍掉成本“之类，第一感觉就是骗子。有人要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说时势造英雄，那么为什么是三鹿，不是蒙牛呢？大家都有XXXX啊……照此说来， 那么多人不是白忙活了？也不能这么说，人总是有野心，“美国梦”永远激励人们，但大部分最终发现这只是一个“梦”。有梦也不错啦，年轻时候的梦，到了年老 回忆是很有意思的。
婚姻确实很麻烦，千算万算，谁能知道几十年之后？但我们可以把握最基本的，比如不追高，比如财务稳健，比如低市盈率，不一定要高成长，高成长也代表着高风险，谁能永保“护城河”不破？
Wednesday, April 15, 2009
印钞票比赛
一季度天量信贷的报道很多，有报道采访了银行内部人士，他们也感到十分反常。央行不会不知道经济下行时期，巨量贷款中坏账比例会提高。一月份新增9000亿，还有不少类似于“一季度通常是一年中贷款比较多的时候”的解释，随后二月、三月，一月比一月高。
"全国今年3月份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1.89万亿元，同比多增1.61万亿元，一季度人民币新增贷款已达4.58万亿元，超过往年全年新增贷款金额。四川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3054.16亿元，同比增长35.12%。"
为什么用这么猛的货币政策？关于货币政策的争论历来激烈，芝加哥学派当然支持这一点，但09年初辜朝明写的《大衰退》也清楚地指出了企业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原因。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政治体系不同，学问也太深刻，不好判断。
想来想去，唯一能解释通的就是中国加入了全世界印钞票比赛的行列中。去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全世界都看跌美元，但美元的走势竟然异常强劲，能解释这个现象 的就是恐惧。大家都不好，就比谁更不好，结果世界人民把票投给了美元。虽然说长期美元看跌，但事实就是这样奇怪，顺带把中信泰富也牵进去了。人说“富不过 三代”，可惜荣家两代都没渡过。accumulate只是表面的东西，补救的办法理论上不复杂，只要在原来的合同以外再买入看跌期权就可以，实际操作可能 有点问题，毕竟头寸太大了。本质还是对风险估计不足，这是题外的话。
美元最终开始下跌，是在3月中旬直升飞机大本宣布直接印钞票购买盖特纳债券之后。国内争论也不少，总理都对中国持有之美债表示疑问，难怪有人要把“人民共 和国”改名“美债共和国”。为了2万亿美债不至于缩水太快，同时也为了帮助出口企业，所以发钞票是最好的办法，但我们不能直接购买国债，所以放贷是一个方 法，中国对付美国印钞机还是有办法的。至于发了钞票以后，国内大小企业再加民众的洗牌过程，那是另一回事。
五常说以未来几年两位数通胀作为代价，来拯救美国经济是值得的。目前CRB还没有动，只在低位横盘——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盯住CRB就可以预期中国的通胀呢？
------
谢国忠在会议上同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胀做出了警示。“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伯南克印钞票就像是在点干柴，而经济危机风太大，火不断被吹灭，而他在不停的点 火，火总有一天会被他点着，”谢国忠进一步指出，火被央行点着之时，也是通胀出现之时。 “在通胀之前，用释放流动性方式是行得通的，不过当通胀苗头出现时，我们就走投无路了”，谢国忠说，“最痛苦的时候就是通胀出现，政府需要收缩流动性的时 候。如果处理不当，新一论经济衰退就会出现。”
"全国今年3月份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1.89万亿元，同比多增1.61万亿元，一季度人民币新增贷款已达4.58万亿元，超过往年全年新增贷款金额。四川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3054.16亿元，同比增长35.12%。"
为什么用这么猛的货币政策？关于货币政策的争论历来激烈，芝加哥学派当然支持这一点，但09年初辜朝明写的《大衰退》也清楚地指出了企业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原因。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政治体系不同，学问也太深刻，不好判断。
想来想去，唯一能解释通的就是中国加入了全世界印钞票比赛的行列中。去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全世界都看跌美元，但美元的走势竟然异常强劲，能解释这个现象 的就是恐惧。大家都不好，就比谁更不好，结果世界人民把票投给了美元。虽然说长期美元看跌，但事实就是这样奇怪，顺带把中信泰富也牵进去了。人说“富不过 三代”，可惜荣家两代都没渡过。accumulate只是表面的东西，补救的办法理论上不复杂，只要在原来的合同以外再买入看跌期权就可以，实际操作可能 有点问题，毕竟头寸太大了。本质还是对风险估计不足，这是题外的话。
美元最终开始下跌，是在3月中旬直升飞机大本宣布直接印钞票购买盖特纳债券之后。国内争论也不少，总理都对中国持有之美债表示疑问，难怪有人要把“人民共 和国”改名“美债共和国”。为了2万亿美债不至于缩水太快，同时也为了帮助出口企业，所以发钞票是最好的办法，但我们不能直接购买国债，所以放贷是一个方 法，中国对付美国印钞机还是有办法的。至于发了钞票以后，国内大小企业再加民众的洗牌过程，那是另一回事。
五常说以未来几年两位数通胀作为代价，来拯救美国经济是值得的。目前CRB还没有动，只在低位横盘——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盯住CRB就可以预期中国的通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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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在会议上同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胀做出了警示。“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伯南克印钞票就像是在点干柴，而经济危机风太大，火不断被吹灭，而他在不停的点 火，火总有一天会被他点着，”谢国忠进一步指出，火被央行点着之时，也是通胀出现之时。 “在通胀之前，用释放流动性方式是行得通的，不过当通胀苗头出现时，我们就走投无路了”，谢国忠说，“最痛苦的时候就是通胀出现，政府需要收缩流动性的时 候。如果处理不当，新一论经济衰退就会出现。”
Tuesday, April 14, 2009
高处不胜寒
近期股市涨势凌厉，光看新闻短线好像不会很快见顶，因为短线还有不少看空的。另外中登的账户数据也显示散户参与的热情还不高，过两天去各处营业部转转，看 看大爷大妈的热度。至于长期，无法判断，不少数据都是矛盾的。商业状况好比刘翔的脚，做了手术，但要恢复夺金的巅峰状态为时尚早。
资金宽松，再加庄股横行推动了去年年底至今的行情，这也不过找个借口，实际是群体行为是很难遏制的。年初江平出了本《台湾股市大泡沫》，挺有趣的。台湾是一个标准的散户市，早年还牵扯进黑社会。大陆大部分操纵市场的手法都是从台湾学来的，昨天在《今周刊》读到一篇“名嘴‧謊言 炒股黑幕”，大股东、基金、分析员、投资顾问，一条相互勾结，又相互倾轧的产业链。大陆从05年开始的全流通，看吧，以后一幕幕都会上演。仔细想想，台湾也不是操纵市场的开山祖师，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早年的故事也很有趣。
从去年年底人大立法严惩操纵，这两天温总又强调了，走势就能看出来黑庄横行。关键是要把成本抬高，当成本接近收益的时候，人就会冷静了，所以虽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还是一个梦想，但他当年对资本贪婪的分析还是鞭辟入里的。从台湾70-80年代超级庄家纷纷销声匿迹，操纵市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
杨百万讲人要知足，话虽简单，做到不易。虽然类似于这样的股市“民间智慧”远不及华尔街商学院的分析来得严谨，但更实用。今天看了3月份凤凰卫视财经正前 方访林园的一段，最有趣的是节目拿07年采访林的片段和最近的片段来比较，林说“我不可能失败”、“对我来说，根本就没有风险”。讽刺的是，节目中还采访 到了林的一位朋友：“02年、03年，他（林园）肯定赔钱啊，他买什么股票都告诉我们了，怎么可能不赔钱呢？”。尤金·奥凯利在绝唱《追逐日光》中有这么 一句话：“达到事业巅峰的人都不是自己走上去的，而是别人硬推上去的”，不过如果还没资格被推上去，而一定要把自己放在高处，那可能真的是高处不胜寒啊。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4月14日消息，上周A股新增开户23.8264万户，较前一周减少12.2116万户，为连续第二周下降。参与交易的A股账户为1625.71万户，较前一周下降300.32万户，为四周来首次下降。
4月14日，中登公司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基金开户数为3.24万户，因只有四个交易日，日开户为8108户，环比下降 29.76%，其中新增封闭式基金开户数仅有478户，日开户仅119.5户，环比下降69.57%，TA系统配号产生的基金开户数为3.19万户，日开 户为7988.5户，环比下降28.36%，截止4月10日，基金帐户总数为2882.80万户。市场人士分析，尽管A股仍在碎步走升，但上周三的大跌令 市场的气氛骤然紧张，场外的投资者观望氛围浓厚，同时随着封闭式基金分红的完成，市场的吸引力在减弱，导致封基的开户热情急速下降。
资金宽松，再加庄股横行推动了去年年底至今的行情，这也不过找个借口，实际是群体行为是很难遏制的。年初江平出了本《台湾股市大泡沫》，挺有趣的。台湾是一个标准的散户市，早年还牵扯进黑社会。大陆大部分操纵市场的手法都是从台湾学来的，昨天在《今周刊》读到一篇“名嘴‧謊言 炒股黑幕”，大股东、基金、分析员、投资顾问，一条相互勾结，又相互倾轧的产业链。大陆从05年开始的全流通，看吧，以后一幕幕都会上演。仔细想想，台湾也不是操纵市场的开山祖师，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早年的故事也很有趣。
从去年年底人大立法严惩操纵，这两天温总又强调了，走势就能看出来黑庄横行。关键是要把成本抬高，当成本接近收益的时候，人就会冷静了，所以虽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还是一个梦想，但他当年对资本贪婪的分析还是鞭辟入里的。从台湾70-80年代超级庄家纷纷销声匿迹，操纵市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
杨百万讲人要知足，话虽简单，做到不易。虽然类似于这样的股市“民间智慧”远不及华尔街商学院的分析来得严谨，但更实用。今天看了3月份凤凰卫视财经正前 方访林园的一段，最有趣的是节目拿07年采访林的片段和最近的片段来比较，林说“我不可能失败”、“对我来说，根本就没有风险”。讽刺的是，节目中还采访 到了林的一位朋友：“02年、03年，他（林园）肯定赔钱啊，他买什么股票都告诉我们了，怎么可能不赔钱呢？”。尤金·奥凯利在绝唱《追逐日光》中有这么 一句话：“达到事业巅峰的人都不是自己走上去的，而是别人硬推上去的”，不过如果还没资格被推上去，而一定要把自己放在高处，那可能真的是高处不胜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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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4月14日消息，上周A股新增开户23.8264万户，较前一周减少12.2116万户，为连续第二周下降。参与交易的A股账户为1625.71万户，较前一周下降300.32万户，为四周来首次下降。
4月14日，中登公司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基金开户数为3.24万户，因只有四个交易日，日开户为8108户，环比下降 29.76%，其中新增封闭式基金开户数仅有478户，日开户仅119.5户，环比下降69.57%，TA系统配号产生的基金开户数为3.19万户，日开 户为7988.5户，环比下降28.36%，截止4月10日，基金帐户总数为2882.80万户。市场人士分析，尽管A股仍在碎步走升，但上周三的大跌令 市场的气氛骤然紧张，场外的投资者观望氛围浓厚，同时随着封闭式基金分红的完成，市场的吸引力在减弱，导致封基的开户热情急速下降。
Wednesday, April 1, 2009
阿-巴：奥巴马的战争
Fernand Braudel Center, Binghamton University
http://fbc.binghamton.edu/commentr.htm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
纽约州宾汉顿大学，美国
http://fbc.binghamton.edu/commentr.htm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路爱国 译）
评论 第254号
阿-巴：奥巴马的战争
阿-巴是美国政府弄出来称呼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新缩写词。其含义是，美国有一个地缘政治问题，美国在此问题上打算推行的战略同时涉及两个国家，两国不能分开来考虑。美国通过向这两个国家任命一个“特别代表”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来强调这项政策。
派美国军队去阿富汗的是乔治·W. 布什。首先推行用美国无人机轰炸巴基斯坦境内政策的也是乔治·W.布什。但是，在进行了“认真的政策评估”后，现在巴拉克·奥巴马也采纳了这两个政策，这 就变成了奥巴马的战争。这并不令人极其意外，因为在总统竞选中奥巴马表示他会做这些事。显然，他现在这样做了。
这个决策日后很可能被看作奥巴马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重大决策，未来历史学家会注意到它在其声誉上留下的印记。这也很可能被看作他最严重的一个错误。因为，正如副总统拜登在该问题的内部政策辩论中明确警告的那样，它很可能成为一个泥潭，要想从中脱身并不比越南战争容易。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为什么他这样做了？这在他当政期间有可能造成什么后果？
我们先来分析他自己对他为什么这样做的解释。他说，“局势越来越危险”，“阿富汗的未来与其邻国巴基斯坦的未来密不可分”，而与阿富汗接壤的巴基斯坦 “边境地区，对美国人民来说，已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为什么如此危险？非常简单，这是由 于它是基地组织“训练恐怖分子”、“策划袭击”的避风港，其袭击不仅针对阿富汗和美国，而且针对世界各国。打击基地组织不再称“反恐战争”了，但很难看出 有什么区别。奥巴马宣称，布什政府失去了其“重点”，而他目前已经制定了“新的总战略”。简言之，在这件事上，奥巴马会比布什干的好。
那么，新的因素是什么？美国将向阿 富汗派更多军队—1万7千名作战部队和4千阿富汗军队的培训员。它将提供更多的资金。它提议在五年之内每年向巴基斯坦提供15亿美元用于“建立学校、道路 和医院”。它提议派“农业专家和教员，工程师和律师”到阿富汗“发展经济，使之不受违法毒品左右。”简言之，奥巴马说，他相信“反对极端主义的运动只靠子 弹和炸弹不能获胜。”
然而，虽未明言但与布什不同的是， 这不会是向这两个政府开出的一张“空白支票”。“巴基斯坦必须表明它承担在本国境内清除基地组织和暴力极端分子的义务。”至于阿富汗，美国“将争取与阿富 汗政府达成一个新协定来打击腐败行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都乐于得到更多资源。它们还没有表示它们将满足奥巴马的条件。而奥巴马也没有说，如果两 国政府不满足他的条件他将采取什么行动。
至于前进道路问题，奥巴马宣称，“ 没有与宿敌的和解就没有和平。”和解？原来，并不是与“死硬的塔利班核心”或基地组织和解，而是与“受胁迫或为了赚钱而拿起武器的”塔利班分子和解。要做 到这一点，奥巴马希望得到帮助。他提议建立一个新的“接触组织”，不仅包括“我们的北约盟国”，而且包括“中亚国家、海湾国家和伊朗、俄国、印度和中国。 ”
这项重要承诺最惊人的一面是它在全世界激起的热情竟如此稀少。在美国，它得到了新保守派残余和麦凯恩的欢迎。迄今，其他政客和媒体都保持缄默。伊朗、俄国和中国也并未随风起舞。他们对与所谓温和塔利班分子实行和解的想法尤其不感冒。《卫报》和《麦克拉奇》[McClatchy]都报道说，塔利班方面的反应是，他们在迄今四分五裂的队伍内部形成了团结—大概与奥巴马想要实现的目前相反。
那么，六个月后可能出现什么情况？ 美国将有更多的军队驻扎在阿富汗，而美国指挥官们可能会说，奥巴马派去2万1千人还不够。更多的北约军队将从那里撤出--伊拉克场景的重复。在巴基斯坦将 出现更多或许范围更广的轰炸，结果整个国家将产生甚至更激烈的反美情绪。巴基斯坦政府不会去打击塔利班，至少出于三个原因。巴基斯坦军队中依然非常有影响 的情报部门事实上支持塔利班。军队其他部分存在着冲突，而且也可能原本就难以胜任这个工作。政府不会真的迫使他们完成更多任务，因为这只能加强其主要竞争 政党，后者反对采取这类行动，而结果有可能是另一场军事政变。
简言之，奥巴马提出的“明确而又集 中的目标”--“破坏、瓦解和打败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并防止他们未来在两国卷土重来”—很可能比以前更难以实现。问题是，到那时奥巴马能做什 么？他可以“坚持到底”（类似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的做法），不断升级派遣军队的承诺，同时更换当地政治领导人（类似肯尼迪/约翰逊和吴庭艳在越南的做 法），或者，他可以掉头逃跑并撤出来（如同美国最终在越南所做的那样）。他不会由于其中任何一个选择而得到赞扬。
我的印象是，奥巴马以为他的讲话给自己留下了某些活动空间。我认为他反倒会发现，他未来的可行性选择将是多么有限。因此我认为，他犯下了一个巨大的、很可能是不可弥补的错误。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版权所有，Agence Global负责发行。有关版权和授权，包括翻译和张贴到非商业网站事宜，请与rights@agenceglobal.com、1.336.686.9002或1.336.286.6606联系。在不改动本评论和展示版权所有条件下，允许下载、电子转发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他人。如欲与作者联系，可发邮件给immanuel.wallerstein@yale.edu。
Friday, March 27, 2009
〈奥巴马胜选演说·文言版〉（修订版） 译者:东东枪
Hello，Chicago!
芝城父老，别来无恙！
If there is anyone out there who still doubts that America is a place wher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ho still wonders if the dream of our founders is alive in our time, who still questions the power of our democracy, tonight is your answer.
余尝闻世人有疑，不知当今美利坚凡事皆可成就耶？开国先贤之志犹岿然于世耶？民主之伟力不减于昔年耶？凡此诸疑，今夕当焕然冰释矣。
It’s the answer told by lines that stretched around schools and churches in numbers this nation has never seen, by people who waited three hours and four hours, many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ir lives,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this time must be different, that their voices could be that difference.
诸疑之释，皆蒙美利坚民众之协力——学塾祠庙之外，市井乡野之间，万千父老焦心若焚，苦待竟日，愿献一票之力。此景此情，前所未见！其中，平生未尝涉国事者，数亦甚夥，乃今有此义举，皆因一念不衰——今夫天下，非同既往，愿发吁天之声，必成动地之势。
It’s the answer spoken by young and old, rich and poor, Democrat and Republican, black, white, Hispanic, Asian, Native American, gay, straight, disabled and not disabled. Americans who sent a message to the world that we have never been just a collection of individuals or a collection of red states and blue states. We are, and always will b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诸疑之释，皆仰吾国万万同胞之齐心——何言贫富老幼之差，党社宗族之异，遑论发肤肌体之别，志趣爱恶之分。吾国既以“合众”为名，吾侪当更无疏离之意，红蓝二党并肩而立，数十邦州挽手相合，无分尔吾，共肇一家也。
It’s the answer that led those who’ve been told for so long by so many to be cynical and fearful and doubtful about what we can achieve to put their hands on the arc of history and bend it once more toward the hope of a better day.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but tonight, because of what we did on this date in this election at this defining moment, change has come to America.
诸疑既释，则冷彻者可得激情，忧惧者可得勇气，犹疑者可得笃定。平生襟抱，虽屡遭辱没，然值此风云之际，鼎新革故，当仁不让，倾力而动乾坤者，吾侪之外，更何人哉！俟望诚久，其志弥坚。幸天地明察，乃有今日，乃有此刻，乃有此一选举——吾邦之大变革，乃自兹而始！
A little bit earlier this evening, I received an extraordinarily gracious call from Sen. McCain. Sen. McCain fought long and hard in this campaign. And he’s fought even longer and harder for the country that he loves. He has endured sacrifices for America that most of us cannot begin to imagine. We are better off for the service rendered by this brave and selfless leader. I congratulate him; I congratulate Gov. Palin for all that they’ve achieved. An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m to renew this nation’s promise in the months ahead.
顷接参议员麦君凯恩电，虽未得晤，幸有一谈，其言谆谆，其意诚诚，鄙人感佩甚矣。选战期内，麦君劳碌几重，奔波几许，皆为国家计。夙夜劬心，诸般求索，非余所能及。其于国于民之惊人牺牲，亦诚非庸庸如吾辈者所可想见。以麦君之胆魄襟怀，能为吾邦所用，实国家之幸，万民之幸也。前途漫漫，国事未定，余所盼切由衷者，唯共麦凯恩君、佩林君，及诸贤士比肩，会吾等之绵力，成吾邦之大业。
I want to thank my partner in this journey, a man who campaigned from his heart, and spoke for the men and women he grew up with on the streets of Scranton and rode with on the train home to Delaware, the vice president-el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Joe Biden.
乔君拜登，余所铭感至深者也。竞选之业，艰辛不足与外人道，幸得乔君襄助，乃竟其功。乔君其人，素言恳辞切，意笃情真，盖斯克兰顿乡邻之提命，特拉华州父老之晤教，俱萦怀在心，未尝忘却也。余蒙不弃，叨居总统之位，愿以天下相累，乔君慨然相允，幸何如之！
And I would not be standing here tonight without the unyielding support of my best friend for the last 16 years, the rock of our family, the love of my life, the nation’s next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拙荆罗氏，鸿案相庄凡一十六载，既为爱侣，更称挚友，既是吾阖家之基石，又系余毕生之至爱。鄙人尝自忖度，倘无贤妻若此，今朝阔论于斯者，不知何人矣！
Sasha and Malia I love you both more than you can imagine. And you have earned the new puppy that’s coming with us to the new White House.
小女萨沙、玛丽，余素深喜之。余尝言，愿购小犬一头相赠，待阖家乔迁总统府邸之日，相携同进吾宅。今当胜负已出，既有一诺在前，必自践行不欺也。
And while she’s no longer with us, I know my grandmother’s watching, along with the family that made me who I am. I miss them tonight. I know that my debt to them is beyond measure.
外祖母大人虽已仙逝，料必有灵在天，俯察人寰，定颔首开颜矣。吾奥巴马氏列祖列宗，亦必如是。今日今时，鄙人追思之心，乌鸟之情，曷其有极！唯生死陌路，仙凡永隔，虽怀反哺之心，而无答报之门也！
To my sister Maya, my sister Alma, all my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the support that you’ve given me. I am grateful to them.
至若玛雅、艾玛二姊妹并吾家诸同胞，所惠余者，更不胜言，久蒙调护，此当拜谢。
And to my campaign manager, David Plouffe, the unsung hero of this campaign, who built the best - the best political campaign, I think,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my chief strategist David Axelrod who’s been a partner with me every step of the way. To the best campaign team ever assembled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s, you made this happen, and I am forever grateful for what you’ve sacrificed to get it done.
大卫·普劳夫君，大卫·阿克塞罗德君，一为鄙人竞选事务之经理，一为鄙人国事韬略之智囊。余尝自喟叹，左右运筹之士，皆亘古未见之贤才。普阿二君，则更此中翘楚。区区不才，有何德能，可得数公鼎力襄助若此？当此功成之际，感荷之心，亦自拳拳。
But above all, I will never forget who this victory truly belongs to. It belongs to you. It belongs to you.
至于鄙人铭之肺腑，寤寐不敢忘怀者，诚诸位也。盖今日鄙人之胜绩，实诸位之胜绩，鄙人之荣光，实诸位之荣光！
I was never the likeliest candidate for this office. We didn’t start with much money or many endorsements. Our campaign was not hatched in the halls of Washington. It began in the backyards of Des Moines and the living rooms of Concord and the front porches of Charleston. It was built by working men and women who dug into what little savings they had to give $5 and $10 and $20 to the cause.
余素朴陋，虽有参选之心，并无必胜之志。谋事之初，银资乏匮，从者寥寥；起事之地，皆蔽寓荒斋，不在高阁；成事之基，无非寻常百姓，升斗之献。
It grew strength from the young people who rejected the myth of their generation’s apathy who left their homes and their families for jobs that offered little pay and less sleep. It drew strength from the not-so-young people who braved the bitter cold and scorching heat to knock on doors of perfect strangers, and from the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volunteered and organized and proved that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later 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has not perished from the Earth. This is your victory.
幸得一众热血青年，抛其家，别其室，不辞其苦，不计其酬，矻矻于此，方得今日之胜。“国中青年爱国之心已泯”之谬论，今可休矣！幸有壮志未已之诸前辈，无惧寒暑，行走奔波，劝说民众，乃竟今日之功。今日之胜，诚数百万美利坚民众之胜也。察其意，皆属踊跃为国，观其行，处处谨严有序，足堪告慰二百年前开国之先贤——民有、民治、民享之政体，未尝动摇也！嗟夫！此实诸位之功也！
And I know you didn’t do this just to win an election. And I know you didn’t do it for me.You did it because you understand the enormity of the task that lies ahead. For even as we celebrate tonight, we know the challenges that tomorrow will bring are the greatest of our lifetime - two wars, a planet in peril, the worst financial crisis in a century.
余知诸君之意非在此一选战，亦非在鄙人一身。盖瞻前路之艰辛，而益知此任不可轻许也。虽今夕欢贺于此，而明朝酒醒，大患仍自当前。两地烽烟熊熊而起，四海之内纷纷而乱，金融业界惶惶而危，皆不容有怠。
Even as we stand here tonight, we know there are brave Americans waking up in the deserts of Iraq and the mountains of Afghanistan to risk their lives for us.There are mothers and fathers who will lie awake after the children fall asleep and wonder how they’ll make the mortgage or pay their doctors’ bills or save enough for their child’s college education. There’s new energy to harness, new jobs to be created, new schools to build, and threats to meet, alliances to repair.
是夜，歌吹饮宴之声不绝于耳，而异邦大漠群山中，吾国大好青年，兀自苦戍边塞，惝恍竟夜，性命尚未得安。吾国千万庶民，为人父母者，兀自惴惴难眠，所忧者，乃房宅所贷，病患之费，抚育之资也。至若吾国能源之耗，百业之兴，庠序之教，攻伐之术，怀远之道，亦皆吾等忡忡挂怀者也。
The road ahead will be long. Our climb will be steep. We may not get there in one year or even in one term. But, America, I have never been more hopeful than I am tonight that we will get there. I promise you, we as a people will get there.
渺渺乎其远，如不可达；危危乎其高，若不可攀。伟业宏图，可一蹴而就耶？余不揣愚钝，愿以四载相期，付诸此业，胜算何如虽不可知，然昂扬必胜之奇志，成就伟业之壮怀，平生未之有也。君子一诺，其重何如，此地今夕，愿斗胆发一狂言——吾辈既在，其事必成！
There will be setbacks and false starts. There are many who won’t agree with every decision or policy I make as president. And we know the government can’t solve every problem. But I will always be honest with you about the challenges we face. I will listen to you, especially when we disagree. And, above all, I will ask you to join in the work of remaking this nation, the only way it’s been done in America for 221 years - block by block, brick by brick, calloused hand by calloused hand.
逶迤坎坷，份内之事。异见争端，料必有之。国中之政府，亦非全知全能者。余所秉承不移者，唯忠信耳。倘有危难于前，必无欺瞒于世。诸君言论臧否，纵与余意相左，必当洗耳以聆。于此之外，更当恳请诸君，同心戮力，共继吾国既肇二百二十一年之大统，汇涓滴之力，而成万世之业。
What began 21 months ago in the depths of winter cannot end on this autumn night. This victory alone is not the change we seek. It is only the chance for us to make that change. And that cannot happen if we go back to the way things were. It can’t happen without you, without a new spirit of service, a new spirit of sacrifice.
前岁冬日，余立志于斯，投身此业，屈指算来，倏然近二载矣。当此秋夜，追思反省，更生惕厉。选战之胜，无非一役之功，吾辈矢志所求者，非在乎此。此役之胜，亦无非革世变时之一大好良机耳。设若止步于斯，垂手而待，或无诸君倾力相援，则壮志丰功，无非泡影，诸般梦想，终归虚妄。
So let us summon a new spirit of patriotism, of responsibility, where each of us resolves to pitch in and work harder and look after not only ourselves but each other. Let us remember that, if this financial crisis taught us anything, it’s that we cannot have a thriving Wall Street while Main Street suffers. In this country, we rise or fall as one nation, as one people.
爱国之心，报国之念，吾人固有之。今吾辈各竭其力，各尽其命，各执己业之外，益当守望相助，而更期普世之荣。当是时也，金融浩劫，四海凶危，鉴之查之，其理自明——寻常商贾既损，金融巨擘焉得独全乎？由是可知，邦域之内，吾辈荣辱休戚，皆相与共矣！
Let’s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fall back on the same partisanship and pettiness and immaturity that has poisoned our politics for so long. Let’s remember that it was a man from this state who first carried the banner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to the White House, a party founded on the values of self-reliance and individual liberty and national unity. Those are values that we all share. And while the Democratic Party has won a great victory tonight, we do so with a measure of humility and determination to heal the divides that have held back our progress.
党争纷纭，锱铢必较，轻狂懵懂，皆腐坏人心惑乱政局之弊也，其来已久，余今愿与诸君协力，共灭除之。昔年曾有此郡先贤，首执共和党之帜，而掌总统府之权。自强独立，自由统一等信念，皆彼党之所倡，亦吾辈之所宗。今岁选战，吾民主党人幸有一胜，然谦恭和合之心未尝少减。
As Lincoln said to a nation far more divided than ours, we are not enemies but friends. Though passion may have strained, it must not break our bonds of affection. And to those Americans whose support I have yet to earn, I may not have won your vote tonight, but I hear your voices. I need your help. And I will be your president, too.
余素信服者，乃山河破碎之际，总统林肯氏之言——“既属同胞，终不为敌。虽弩张剑拔，而血脉未尝断，情义不少减。”固然，仍有四方志士，不为鄙人所动，另有高明之选。虽悭一票之缘，然诸君谠论，余亦声声在耳，字字在心。来日方长，大雅诸君，幸垂教焉！余虽忝列总统之位，必不另眼以待也。
And to all those watching tonight from beyond our shores, from parliaments and palaces, to those who are huddled around radios in the forgotten corners of the world, our stories are singular, but our destiny is shared, and a new dawn of American leadership is at hand.
寰宇民众，散居四海，虽各安其命，而兴衰安危相系，今吾一邦之重兴既见锋芒，则天下之峥嵘必不远矣！
To those - to those who would tear the world down: We will defeat you. To those who seek peace and security: We support you. And to all those who have wondered if America’s beacon still burns as bright: Tonight we proved once more that the true strength of our nation comes not from the might of our arms or the scale of our wealth, but from the enduring power of our ideals: democracy, liberty, opportunity and unyielding hope.
至若如虺如蛇，与世为敌者，吾邦猛志常在，彼等必取灭亡。而温良恭俭，久慕大同者，吾辈则当倾力以助，鼎力相援。犹疑未定，于吾邦之伟力未之信者，吾侪愿以今日盛况以告之——美利坚之所谓“美”者，非刀兵之强，金银之众，实民主、自由、机遇、梦想之美也！
That’s the true genius of America: that America can change. Our union can be perfected. What we’ve already achieved gives us hope for what we can and must achieve tomorrow.
天自有道，地自有德，恩赋吾邦无上异禀。无他，达时知变而已矣。美利坚隆替不衰，合众国日趋至善。以过往先贤之伟绩，助吾侪今日之雄心，开子孙万世之辉光！
This election had many firsts and many stories that will be told for generations. But one that’s on my mind tonight’s about a woman who cast her ballot in Atlanta. She’s a lot like the millions of others who stood in line to make their voice heard in this election except for one thing: Ann Nixon Cooper is 106 years old.
今岁选战，多开亘古之先，屡传千秋佳话。感我至深者，亚特兰大老妪安•尼克松·库帕也——库氏一票，自与数百万美利坚民众之选票无异，其所以称奇者，在其百岁高龄有奇也。
She was born just a generation past slavery; a time when there were no cars on the road or planes in the sky; when someone like her couldn’t vote for two reasons - because she was a woman and because of the color of her skin.
当其父辈之时，天道不彰，黑人为奴。库氏其生也不逢时，汽车尚不行于道，飞机犹未起于空，库氏既属黑人，又系妇道，票选一事，不得问焉。
And tonight, I think about all that she’s seen throughout her century in America - the heartache and the hope; the struggle and the progress; the times we were told that we can’t, and the people who pressed on with that American creed: Yes we can.
今夕此地，回溯库氏百岁之涯，但见吾邦先贤屡败屡战，且退且进，悲欣交集，甘苦杂陈。幸而正道存焉，壮志存焉，曰：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At a time when women’s voices were silenced and their hopes dismissed, she lived to see them stand up and speak out and reach for the ballot. Yes we can.
万马齐喑，其事堪哀，吾邦女界怒而起，愤而争，苦战不歇，历数十载。幸哉库氏，以百岁之高龄，终得亲见女流自立于世，重获天赋之权–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When there was despair in the dust bowl and depression across the land, she saw a nation conquer fear itself with a New Deal, new jobs, a new sense of common purpose. Yes we can.
当其壮岁，库氏曾见黄埃蔽日，百业萧条。举国悲鸣之际，吾美利坚出旷世之新政，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退畏惧之心，扶奋勇之志，终至人各有位，民心乃安——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When the bombs fell on our harbor and tyranny threatened the world, she was there to witness a generation rise to greatness and a democracy was saved. Yes we can.
当吾国良港遭袭，天下桀纣当道，暴政肆虐之时，库氏曾见豪杰群起，民主不亡——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She was there for the buses in Montgomery, the hoses in Birmingham, a bridge in Selma, and a preacher from Atlanta who told a people that “We Shall Overcome.” Yes we can.
峥嵘岁月，民权勃兴，蒙哥马利公车罢辍，伯明翰城黑人群起，塞尔玛城血雨腥风，库氏般般曾历。更尝闻亚特兰大城大贤马丁·路德·金氏振臂登高之呼——“吾等必胜！”诚哉斯言！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A man touched down on the moon, a wall came down in Berlin, a world was connected by our own science and imagination. And this year, in this election, she touched her finger to a screen, and cast her vote, because after 106 years in America, through the best of times and the darkest of hours, she knows how America can change. Yes we can.
俟科学昌明于世，创想通贯一时，既登广寒之阙，又溃柏林之垣。洋洋乎！有百年如是，乃见今岁选战中，库氏之一票。浩浩乎！百有六载交锋更迭，方得美利坚今日之变革——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America, we have come so far. We have seen so much. But there is so much more to do. So tonight, let us ask ourselves - if our children should live to see the next century; if my daughters should be so lucky to live as long as Ann Nixon Cooper, what change will they see? What progress will we have made?
陵谷变迁，俱往矣！追昔抚今，敢不勉哉！再俟百年光阴，倘吾等后辈儿孙，亦有得享高寿如库氏者，复可见何等之世界？吾侪今日之功，他年可得而见之乎？
This is our chance to answer that call. This is our moment. This is our time, to put our people back to work and open doors of opportunity for our kids; to restore prosperity and promote the cause of peace; to reclaim the American dream and reaffirm that fundamental truth, that, out of many, we are one; that while we breathe, we hope. And where we are met with cynicism and doubts and those who tell us that we can’t, we will respond with that timeless creed that sums up the spirit of a people: Yes, we can.
所谓时运天命，莫过于此 ——当为吾邦万民造安身立命之业，为吾辈儿孙启各展雄才之门，为寰宇各国创太平靖晏之世，为吾等壮志赋千秋不灭之元神。吾邦立国之本，必将光耀于天下——万千同胞，当如一人，一息尚存，壮怀不已！纵有世人疑焉，吾辈亦当以千秋不易之训共答之曰：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And may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拜谢诸君！愿天佑吾民，天佑吾邦！
[完]
译者注：
1. 本篇中的英文原文系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 II）当选美国总统后于2008年11月4日晚在芝加哥发表的获胜演说。
2. 文言译本只是游戏之作，并非严谨的翻译。因此，很多语句、段落有基于原文的发挥、演绎，乃至各种添油加醋。
3. 译文采用浅近的文言体，偶有白话间杂。一些辞句语气有意戏仿民国时军政要人的演说、通电之类。
4. 个别词句有意”歪译”了一下，如”麦君凯恩”、”乔君拜登”等混淆姓、名的称谓。
5. 文中提到的”拙荆罗氏”是指奥巴马之妻Michelle Obama。因Michelle Obama原姓Robinson，故此处译为”罗氏”。
芝城父老，别来无恙！
If there is anyone out there who still doubts that America is a place wher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ho still wonders if the dream of our founders is alive in our time, who still questions the power of our democracy, tonight is your answer.
余尝闻世人有疑，不知当今美利坚凡事皆可成就耶？开国先贤之志犹岿然于世耶？民主之伟力不减于昔年耶？凡此诸疑，今夕当焕然冰释矣。
It’s the answer told by lines that stretched around schools and churches in numbers this nation has never seen, by people who waited three hours and four hours, many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ir lives,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this time must be different, that their voices could be that difference.
诸疑之释，皆蒙美利坚民众之协力——学塾祠庙之外，市井乡野之间，万千父老焦心若焚，苦待竟日，愿献一票之力。此景此情，前所未见！其中，平生未尝涉国事者，数亦甚夥，乃今有此义举，皆因一念不衰——今夫天下，非同既往，愿发吁天之声，必成动地之势。
It’s the answer spoken by young and old, rich and poor, Democrat and Republican, black, white, Hispanic, Asian, Native American, gay, straight, disabled and not disabled. Americans who sent a message to the world that we have never been just a collection of individuals or a collection of red states and blue states. We are, and always will b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诸疑之释，皆仰吾国万万同胞之齐心——何言贫富老幼之差，党社宗族之异，遑论发肤肌体之别，志趣爱恶之分。吾国既以“合众”为名，吾侪当更无疏离之意，红蓝二党并肩而立，数十邦州挽手相合，无分尔吾，共肇一家也。
It’s the answer that led those who’ve been told for so long by so many to be cynical and fearful and doubtful about what we can achieve to put their hands on the arc of history and bend it once more toward the hope of a better day.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but tonight, because of what we did on this date in this election at this defining moment, change has come to America.
诸疑既释，则冷彻者可得激情，忧惧者可得勇气，犹疑者可得笃定。平生襟抱，虽屡遭辱没，然值此风云之际，鼎新革故，当仁不让，倾力而动乾坤者，吾侪之外，更何人哉！俟望诚久，其志弥坚。幸天地明察，乃有今日，乃有此刻，乃有此一选举——吾邦之大变革，乃自兹而始！
A little bit earlier this evening, I received an extraordinarily gracious call from Sen. McCain. Sen. McCain fought long and hard in this campaign. And he’s fought even longer and harder for the country that he loves. He has endured sacrifices for America that most of us cannot begin to imagine. We are better off for the service rendered by this brave and selfless leader. I congratulate him; I congratulate Gov. Palin for all that they’ve achieved. An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m to renew this nation’s promise in the months ahead.
顷接参议员麦君凯恩电，虽未得晤，幸有一谈，其言谆谆，其意诚诚，鄙人感佩甚矣。选战期内，麦君劳碌几重，奔波几许，皆为国家计。夙夜劬心，诸般求索，非余所能及。其于国于民之惊人牺牲，亦诚非庸庸如吾辈者所可想见。以麦君之胆魄襟怀，能为吾邦所用，实国家之幸，万民之幸也。前途漫漫，国事未定，余所盼切由衷者，唯共麦凯恩君、佩林君，及诸贤士比肩，会吾等之绵力，成吾邦之大业。
I want to thank my partner in this journey, a man who campaigned from his heart, and spoke for the men and women he grew up with on the streets of Scranton and rode with on the train home to Delaware, the vice president-el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Joe Biden.
乔君拜登，余所铭感至深者也。竞选之业，艰辛不足与外人道，幸得乔君襄助，乃竟其功。乔君其人，素言恳辞切，意笃情真，盖斯克兰顿乡邻之提命，特拉华州父老之晤教，俱萦怀在心，未尝忘却也。余蒙不弃，叨居总统之位，愿以天下相累，乔君慨然相允，幸何如之！
And I would not be standing here tonight without the unyielding support of my best friend for the last 16 years, the rock of our family, the love of my life, the nation’s next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拙荆罗氏，鸿案相庄凡一十六载，既为爱侣，更称挚友，既是吾阖家之基石，又系余毕生之至爱。鄙人尝自忖度，倘无贤妻若此，今朝阔论于斯者，不知何人矣！
Sasha and Malia I love you both more than you can imagine. And you have earned the new puppy that’s coming with us to the new White House.
小女萨沙、玛丽，余素深喜之。余尝言，愿购小犬一头相赠，待阖家乔迁总统府邸之日，相携同进吾宅。今当胜负已出，既有一诺在前，必自践行不欺也。
And while she’s no longer with us, I know my grandmother’s watching, along with the family that made me who I am. I miss them tonight. I know that my debt to them is beyond measure.
外祖母大人虽已仙逝，料必有灵在天，俯察人寰，定颔首开颜矣。吾奥巴马氏列祖列宗，亦必如是。今日今时，鄙人追思之心，乌鸟之情，曷其有极！唯生死陌路，仙凡永隔，虽怀反哺之心，而无答报之门也！
To my sister Maya, my sister Alma, all my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the support that you’ve given me. I am grateful to them.
至若玛雅、艾玛二姊妹并吾家诸同胞，所惠余者，更不胜言，久蒙调护，此当拜谢。
And to my campaign manager, David Plouffe, the unsung hero of this campaign, who built the best - the best political campaign, I think,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my chief strategist David Axelrod who’s been a partner with me every step of the way. To the best campaign team ever assembled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s, you made this happen, and I am forever grateful for what you’ve sacrificed to get it done.
大卫·普劳夫君，大卫·阿克塞罗德君，一为鄙人竞选事务之经理，一为鄙人国事韬略之智囊。余尝自喟叹，左右运筹之士，皆亘古未见之贤才。普阿二君，则更此中翘楚。区区不才，有何德能，可得数公鼎力襄助若此？当此功成之际，感荷之心，亦自拳拳。
But above all, I will never forget who this victory truly belongs to. It belongs to you. It belongs to you.
至于鄙人铭之肺腑，寤寐不敢忘怀者，诚诸位也。盖今日鄙人之胜绩，实诸位之胜绩，鄙人之荣光，实诸位之荣光！
I was never the likeliest candidate for this office. We didn’t start with much money or many endorsements. Our campaign was not hatched in the halls of Washington. It began in the backyards of Des Moines and the living rooms of Concord and the front porches of Charleston. It was built by working men and women who dug into what little savings they had to give $5 and $10 and $20 to the cause.
余素朴陋，虽有参选之心，并无必胜之志。谋事之初，银资乏匮，从者寥寥；起事之地，皆蔽寓荒斋，不在高阁；成事之基，无非寻常百姓，升斗之献。
It grew strength from the young people who rejected the myth of their generation’s apathy who left their homes and their families for jobs that offered little pay and less sleep. It drew strength from the not-so-young people who braved the bitter cold and scorching heat to knock on doors of perfect strangers, and from the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volunteered and organized and proved that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later 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has not perished from the Earth. This is your victory.
幸得一众热血青年，抛其家，别其室，不辞其苦，不计其酬，矻矻于此，方得今日之胜。“国中青年爱国之心已泯”之谬论，今可休矣！幸有壮志未已之诸前辈，无惧寒暑，行走奔波，劝说民众，乃竟今日之功。今日之胜，诚数百万美利坚民众之胜也。察其意，皆属踊跃为国，观其行，处处谨严有序，足堪告慰二百年前开国之先贤——民有、民治、民享之政体，未尝动摇也！嗟夫！此实诸位之功也！
And I know you didn’t do this just to win an election. And I know you didn’t do it for me.You did it because you understand the enormity of the task that lies ahead. For even as we celebrate tonight, we know the challenges that tomorrow will bring are the greatest of our lifetime - two wars, a planet in peril, the worst financial crisis in a century.
余知诸君之意非在此一选战，亦非在鄙人一身。盖瞻前路之艰辛，而益知此任不可轻许也。虽今夕欢贺于此，而明朝酒醒，大患仍自当前。两地烽烟熊熊而起，四海之内纷纷而乱，金融业界惶惶而危，皆不容有怠。
Even as we stand here tonight, we know there are brave Americans waking up in the deserts of Iraq and the mountains of Afghanistan to risk their lives for us.There are mothers and fathers who will lie awake after the children fall asleep and wonder how they’ll make the mortgage or pay their doctors’ bills or save enough for their child’s college education. There’s new energy to harness, new jobs to be created, new schools to build, and threats to meet, alliances to repair.
是夜，歌吹饮宴之声不绝于耳，而异邦大漠群山中，吾国大好青年，兀自苦戍边塞，惝恍竟夜，性命尚未得安。吾国千万庶民，为人父母者，兀自惴惴难眠，所忧者，乃房宅所贷，病患之费，抚育之资也。至若吾国能源之耗，百业之兴，庠序之教，攻伐之术，怀远之道，亦皆吾等忡忡挂怀者也。
The road ahead will be long. Our climb will be steep. We may not get there in one year or even in one term. But, America, I have never been more hopeful than I am tonight that we will get there. I promise you, we as a people will get there.
渺渺乎其远，如不可达；危危乎其高，若不可攀。伟业宏图，可一蹴而就耶？余不揣愚钝，愿以四载相期，付诸此业，胜算何如虽不可知，然昂扬必胜之奇志，成就伟业之壮怀，平生未之有也。君子一诺，其重何如，此地今夕，愿斗胆发一狂言——吾辈既在，其事必成！
There will be setbacks and false starts. There are many who won’t agree with every decision or policy I make as president. And we know the government can’t solve every problem. But I will always be honest with you about the challenges we face. I will listen to you, especially when we disagree. And, above all, I will ask you to join in the work of remaking this nation, the only way it’s been done in America for 221 years - block by block, brick by brick, calloused hand by calloused hand.
逶迤坎坷，份内之事。异见争端，料必有之。国中之政府，亦非全知全能者。余所秉承不移者，唯忠信耳。倘有危难于前，必无欺瞒于世。诸君言论臧否，纵与余意相左，必当洗耳以聆。于此之外，更当恳请诸君，同心戮力，共继吾国既肇二百二十一年之大统，汇涓滴之力，而成万世之业。
What began 21 months ago in the depths of winter cannot end on this autumn night. This victory alone is not the change we seek. It is only the chance for us to make that change. And that cannot happen if we go back to the way things were. It can’t happen without you, without a new spirit of service, a new spirit of sacrifice.
前岁冬日，余立志于斯，投身此业，屈指算来，倏然近二载矣。当此秋夜，追思反省，更生惕厉。选战之胜，无非一役之功，吾辈矢志所求者，非在乎此。此役之胜，亦无非革世变时之一大好良机耳。设若止步于斯，垂手而待，或无诸君倾力相援，则壮志丰功，无非泡影，诸般梦想，终归虚妄。
So let us summon a new spirit of patriotism, of responsibility, where each of us resolves to pitch in and work harder and look after not only ourselves but each other. Let us remember that, if this financial crisis taught us anything, it’s that we cannot have a thriving Wall Street while Main Street suffers. In this country, we rise or fall as one nation, as one people.
爱国之心，报国之念，吾人固有之。今吾辈各竭其力，各尽其命，各执己业之外，益当守望相助，而更期普世之荣。当是时也，金融浩劫，四海凶危，鉴之查之，其理自明——寻常商贾既损，金融巨擘焉得独全乎？由是可知，邦域之内，吾辈荣辱休戚，皆相与共矣！
Let’s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fall back on the same partisanship and pettiness and immaturity that has poisoned our politics for so long. Let’s remember that it was a man from this state who first carried the banner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to the White House, a party founded on the values of self-reliance and individual liberty and national unity. Those are values that we all share. And while the Democratic Party has won a great victory tonight, we do so with a measure of humility and determination to heal the divides that have held back our progress.
党争纷纭，锱铢必较，轻狂懵懂，皆腐坏人心惑乱政局之弊也，其来已久，余今愿与诸君协力，共灭除之。昔年曾有此郡先贤，首执共和党之帜，而掌总统府之权。自强独立，自由统一等信念，皆彼党之所倡，亦吾辈之所宗。今岁选战，吾民主党人幸有一胜，然谦恭和合之心未尝少减。
As Lincoln said to a nation far more divided than ours, we are not enemies but friends. Though passion may have strained, it must not break our bonds of affection. And to those Americans whose support I have yet to earn, I may not have won your vote tonight, but I hear your voices. I need your help. And I will be your president, too.
余素信服者，乃山河破碎之际，总统林肯氏之言——“既属同胞，终不为敌。虽弩张剑拔，而血脉未尝断，情义不少减。”固然，仍有四方志士，不为鄙人所动，另有高明之选。虽悭一票之缘，然诸君谠论，余亦声声在耳，字字在心。来日方长，大雅诸君，幸垂教焉！余虽忝列总统之位，必不另眼以待也。
And to all those watching tonight from beyond our shores, from parliaments and palaces, to those who are huddled around radios in the forgotten corners of the world, our stories are singular, but our destiny is shared, and a new dawn of American leadership is at hand.
寰宇民众，散居四海，虽各安其命，而兴衰安危相系，今吾一邦之重兴既见锋芒，则天下之峥嵘必不远矣！
To those - to those who would tear the world down: We will defeat you. To those who seek peace and security: We support you. And to all those who have wondered if America’s beacon still burns as bright: Tonight we proved once more that the true strength of our nation comes not from the might of our arms or the scale of our wealth, but from the enduring power of our ideals: democracy, liberty, opportunity and unyielding hope.
至若如虺如蛇，与世为敌者，吾邦猛志常在，彼等必取灭亡。而温良恭俭，久慕大同者，吾辈则当倾力以助，鼎力相援。犹疑未定，于吾邦之伟力未之信者，吾侪愿以今日盛况以告之——美利坚之所谓“美”者，非刀兵之强，金银之众，实民主、自由、机遇、梦想之美也！
That’s the true genius of America: that America can change. Our union can be perfected. What we’ve already achieved gives us hope for what we can and must achieve tomorrow.
天自有道，地自有德，恩赋吾邦无上异禀。无他，达时知变而已矣。美利坚隆替不衰，合众国日趋至善。以过往先贤之伟绩，助吾侪今日之雄心，开子孙万世之辉光！
This election had many firsts and many stories that will be told for generations. But one that’s on my mind tonight’s about a woman who cast her ballot in Atlanta. She’s a lot like the millions of others who stood in line to make their voice heard in this election except for one thing: Ann Nixon Cooper is 106 years old.
今岁选战，多开亘古之先，屡传千秋佳话。感我至深者，亚特兰大老妪安•尼克松·库帕也——库氏一票，自与数百万美利坚民众之选票无异，其所以称奇者，在其百岁高龄有奇也。
She was born just a generation past slavery; a time when there were no cars on the road or planes in the sky; when someone like her couldn’t vote for two reasons - because she was a woman and because of the color of her skin.
当其父辈之时，天道不彰，黑人为奴。库氏其生也不逢时，汽车尚不行于道，飞机犹未起于空，库氏既属黑人，又系妇道，票选一事，不得问焉。
And tonight, I think about all that she’s seen throughout her century in America - the heartache and the hope; the struggle and the progress; the times we were told that we can’t, and the people who pressed on with that American creed: Yes we can.
今夕此地，回溯库氏百岁之涯，但见吾邦先贤屡败屡战，且退且进，悲欣交集，甘苦杂陈。幸而正道存焉，壮志存焉，曰：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At a time when women’s voices were silenced and their hopes dismissed, she lived to see them stand up and speak out and reach for the ballot. Yes we can.
万马齐喑，其事堪哀，吾邦女界怒而起，愤而争，苦战不歇，历数十载。幸哉库氏，以百岁之高龄，终得亲见女流自立于世，重获天赋之权–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When there was despair in the dust bowl and depression across the land, she saw a nation conquer fear itself with a New Deal, new jobs, a new sense of common purpose. Yes we can.
当其壮岁，库氏曾见黄埃蔽日，百业萧条。举国悲鸣之际，吾美利坚出旷世之新政，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退畏惧之心，扶奋勇之志，终至人各有位，民心乃安——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When the bombs fell on our harbor and tyranny threatened the world, she was there to witness a generation rise to greatness and a democracy was saved. Yes we can.
当吾国良港遭袭，天下桀纣当道，暴政肆虐之时，库氏曾见豪杰群起，民主不亡——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She was there for the buses in Montgomery, the hoses in Birmingham, a bridge in Selma, and a preacher from Atlanta who told a people that “We Shall Overcome.” Yes we can.
峥嵘岁月，民权勃兴，蒙哥马利公车罢辍，伯明翰城黑人群起，塞尔玛城血雨腥风，库氏般般曾历。更尝闻亚特兰大城大贤马丁·路德·金氏振臂登高之呼——“吾等必胜！”诚哉斯言！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A man touched down on the moon, a wall came down in Berlin, a world was connected by our own science and imagination. And this year, in this election, she touched her finger to a screen, and cast her vote, because after 106 years in America, through the best of times and the darkest of hours, she knows how America can change. Yes we can.
俟科学昌明于世，创想通贯一时，既登广寒之阙，又溃柏林之垣。洋洋乎！有百年如是，乃见今岁选战中，库氏之一票。浩浩乎！百有六载交锋更迭，方得美利坚今日之变革——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America, we have come so far. We have seen so much. But there is so much more to do. So tonight, let us ask ourselves - if our children should live to see the next century; if my daughters should be so lucky to live as long as Ann Nixon Cooper, what change will they see? What progress will we have made?
陵谷变迁，俱往矣！追昔抚今，敢不勉哉！再俟百年光阴，倘吾等后辈儿孙，亦有得享高寿如库氏者，复可见何等之世界？吾侪今日之功，他年可得而见之乎？
This is our chance to answer that call. This is our moment. This is our time, to put our people back to work and open doors of opportunity for our kids; to restore prosperity and promote the cause of peace; to reclaim the American dream and reaffirm that fundamental truth, that, out of many, we are one; that while we breathe, we hope. And where we are met with cynicism and doubts and those who tell us that we can’t, we will respond with that timeless creed that sums up the spirit of a people: Yes, we can.
所谓时运天命，莫过于此 ——当为吾邦万民造安身立命之业，为吾辈儿孙启各展雄才之门，为寰宇各国创太平靖晏之世，为吾等壮志赋千秋不灭之元神。吾邦立国之本，必将光耀于天下——万千同胞，当如一人，一息尚存，壮怀不已！纵有世人疑焉，吾辈亦当以千秋不易之训共答之曰：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And may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拜谢诸君！愿天佑吾民，天佑吾邦！
[完]
译者注：
1. 本篇中的英文原文系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 II）当选美国总统后于2008年11月4日晚在芝加哥发表的获胜演说。
2. 文言译本只是游戏之作，并非严谨的翻译。因此，很多语句、段落有基于原文的发挥、演绎，乃至各种添油加醋。
3. 译文采用浅近的文言体，偶有白话间杂。一些辞句语气有意戏仿民国时军政要人的演说、通电之类。
4. 个别词句有意”歪译”了一下，如”麦君凯恩”、”乔君拜登”等混淆姓、名的称谓。
5. 文中提到的”拙荆罗氏”是指奥巴马之妻Michelle Obama。因Michelle Obama原姓Robinson，故此处译为”罗氏”。
Thursday, March 26, 2009
"Peripheral care should be the central concern"
FINANCIAL TIMES
"Peripheral care should be the central concern"
By George Soros
Monday, March 23, 2009
The forthcoming Group of 20 meeting is a make-or-break event. Unless it comes up with practical measures to support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are even more vulnerable than the developed ones, markets are going to suffer another sinking spell just as they did last month when Tim Geithner, Treasury secretary, failed to produce practical measures to recapitalise the US banking system.
This crisis is different from all the others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reviously, the authorities got their act together and prevented the financial system from collapsing. This time, after the failure of Lehman Brothers last September, the system broke down and was put on artificial life support. Among other measures, both Europe and the US in effect guaranteed that no other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 would be allowed to fail.
This necessary step had unintended adverse consequences: many other countries, from eastern Europe to Latin America, Africa and south-east Asia, could not offer similar guarantees. As a result, capital fled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entre. The flight was abetted by national financial authorities at the centre who encouraged banks to repatriate their capital. In the periphery countries, currencies fell, interest rates rose and credit default swap rates soared. When history is written, it will be recorded that - in contrast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 protectionism first prevailed in finance rather than trade.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ace a novel task: to protect the periphery countries from a storm created in the developed world. Global institutions are used to dealing with governments; now they must deal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private sector. If they fail to do so, the periphery economies will suffer even more than those at the centre, because they are poorer and more dependent on commodities than the developed world. They also face $1,440bn (€1,060bn, £994bn) of bank loans coming due in 2009. These loans cannot be rolled over without international aid.
Gordon Brown, the UK prime minister, recognised the problem and designated the G20 meeting to address it. Yet profound attitudinal differences have surfaced, particularly between the US and Germany. The US has recognised that the collapse of credit in the private sector can be reversed only by using the credit of the state to the full. Germany, traumatised by the memory of hyperinflation in the 1920s, is reluctant to sow the seeds of future inflation by incurring too much debt. Both positions are firmly held. The controversy threatens to disrupt the meeting.
Yet it should be possible to find common ground. Instead of setting a universal target of 2 per 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for stimulus packages, it is enough to agree that the periphery countries need aid to protect their financial systems. This is in the common interest. If the periphery economies are allowed to collapse,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ill also be hurt.
As things stand, the G20 meeting will produce some concrete results: the resources of the IMF are likely to be doubled, mainly by us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new arrangements to borrow", which can be activated without resolving the vexed question of reapportioning voting rights.
This will be sufficient to enable the IMF to help specific countries at risk but it will not provide a systemic solution for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 solution is readily available in the form of 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s are complex but they boil down to the international creation of money. Countries that can create their own money do not need them but periphery countries do. The rich countries should therefore lend their allocations to the nations in need.
Recipient countries would pay the IMF interest at a very low rate, equivalent to the composite average treasury bill rate of all convertible currencies. They would have free use of their own allocations but would be supervised in how the borrowed allocations were used to ensure they were well spent.
In addition to the one-time increase in the IMF's resources, there ought to be a big annual issue of SDRs, of say $250bn, as long as the recession lasts. It is too late to use the April 2 G20 meeting to agree this, but if it were raised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endorsed by others, this would be sufficient to give heart to the markets and turn the meeting into a resounding success.
The writer is chairman of Soros Fund Management and author of the forthcoming The Crash of 2008 (PublicAffairs 2009)
"Peripheral care should be the central concern"
By George Soros
Monday, March 23, 2009
The forthcoming Group of 20 meeting is a make-or-break event. Unless it comes up with practical measures to support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are even more vulnerable than the developed ones, markets are going to suffer another sinking spell just as they did last month when Tim Geithner, Treasury secretary, failed to produce practical measures to recapitalise the US banking system.
This crisis is different from all the others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reviously, the authorities got their act together and prevented the financial system from collapsing. This time, after the failure of Lehman Brothers last September, the system broke down and was put on artificial life support. Among other measures, both Europe and the US in effect guaranteed that no other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 would be allowed to fail.
This necessary step had unintended adverse consequences: many other countries, from eastern Europe to Latin America, Africa and south-east Asia, could not offer similar guarantees. As a result, capital fled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entre. The flight was abetted by national financial authorities at the centre who encouraged banks to repatriate their capital. In the periphery countries, currencies fell, interest rates rose and credit default swap rates soared. When history is written, it will be recorded that - in contrast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 protectionism first prevailed in finance rather than trade.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ace a novel task: to protect the periphery countries from a storm created in the developed world. Global institutions are used to dealing with governments; now they must deal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private sector. If they fail to do so, the periphery economies will suffer even more than those at the centre, because they are poorer and more dependent on commodities than the developed world. They also face $1,440bn (€1,060bn, £994bn) of bank loans coming due in 2009. These loans cannot be rolled over without international aid.
Gordon Brown, the UK prime minister, recognised the problem and designated the G20 meeting to address it. Yet profound attitudinal differences have surfaced, particularly between the US and Germany. The US has recognised that the collapse of credit in the private sector can be reversed only by using the credit of the state to the full. Germany, traumatised by the memory of hyperinflation in the 1920s, is reluctant to sow the seeds of future inflation by incurring too much debt. Both positions are firmly held. The controversy threatens to disrupt the meeting.
Yet it should be possible to find common ground. Instead of setting a universal target of 2 per 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for stimulus packages, it is enough to agree that the periphery countries need aid to protect their financial systems. This is in the common interest. If the periphery economies are allowed to collapse,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ill also be hurt.
As things stand, the G20 meeting will produce some concrete results: the resources of the IMF are likely to be doubled, mainly by us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new arrangements to borrow", which can be activated without resolving the vexed question of reapportioning voting rights.
This will be sufficient to enable the IMF to help specific countries at risk but it will not provide a systemic solution for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 solution is readily available in the form of 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s are complex but they boil down to the international creation of money. Countries that can create their own money do not need them but periphery countries do. The rich countries should therefore lend their allocations to the nations in need.
Recipient countries would pay the IMF interest at a very low rate, equivalent to the composite average treasury bill rate of all convertible currencies. They would have free use of their own allocations but would be supervised in how the borrowed allocations were used to ensure they were well spent.
In addition to the one-time increase in the IMF's resources, there ought to be a big annual issue of SDRs, of say $250bn, as long as the recession lasts. It is too late to use the April 2 G20 meeting to agree this, but if it were raised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endorsed by others, this would be sufficient to give heart to the markets and turn the meeting into a resounding success.
The writer is chairman of Soros Fund Management and author of the forthcoming The Crash of 2008 (PublicAffairs 2009)
WALL STREET JOURNAL
One Way to Stop Bear Raids
Credit default swaps need much stricter regulation.
By George Soros
Tuesday, March 24th, 2009
In all the uproar over AIG,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has been ignored. AIG failed because it sold large amounts of credit default swaps (CDS) without properly offsetting or covering their positions. What we must take away from this is that CDS are toxic instruments whose use ought to be strictly regulated: Only those who own the underlying bonds ought to be allowed to buy them. Instituting this rule would tame a destructive force and cut the price of the swaps. It would also save the U.S. Treasury a lot of money by reducing the loss on AIG's outstanding positions without abrogating any contracts.
CDS came into existence as a way of providing insurance on bonds against default. Since they are tradable instruments, they became bear-market warrants for speculating on deteriorating conditions in a company or country. What makes them toxic is that such speculation can be self-validating.
Up until the crash of 2008, the prevailing view -- called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 was that the price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accurately reflect all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i.e. the underlying reality). But this is not true. Financial markets don't deal with the current reality, but with the future -- a matter of anticipation, not knowledge. Thus, we must understand financial markets through a new paradigm which recognizes that they always provide a biased view of the future, and that the distortion of prices in financial markets may affect the underlying reality that those prices are supposed to reflect. (I call this feedback mechanism "reflexivity.")
With the help of this new paradigm, the poisonous nature of CDS can be demonstrated in a three-step argument. The first step is to acknowledge that being long and selling short in the stock market has an asymmetric risk/reward profile. Losing on a long position reduces one's risk exposure, while losing on a short position increases it. As a result, one can be more patient being long and wrong than being short and wrong. This asymmetry discourages short-selling.
The second step is to recognize that the CDS market offers a convenient way of shorting bonds, but the risk/reward asymmetry works in the opposite way. Going short on bonds by buying a CDS contract carries limited risk but almost unlimited profit potential. By contrast, selling CDS offers limited profits but practically unlimited risks. This asymmetry encourages speculating on the short side, which in turn exerts a 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underlying bonds. The negative effect is reinforced by the fact that CDS are tradable and therefore tend to be priced as warrants, which can be sold at anytime, not as options, which would require an actual default to be cashed in. People buy them not because they expect an eventual default, but because they expect the CDS to appreciate in response to adverse developments.
AIG thought it was selling insurance on bonds, and as such, they considered CDS outrageously overpriced. In fact, it was selling bear-market warrants and it severely underestimated the risk.
The third step is to recognize reflexivity, which means that the mispricing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can affect the fundamentals that market prices are supposed to reflect. Nowhere is this phenomenon more pronounced than in the cas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hose ability to do business is so dependent on trust. A decline in their share and bond prices can increase their financing costs. That means that bear raids 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n be self-validating.
Taking these three considerations together, it's clear that AIG, Bear Stearns, Lehman Brothers and others were destroyed by bear raids in which the shorting of stocks and buying CDS mutually amplified and reinforced each other. The unlimited shorting of stocks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abolition of the uptick rule, which would have hindered bear raids by allowing short selling only when prices were rising. The unlimited shorting of bonds was facilitated by the CDS market. The two made a lethal combination. And AIG failed to understand this.
Many argue now that CDS ought to be traded on regulated exchanges. I believe that they are toxic and should only be allowed to be used by those who own the bonds, not by others who want to speculate against countries or companies. Under this rule -- which would requir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and federal legislation -- the buying pressure on CDS would greatly diminish, and all outstanding CDS would drop in price. As a collateral benefit, the U.S. Treasury would save a great deal of money on its exposure to AIG.
Mr. Soros is chairman of Soros Fund Management and author of "The Crash of 2008" (PublicAffairs, 2009).
Thursday, March 19, 2009
Sunday, March 15, 2009
美国发生内战？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
纽约州宾汉顿大学，美国
http://fbc.binghamton.edu/commentr.htm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路爱国 译）
评论 第253号
美国发生内战？
我们正在习惯于各种禁忌被打破的现象。世界媒体都在讨论银行“国有化”是否是个好主意。不是别人，正是艾伦·格林斯潘这位纯市场资本主义的超级自由主义信徒艾茵·兰德[Ayn Rand]的门生最近谈到，每隔一百年我们必须把银行国有化，而目前或许正是这样的时刻。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ay Graham]同意他的看法。左翼凯恩斯主义者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讨论了这个观点的利弊。尽管他认为弊大于利，但他仍愿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以期引起知识界的进一步探讨。
听到这些极端保守的名士们提出国有化建议后，我们现在又听到有人认真讨论美国发生内战的可能性。反共意识形态的使徒、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布热津斯基说，他担心出事，因为可能会有“千百万失业者面临可怕的困境”，这些人已经认识到，“巨大财富转向极少数人的这种现象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
他提醒听众说，1907年发生大规模银行危机的时候，大金融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P. Morgan]把一群富有的金融家请到他家，把他们锁在自己书房不准离去，直到他们统统掏钱设立了一个基金来稳定银行。布热津斯基说：“有钱阶级今何在？那些赚了成亿美元的人为什么不做点什么？”
布热津斯基说，如果他们不能自觉自愿地做点什么，“阶级之间的冲突将会增加，而如果人们失业了并真正受到了伤害，不瞒你说，甚至有可能发生暴动！”
欧洲有个叫做 LEAP/Europe的机构，它每月向自己的客户即政客、公职人员、工商界和投资人士发布保密的“全球欧洲预期报告”，几乎就在同时，它的2月份报告也 专门讨论了全球地缘政治混乱问题。该报告描绘的不是一幅美景。它讨论了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发生内战的可能性。它预测将出现一场“普遍恐慌”，导致冲突或半内战。
专家们有一些建议：“如果你的国家或地区是容易获得大量枪支的地方，如果可能的话，你最好还是…离开这个地方。”这些国家中唯一符合容易获取大批枪支这种描述的就是美国。LEAP/Europe的领导人弗兰克·比昂盖里[Franck Biancheri]指出，“美国民间有2亿支枪，社会暴力已经通过团伙活动得到展现。”撰写该报告的专家声称，已经有美国人正在向欧洲移民，因为欧洲是“人身危险很小的地方”。
如果说，布热津斯基希望美国出现另一个摩根来强迫“有钱”阶级觉醒，那么，LEAP/Europe的报告则把20国集团
这些分析并非来自左翼知识分子或激进社会运动。它们是严肃的分析人士公开表达的恐惧，这些人属于美国和欧洲现存体制的上层。只有这类人确实害怕的时候，语言上的禁忌才会被打破。打破禁忌的含义是要采取重大的紧急行动—类似于1907年摩根把金融家们锁到自己家里的举动。
在1907年倒是更容易些。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版权所有，Agence Global负责发行。有关版权和授权，包括翻译和张贴到非商业网站事宜，请与rights@agenceglobal.com、1.336.686.9002或1.336.286.6606联系。在不改动本评论和展示版权所有条件下，允许下载、电子转发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他人。如欲与作者联系，可发邮件给immanuel.wallerstein@yale.edu。
Thursday, March 5, 2009
大火暴央视高层贪腐：《财经》杂志遭封杀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新一期《财经》杂志3日遭中宣部下令回收，原因是其中报道了中央电视台新楼火灾调查过程中牵涉的央视高层贪腐问题。对此，本台驻上海特约记者曹国星报道说：
这篇由报道由财经杂志两位记者署名，称央视新楼火灾后，检、警对责任的调查并不止于渎职侵权，还延展至央视新址工程的经济问题。
对火灾有直接责任的央视新址筹建办主任徐威被刑事拘留后，交待了诸多问题，涉及央视新址建设诸项工程招投标经济问题，其中，涉及了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央视新址法定代表人李晓明。
报道说，元宵夜的烟花不仅是火灾元凶，亦是经济问题调查的主要突破口。引发火灾的烟花是由央视内部人控制的大新恒太采购而来，徐威则直接收取回扣8万元。
而大新恒太最早是由央视为新址建设专门成立的北京央视国金工程管理公司出资500万成立，后被几位央视中层“私有化”。并承揽了央视新址建设所需的设备、软件、系统设计、系统集成等，成立三年以来，至少经营了与央视新址工程有关的七宗业务，标的总金额过亿。
坊间还有传言称，大新恒太的几位股东如赵军，赵序霞，可能是台长赵化勇的家属，不过目前未能查证，61岁的赵化勇本应在2008年正常退休。
央视新楼由在2001年，原国家计委批复，总投资76.66亿元；其中央视自有资金55.17亿元，银行贷款21.49亿元。此后，央视新址建设工期一延再延，项目资金也一再上涨。
至2004年8月，国家发改委的批文增加资金至78.91亿元。至今，央视新址工程的建设投资已达120余亿元，另有70多亿元新设备费用，总投资200亿。
报道称，国家审计署2009年专项计划中，将包括对中央电视台管理层的离任审计，并将审计央视新址工程。
今天上午，这篇名为《央视大火“烧出”工程腐败，审计署介入》的调查报道在财经杂志网站上挂了五个小时后，被中宣部下令删除。
同时，部分还未送到订户手中的杂志也被要求回收。零售市场还可以看到这期杂志，但有很多订户反映没收到这期杂志。不过，正在北京的两会代表已经收到了记者派送的这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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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址大火余波未了
元宵夜的火灾，亦使公司化运作和新址建设中的“黑洞”端倪渐显
《财经》记者 欧阳洪亮 罗昌平
在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下称央视新址）大火发生半月之后，指向渎职侵权的调查已获新的突破，共约20名涉案嫌犯被北京市公安局采取措施。
2009年2月9日晚8时20分左右，农历元宵之夜，央视新址因其工作人员擅自雇用烟花公司违规燃放A类烟花，导致北配楼起火并持续近六个小时。事故导致一死七伤（参见《财经》2009年第4期“追问央视新址大火”）。
案发当夜22时许，央视副总工程师、新台址建设工程办公室（下称央视新址办）主任徐威，即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呼家楼派出所带走，监控在一家宾馆。相继被查的还有现场三名央视新址办工作人员，以及负责现场燃放礼花的湖南浏阳三湘烟花制造公司的八名员工。上述12人因涉嫌危险物品肇事罪，成为第一批被刑事拘留者。
2月19日，北京警方再刑拘五名涉案嫌犯。其中包括运输烟花爆竹的司机，以及帮助联系现场燃放公司的中间人等。
北京市警方、检方的调查并不止于渎职侵权，还延展至央视新址工程的经济问题。《财经》记者从多个渠道获知，承揽央视新址工程B标段（即北配楼）的北京城建集团一名项目负责人受到办案部门调查；中央电视台排名第五的副台长、央视新址园区法定代表人李晓明亦被调查。
《财经》记者调查确证，上述约20名被调查人员中，央视新址办原主任徐威、新址办综合业务处副处长邓炯慧、北京大新恒太传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大新恒太）董事长沙鹏，均已聘请辩护律师。沙鹏同时也有央视员工身份，围绕其名下公司在央视新址工程中的大宗业务，成为调查机关线索突破的关键所在。
徐威身后
据《财经》记者从接近办案的人士处获悉，徐威在被刑事拘留后，交待了诸多问题，已经超越简单的火灾渎职行为。据透露，徐威交待的问题涉及央视新址建设诸项工程招投标经济问题，“徐威之后还有谁，尚未可知”。
中央电视台现任台长赵化勇1999年2月主政央视以来，中央电视台经营业务向公司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央视新址建设亦以公司化模式进行。2008年2月，赵化勇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会议报告中称，2003年正式启动的新址建设工程，经过五年奋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
一年后的此番大火，则使公司化运作和新址建设中的“黑洞”端倪渐显。
根据现行体制，隶属国家广电总局的中央电视台，为副部级事业单位。其最高决策机构为央视党组，下设行政、采编、经营、技术四个委员会。在行政委员会之下，2001年3月新设立央视新址筹建办，由央视副台长李晓明任法定代表人，副总工程师、技术管理办公室主任徐威兼任主任，负责新址建设筹备。2005 年获得广电总局批文后，新址办正式成立，徐威开始全面负责央视新址建设。
对应于此，2003年，央视与北京市第一家专门从事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的企业——北京国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了北京央视国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央视国金），对央视新址建设实行公司化运作，由徐威任法定代表人。徐威得以掌控央视200亿元新址建设资金的运作。
地处北京CBD核心区域的央视新址园区，于2005年4月28日开工，内含位于园区西南侧的CCTV主楼、西北侧的TVCC电视文化中心（即起火的北配楼，含文华东方酒店）、东北角的能源服务中心。早在2001年，原国家计委“[2001]2795”号文批复，央视新址工程项目获准立项，总投资 76.66亿元；其中央视自有资金55.17亿元，银行贷款21.49亿元。
此后，央视新址建设工期一延再延，项目资金也一再上涨。至2004年8月，国家发改委的批文增加资金至78.91亿元。至今，央视新址工程的建设投资已达120余亿元，另有70多亿元新设备费用。据悉，央视搬迁新址将全部使用新设备，原设备将留原址备用。
在担任新址办主任之前，徐威在央视任职近20年，一直为技术人员，曾多次参加央视的大型宣传节目和重大报道活动的技术方案制订和组织实施工作，自2000年12月起任技术管理办主任。
为何新址建设没有让基建处或者后勤部门主抓，而让一个技术负责人牵头？熟知内情的央视内部人员称，原因之一可能是徐威与央视副台长、央视新址园区法定代表人李晓明是大学同学，关系密切。
在周围人的印象中，徐威为人灵活而豪爽义气。其中学同学忆述：“每次同学聚会，都是徐威为大家埋单。”在同学眼里，徐威当年在班上并不起眼，但毕业后混最好。
《财经》记者获悉，2月9日央视大火当晚，李晓明即被办案部门传讯，旋即回家。第二天，李再度被传讯。接近李晓明的人表示，火灾后，副台长李晓明接受了办案部门调查，但并未被控制，2月24日，依旧见到李晓明在台里上班。
烟花牵出关联公司
元宵夜的烟花不仅是火灾元凶，亦是经济问题调查的主要突破口。
从2007年开始，央视连续三年安排在新址园区燃放烟花，其中2007年放了价值约30万元的烟花，2008年放了约50万元的烟花。此次引起大火的烟花燃放号称100万元，据央视内部人士透露，实际价值约35万元。
据《财经》记者从业内了解，烟花行业回扣高达30％。经销商获利丰厚。
接近案件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央视新址办多次燃放的烟花，均采购自浏阳三湘公司。初步调查，仅此批烟花，徐威即从三湘公司获得约8万元现金回扣。这成为徐威涉嫌经济问题的直接突破口。
进一步调查发现，央视新址办采购此批700余发烟花，全由大新恒太走账。火灾发生当晚，大新恒太董事长沙鹏被控制，接着被刑事拘留。
大新恒太业务主要为针对央视新址建设提供设备、软件、系统设计、系统集成等。大新恒太成立于2006年1月，500万元注册资本由央视国金全资注入，徐威为该公司第一任法定代表人。自此之后，大新恒太走上了一条由内部人控制的“私有化”之路。
2006年4月12日，央视国金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影响传媒有限公司。影响传媒有限公司亦长期依托于央视承揽广告、咨询和培训业务。
不过，在成功中标央视的多哈亚运会转播设备采购项目、“专用采编四（SATA）”项目两笔业务后，影响传媒有限公司即从大新恒太全身退出，将股权转让给李鷷、赵军、沙鹏、沈旭、赵序霞五名自然人。
《财经》记者查证，李鷷又名李明桦，系沙鹏女友，现任央视国金财务部副经理、央视文化中心财务总监，为徐威下属；赵军、沙鹏亦为央视新址办员工，五人均与徐威关系亲密。
此后的2007年，大新恒太公司的股东变动频繁。当年7月9日，沈旭、赵序霞退出，黄丽芳进入；11月17日，北京亚细亚智业科技有限公司向大新恒太注资500万元，使后者注册资本增至1000万元。2007年11月23日至今，李鷷、黄丽芳、亚细亚公司退出。此后，该公司股权再未发生变化，1000万元注册资本由五名自然人分持，其中，罗凤娇330万元、赵军310万元、沙鹏180万元、李小冬150万元、赵序霞30万元。
上述人员中，赵军、赵序霞两人均为央视新址办员工，且在关键部门任职；其中，赵序霞系徐威在电视技术设备和软件工程方面多年合作的伙伴，在新址开始建设后，调入新址办。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大新恒太成立三年以来，至少经营了与央视新址工程有关的七宗业务，标的总金额过亿元。如2007年，仅在央视新址工程，即承揽了弱电工程B标段及A标段服务楼弱电网络系统设备材料供应项目、基础应用系统集成和软件开发项目；2008年，又获得奥运节目光传输设备，以及新址工程中的 B标段酒店客房AV系统设备材料招标项目；等等。
微妙的“责任分担”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徐威、沙鹏被刑拘后，央视有关方面即为两名当事人聘请了代理律师。
其中，徐威的律师在接手此案之后，曾就责任归属提出三点法律意见：一是此工程是否交付，若未交付，施工方是否承担责任；二是当夜燃放烟花，是徐威个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三是烟花公司在A类烟花的运输与燃放过程中是否担责。
接近案件调查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如何鉴定这三方的责任，专家组仍存在争议。据初步核查结果，徐威的行为显然是单位行为。当晚烟花燃放时，央视安排了四台专业摄像机，“现场录制焰火中的央视新址，以备存档今后用于电视节目中”。
上述人士介绍，目前偏向于业主单位央视负主要责任，施工方、烟花公司负不同程度的次要责任。
湖南三湘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目前被刑拘的员工共九人，为所涉当事各方身陷最深者。2月17日上午，三湘烟花公司董事长戴剑虹在电话中告诉《财经》记者：“北京市公安局已派人来公司，正在调查此事。”
据新华社报道中引述的北京警方人士的话称，在新近五名被拘留人员中，包括运输烟花爆竹的司机、帮助司机躲避警方检查绕行小路的带路人，以及帮助联系现场燃放公司的中间人等。根据《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北京对烟花爆竹实行专营制度，单位和个人必须从具有许可证的销售网点购买烟花爆竹，私自从外省市购买烟花爆竹被明令禁止。非但如此，北京市还规定，在该市行政区域内运输烟花爆竹，应当取得公安机关的运输许可，否则不得运输。
不过，针对三湘烟花公司的责任，各界说法不一。徐威的辩护律师认为，烟花公司应该承担运输和燃放A类烟花的申报责任；但反对的声音认为，三湘烟花公司受雇于央视新址办，后者才是直接的责任方。
随着施工方北京城建集团一名项目负责人被调查，此案又已引起对工程建设与实施的关注。
2月13日，央视召开高层会议，通报了火灾现场勘察的初步结果：央视新址北配楼着火后，燃烧主要集中在钛合金下面的保温层，具有表皮过火的特点。大楼保温层使用的材料是国家推荐使用的新型节能保温材料，这种材料燃烧后过火极快，因此瞬间从北配楼顶部蔓延到整个大楼，这次火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筑物过火燃烧最快的一例。
北京市消防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骆原告诉记者，火灾蔓延如此之快，与建筑材料、建筑物高度都有直接关系。
据北京市消防局提供的资料，起火的电视文化中心共30层，高159米，建筑面积103648平方米，主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外立面装修材料南北侧为玻璃幕墙，东西立面为钛锌板，外墙保温材料为挤塑板等。
由此看来，此次大火虽为“人祸”，但大楼防火不达标的保温材料“挤塑板”亦是“帮凶”。此次失火的央视新址B标段，其幕墙工程由中山盛兴股份公司承建。2005年11月21日下午，央视和中山盛兴关于北配楼幕墙工程签约仪式在北京建国门外长富宫饭店举行，央视副台长李晓明亲自出席签约仪式。
中山盛兴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冯国敏对《财经》记者表示，有关幕墙防火材料是否达标的问题，相关部门已经在进行调查，目前不方便表态。《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防火审核意见书》显示，北京市消防局曾对央视新址共提出26条消防整改措施，其中八条涉及北配楼，如“地上14层采用扩大防烟前室代替避难层 ”，“5层、27层、28层厨房所用的燃气管道要从地下一层进线处穿越防火分区”等，均不符合防火规范。可见，施工方在消防方面的疏忽，以及元宵之夜未劝阻业主方燃放烟花，也存在责任。
善后之局
而今，火后的央视新址北配楼仍被封锁，一侧的三环路边，常有人驻足留影。其是拆是修，为人们所关注。
2月13日，央视召开高层会议内部通报称，专家组认为，北配楼过火后，由外墙往里损失逐渐减轻，越往外损失越严重。大楼朝南、朝北方向的窗户玻璃没有破碎，室内的物品基本完好。玻璃破碎的房间大都只在窗户附近有火烧情况。“初步判断，大楼主体结构基本没有问题，挂幕墙的金属网架整体也基本完好，钢筋混凝土结构没有受到损伤，承载屋顶的桁架没有发生明显变形，但个别部位需要修补。”
然而，央视此次会议所述的“专家组”，邀请的是建筑专家。他们初步形成的结论不具有法律效力，亦未获得建设、消防主管部门的认同。
据《财经》记者了解，建设部、北京市消防局的联合调查组，国家安监总局的独立专家局，仍在进行勘察工作，目前均未正式发表调查结论。一位建筑装饰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他对央视内部通报持谨慎态度，认为其中某些细节难以置信，比如“大楼朝南、朝北方向的窗户玻璃没有破碎的，室内的物品基本完好”，是“基本不可能的”。
接近调查组的一位人士称，一名受央视邀请现场勘察的建筑专家口头表达了两条意见：长达六小时的高温燃烧导致结构强度大大下降，受力状况明显改变，安全隐患很大；作为全球瞩目的中国标志性建筑，加之处于华北地震带和北京中央商务区，不容许再次发生任何意外。
“烧了五六个小时，楼的主体结构也差不多了。”参与北配楼前期设计的建筑师吴朝辉说。
另一位主张拆除大楼的建筑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如果不拆除，修补的资金远比拆除的少。但对未来的央视接任者来说，不拆除，可能意味要时刻应对一个“定时炸弹”。
大火和徐威被拘，亦使得央视电视文化中心面临着善后之局。
失火的央视电视文化中心（TVCC），由央视所属的中广影视卫星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于2007年4月共同出资组建，是新址建设工程以及中央电视台媒体经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失火时，电视文化中心已完成投资20多亿元；2009年年前，央视资产登记时，核定为30亿元。
电视文化中心核心产业为央视华汇时代剧院和文华东方酒店。文华东方酒店拥有241间豪华客房及高档配套设施，原计划酒店于2008年中开业，但一直拖延到2009年火灾被烧毁，依旧没有开业。大火过后，酒店开业将无限期后延。
央视华汇时代剧院在2008年完工开始承揽演出业务，作为开幕大戏的《陪我看电视》已经签约并进行广告宣传，原计划于2009年3月18日上演，演出票都已经售出。火灾后，必须临时终止演出更换场地，央视电视文化中心将面临系列合同纠纷。
2月13日，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主持召开的央视高层会议决定，央视新址主体大楼的搬迁计划不变，仍在今年国庆节前后陆续进行。
央视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61岁的赵化勇本应在2008年正常退休。火灾发生之后，赵化勇全力投入善后事宜，中央电视台日常工作由第一副台长张长明全权负责。
据悉，国家审计署2009年专项计划中，将包括对中央电视台管理层的离任审计，并延伸审计央视新址工程。
这篇由报道由财经杂志两位记者署名，称央视新楼火灾后，检、警对责任的调查并不止于渎职侵权，还延展至央视新址工程的经济问题。
对火灾有直接责任的央视新址筹建办主任徐威被刑事拘留后，交待了诸多问题，涉及央视新址建设诸项工程招投标经济问题，其中，涉及了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央视新址法定代表人李晓明。
报道说，元宵夜的烟花不仅是火灾元凶，亦是经济问题调查的主要突破口。引发火灾的烟花是由央视内部人控制的大新恒太采购而来，徐威则直接收取回扣8万元。
而大新恒太最早是由央视为新址建设专门成立的北京央视国金工程管理公司出资500万成立，后被几位央视中层“私有化”。并承揽了央视新址建设所需的设备、软件、系统设计、系统集成等，成立三年以来，至少经营了与央视新址工程有关的七宗业务，标的总金额过亿。
坊间还有传言称，大新恒太的几位股东如赵军，赵序霞，可能是台长赵化勇的家属，不过目前未能查证，61岁的赵化勇本应在2008年正常退休。
央视新楼由在2001年，原国家计委批复，总投资76.66亿元；其中央视自有资金55.17亿元，银行贷款21.49亿元。此后，央视新址建设工期一延再延，项目资金也一再上涨。
至2004年8月，国家发改委的批文增加资金至78.91亿元。至今，央视新址工程的建设投资已达120余亿元，另有70多亿元新设备费用，总投资200亿。
报道称，国家审计署2009年专项计划中，将包括对中央电视台管理层的离任审计，并将审计央视新址工程。
今天上午，这篇名为《央视大火“烧出”工程腐败，审计署介入》的调查报道在财经杂志网站上挂了五个小时后，被中宣部下令删除。
同时，部分还未送到订户手中的杂志也被要求回收。零售市场还可以看到这期杂志，但有很多订户反映没收到这期杂志。不过，正在北京的两会代表已经收到了记者派送的这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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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址大火余波未了
元宵夜的火灾，亦使公司化运作和新址建设中的“黑洞”端倪渐显
《财经》记者 欧阳洪亮 罗昌平
在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下称央视新址）大火发生半月之后，指向渎职侵权的调查已获新的突破，共约20名涉案嫌犯被北京市公安局采取措施。
2009年2月9日晚8时20分左右，农历元宵之夜，央视新址因其工作人员擅自雇用烟花公司违规燃放A类烟花，导致北配楼起火并持续近六个小时。事故导致一死七伤（参见《财经》2009年第4期“追问央视新址大火”）。
案发当夜22时许，央视副总工程师、新台址建设工程办公室（下称央视新址办）主任徐威，即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呼家楼派出所带走，监控在一家宾馆。相继被查的还有现场三名央视新址办工作人员，以及负责现场燃放礼花的湖南浏阳三湘烟花制造公司的八名员工。上述12人因涉嫌危险物品肇事罪，成为第一批被刑事拘留者。
2月19日，北京警方再刑拘五名涉案嫌犯。其中包括运输烟花爆竹的司机，以及帮助联系现场燃放公司的中间人等。
北京市警方、检方的调查并不止于渎职侵权，还延展至央视新址工程的经济问题。《财经》记者从多个渠道获知，承揽央视新址工程B标段（即北配楼）的北京城建集团一名项目负责人受到办案部门调查；中央电视台排名第五的副台长、央视新址园区法定代表人李晓明亦被调查。
《财经》记者调查确证，上述约20名被调查人员中，央视新址办原主任徐威、新址办综合业务处副处长邓炯慧、北京大新恒太传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大新恒太）董事长沙鹏，均已聘请辩护律师。沙鹏同时也有央视员工身份，围绕其名下公司在央视新址工程中的大宗业务，成为调查机关线索突破的关键所在。
徐威身后
据《财经》记者从接近办案的人士处获悉，徐威在被刑事拘留后，交待了诸多问题，已经超越简单的火灾渎职行为。据透露，徐威交待的问题涉及央视新址建设诸项工程招投标经济问题，“徐威之后还有谁，尚未可知”。
中央电视台现任台长赵化勇1999年2月主政央视以来，中央电视台经营业务向公司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央视新址建设亦以公司化模式进行。2008年2月，赵化勇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会议报告中称，2003年正式启动的新址建设工程，经过五年奋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
一年后的此番大火，则使公司化运作和新址建设中的“黑洞”端倪渐显。
根据现行体制，隶属国家广电总局的中央电视台，为副部级事业单位。其最高决策机构为央视党组，下设行政、采编、经营、技术四个委员会。在行政委员会之下，2001年3月新设立央视新址筹建办，由央视副台长李晓明任法定代表人，副总工程师、技术管理办公室主任徐威兼任主任，负责新址建设筹备。2005 年获得广电总局批文后，新址办正式成立，徐威开始全面负责央视新址建设。
对应于此，2003年，央视与北京市第一家专门从事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的企业——北京国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了北京央视国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央视国金），对央视新址建设实行公司化运作，由徐威任法定代表人。徐威得以掌控央视200亿元新址建设资金的运作。
地处北京CBD核心区域的央视新址园区，于2005年4月28日开工，内含位于园区西南侧的CCTV主楼、西北侧的TVCC电视文化中心（即起火的北配楼，含文华东方酒店）、东北角的能源服务中心。早在2001年，原国家计委“[2001]2795”号文批复，央视新址工程项目获准立项，总投资 76.66亿元；其中央视自有资金55.17亿元，银行贷款21.49亿元。
此后，央视新址建设工期一延再延，项目资金也一再上涨。至2004年8月，国家发改委的批文增加资金至78.91亿元。至今，央视新址工程的建设投资已达120余亿元，另有70多亿元新设备费用。据悉，央视搬迁新址将全部使用新设备，原设备将留原址备用。
在担任新址办主任之前，徐威在央视任职近20年，一直为技术人员，曾多次参加央视的大型宣传节目和重大报道活动的技术方案制订和组织实施工作，自2000年12月起任技术管理办主任。
为何新址建设没有让基建处或者后勤部门主抓，而让一个技术负责人牵头？熟知内情的央视内部人员称，原因之一可能是徐威与央视副台长、央视新址园区法定代表人李晓明是大学同学，关系密切。
在周围人的印象中，徐威为人灵活而豪爽义气。其中学同学忆述：“每次同学聚会，都是徐威为大家埋单。”在同学眼里，徐威当年在班上并不起眼，但毕业后混最好。
《财经》记者获悉，2月9日央视大火当晚，李晓明即被办案部门传讯，旋即回家。第二天，李再度被传讯。接近李晓明的人表示，火灾后，副台长李晓明接受了办案部门调查，但并未被控制，2月24日，依旧见到李晓明在台里上班。
烟花牵出关联公司
元宵夜的烟花不仅是火灾元凶，亦是经济问题调查的主要突破口。
从2007年开始，央视连续三年安排在新址园区燃放烟花，其中2007年放了价值约30万元的烟花，2008年放了约50万元的烟花。此次引起大火的烟花燃放号称100万元，据央视内部人士透露，实际价值约35万元。
据《财经》记者从业内了解，烟花行业回扣高达30％。经销商获利丰厚。
接近案件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央视新址办多次燃放的烟花，均采购自浏阳三湘公司。初步调查，仅此批烟花，徐威即从三湘公司获得约8万元现金回扣。这成为徐威涉嫌经济问题的直接突破口。
进一步调查发现，央视新址办采购此批700余发烟花，全由大新恒太走账。火灾发生当晚，大新恒太董事长沙鹏被控制，接着被刑事拘留。
大新恒太业务主要为针对央视新址建设提供设备、软件、系统设计、系统集成等。大新恒太成立于2006年1月，500万元注册资本由央视国金全资注入，徐威为该公司第一任法定代表人。自此之后，大新恒太走上了一条由内部人控制的“私有化”之路。
2006年4月12日，央视国金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影响传媒有限公司。影响传媒有限公司亦长期依托于央视承揽广告、咨询和培训业务。
不过，在成功中标央视的多哈亚运会转播设备采购项目、“专用采编四（SATA）”项目两笔业务后，影响传媒有限公司即从大新恒太全身退出，将股权转让给李鷷、赵军、沙鹏、沈旭、赵序霞五名自然人。
《财经》记者查证，李鷷又名李明桦，系沙鹏女友，现任央视国金财务部副经理、央视文化中心财务总监，为徐威下属；赵军、沙鹏亦为央视新址办员工，五人均与徐威关系亲密。
此后的2007年，大新恒太公司的股东变动频繁。当年7月9日，沈旭、赵序霞退出，黄丽芳进入；11月17日，北京亚细亚智业科技有限公司向大新恒太注资500万元，使后者注册资本增至1000万元。2007年11月23日至今，李鷷、黄丽芳、亚细亚公司退出。此后，该公司股权再未发生变化，1000万元注册资本由五名自然人分持，其中，罗凤娇330万元、赵军310万元、沙鹏180万元、李小冬150万元、赵序霞30万元。
上述人员中，赵军、赵序霞两人均为央视新址办员工，且在关键部门任职；其中，赵序霞系徐威在电视技术设备和软件工程方面多年合作的伙伴，在新址开始建设后，调入新址办。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大新恒太成立三年以来，至少经营了与央视新址工程有关的七宗业务，标的总金额过亿元。如2007年，仅在央视新址工程，即承揽了弱电工程B标段及A标段服务楼弱电网络系统设备材料供应项目、基础应用系统集成和软件开发项目；2008年，又获得奥运节目光传输设备，以及新址工程中的 B标段酒店客房AV系统设备材料招标项目；等等。
微妙的“责任分担”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徐威、沙鹏被刑拘后，央视有关方面即为两名当事人聘请了代理律师。
其中，徐威的律师在接手此案之后，曾就责任归属提出三点法律意见：一是此工程是否交付，若未交付，施工方是否承担责任；二是当夜燃放烟花，是徐威个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三是烟花公司在A类烟花的运输与燃放过程中是否担责。
接近案件调查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如何鉴定这三方的责任，专家组仍存在争议。据初步核查结果，徐威的行为显然是单位行为。当晚烟花燃放时，央视安排了四台专业摄像机，“现场录制焰火中的央视新址，以备存档今后用于电视节目中”。
上述人士介绍，目前偏向于业主单位央视负主要责任，施工方、烟花公司负不同程度的次要责任。
湖南三湘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目前被刑拘的员工共九人，为所涉当事各方身陷最深者。2月17日上午，三湘烟花公司董事长戴剑虹在电话中告诉《财经》记者：“北京市公安局已派人来公司，正在调查此事。”
据新华社报道中引述的北京警方人士的话称，在新近五名被拘留人员中，包括运输烟花爆竹的司机、帮助司机躲避警方检查绕行小路的带路人，以及帮助联系现场燃放公司的中间人等。根据《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北京对烟花爆竹实行专营制度，单位和个人必须从具有许可证的销售网点购买烟花爆竹，私自从外省市购买烟花爆竹被明令禁止。非但如此，北京市还规定，在该市行政区域内运输烟花爆竹，应当取得公安机关的运输许可，否则不得运输。
不过，针对三湘烟花公司的责任，各界说法不一。徐威的辩护律师认为，烟花公司应该承担运输和燃放A类烟花的申报责任；但反对的声音认为，三湘烟花公司受雇于央视新址办，后者才是直接的责任方。
随着施工方北京城建集团一名项目负责人被调查，此案又已引起对工程建设与实施的关注。
2月13日，央视召开高层会议，通报了火灾现场勘察的初步结果：央视新址北配楼着火后，燃烧主要集中在钛合金下面的保温层，具有表皮过火的特点。大楼保温层使用的材料是国家推荐使用的新型节能保温材料，这种材料燃烧后过火极快，因此瞬间从北配楼顶部蔓延到整个大楼，这次火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筑物过火燃烧最快的一例。
北京市消防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骆原告诉记者，火灾蔓延如此之快，与建筑材料、建筑物高度都有直接关系。
据北京市消防局提供的资料，起火的电视文化中心共30层，高159米，建筑面积103648平方米，主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外立面装修材料南北侧为玻璃幕墙，东西立面为钛锌板，外墙保温材料为挤塑板等。
由此看来，此次大火虽为“人祸”，但大楼防火不达标的保温材料“挤塑板”亦是“帮凶”。此次失火的央视新址B标段，其幕墙工程由中山盛兴股份公司承建。2005年11月21日下午，央视和中山盛兴关于北配楼幕墙工程签约仪式在北京建国门外长富宫饭店举行，央视副台长李晓明亲自出席签约仪式。
中山盛兴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冯国敏对《财经》记者表示，有关幕墙防火材料是否达标的问题，相关部门已经在进行调查，目前不方便表态。《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防火审核意见书》显示，北京市消防局曾对央视新址共提出26条消防整改措施，其中八条涉及北配楼，如“地上14层采用扩大防烟前室代替避难层 ”，“5层、27层、28层厨房所用的燃气管道要从地下一层进线处穿越防火分区”等，均不符合防火规范。可见，施工方在消防方面的疏忽，以及元宵之夜未劝阻业主方燃放烟花，也存在责任。
善后之局
而今，火后的央视新址北配楼仍被封锁，一侧的三环路边，常有人驻足留影。其是拆是修，为人们所关注。
2月13日，央视召开高层会议内部通报称，专家组认为，北配楼过火后，由外墙往里损失逐渐减轻，越往外损失越严重。大楼朝南、朝北方向的窗户玻璃没有破碎，室内的物品基本完好。玻璃破碎的房间大都只在窗户附近有火烧情况。“初步判断，大楼主体结构基本没有问题，挂幕墙的金属网架整体也基本完好，钢筋混凝土结构没有受到损伤，承载屋顶的桁架没有发生明显变形，但个别部位需要修补。”
然而，央视此次会议所述的“专家组”，邀请的是建筑专家。他们初步形成的结论不具有法律效力，亦未获得建设、消防主管部门的认同。
据《财经》记者了解，建设部、北京市消防局的联合调查组，国家安监总局的独立专家局，仍在进行勘察工作，目前均未正式发表调查结论。一位建筑装饰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他对央视内部通报持谨慎态度，认为其中某些细节难以置信，比如“大楼朝南、朝北方向的窗户玻璃没有破碎的，室内的物品基本完好”，是“基本不可能的”。
接近调查组的一位人士称，一名受央视邀请现场勘察的建筑专家口头表达了两条意见：长达六小时的高温燃烧导致结构强度大大下降，受力状况明显改变，安全隐患很大；作为全球瞩目的中国标志性建筑，加之处于华北地震带和北京中央商务区，不容许再次发生任何意外。
“烧了五六个小时，楼的主体结构也差不多了。”参与北配楼前期设计的建筑师吴朝辉说。
另一位主张拆除大楼的建筑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如果不拆除，修补的资金远比拆除的少。但对未来的央视接任者来说，不拆除，可能意味要时刻应对一个“定时炸弹”。
大火和徐威被拘，亦使得央视电视文化中心面临着善后之局。
失火的央视电视文化中心（TVCC），由央视所属的中广影视卫星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于2007年4月共同出资组建，是新址建设工程以及中央电视台媒体经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失火时，电视文化中心已完成投资20多亿元；2009年年前，央视资产登记时，核定为30亿元。
电视文化中心核心产业为央视华汇时代剧院和文华东方酒店。文华东方酒店拥有241间豪华客房及高档配套设施，原计划酒店于2008年中开业，但一直拖延到2009年火灾被烧毁，依旧没有开业。大火过后，酒店开业将无限期后延。
央视华汇时代剧院在2008年完工开始承揽演出业务，作为开幕大戏的《陪我看电视》已经签约并进行广告宣传，原计划于2009年3月18日上演，演出票都已经售出。火灾后，必须临时终止演出更换场地，央视电视文化中心将面临系列合同纠纷。
2月13日，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主持召开的央视高层会议决定，央视新址主体大楼的搬迁计划不变，仍在今年国庆节前后陆续进行。
央视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61岁的赵化勇本应在2008年正常退休。火灾发生之后，赵化勇全力投入善后事宜，中央电视台日常工作由第一副台长张长明全权负责。
据悉，国家审计署2009年专项计划中，将包括对中央电视台管理层的离任审计，并延伸审计央视新址工程。
Monday, March 2, 2009
朋友还是对手
这两天一直反复读《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第五章，讨论什么是理想的货币体系，奥地利学派支持100%的金本位制，而芝加哥学派赞成货币总量模型，弗里德曼支持按照长期利率增长的法定信用货币体系。巴菲特1977年在《财富》杂志阐述过政府如何用通胀欺骗公众。
我还清晰记得当时住在新桥巷，对门的老头说解放前老家有一个地主，自称攒了足够的钱，可以坐吃山空。但当他攒的不是黄金，而是信用货币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随着生产水平提高，货币供应量也在增加，甚至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远远超过了生产的增长，原来的钱不值钱。另一个方面看，父母亲从70年代开始，那么多年的积蓄最终贬值了很多，正是因为在信用货币体系下出现了财富分配不平等，更何况还有在共匪官僚体系下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巴菲特在《IOUSA》的采访中提出：金本位固然好，可以实现没有通胀通缩以及经济周期，但信用货币体系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润滑剂”，金本位必然影响到商业发展，科斯托拉尼称温和通胀为“适度的温水浴”，所以要求现代社会回到金本位，就像在一个嫖娼合法的社会里要求一个腰缠万贯性欲旺盛的嫖客不再去妓院。索罗斯指出从底部逆转后出现的上升趋势会不断自我加强，直到崩溃——这一点与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哈耶克的观点十分相似，不同点在于索罗斯利用这种起伏获利，而米、哈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尽管哈耶克的主张，如取消央行，完全放任自由等观点脱离了实际社会，但他的观点是深刻的，只不过他没有提出“务实”的措施，这一点索罗斯提出的 “开放社会”与之又相同。
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政策需要学界不断探索，就目前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的措施而言，凯恩斯主义依旧大行其道（不管凯恩斯主义能如何有效解决萧条的问题，但我始终不认同“反对节俭”的观点），消灭了一部分富人，而另一部分人发财的游戏正在上演，这样的游戏还会不断重复。索罗斯和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某种意义上可能只代表了人类向往美好社会的终极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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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代表的任务就是握手、举手、拍手，简称三手代表。罗马元老院也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
我还清晰记得当时住在新桥巷，对门的老头说解放前老家有一个地主，自称攒了足够的钱，可以坐吃山空。但当他攒的不是黄金，而是信用货币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随着生产水平提高，货币供应量也在增加，甚至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远远超过了生产的增长，原来的钱不值钱。另一个方面看，父母亲从70年代开始，那么多年的积蓄最终贬值了很多，正是因为在信用货币体系下出现了财富分配不平等，更何况还有在共匪官僚体系下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巴菲特在《IOUSA》的采访中提出：金本位固然好，可以实现没有通胀通缩以及经济周期，但信用货币体系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润滑剂”，金本位必然影响到商业发展，科斯托拉尼称温和通胀为“适度的温水浴”，所以要求现代社会回到金本位，就像在一个嫖娼合法的社会里要求一个腰缠万贯性欲旺盛的嫖客不再去妓院。索罗斯指出从底部逆转后出现的上升趋势会不断自我加强，直到崩溃——这一点与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哈耶克的观点十分相似，不同点在于索罗斯利用这种起伏获利，而米、哈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尽管哈耶克的主张，如取消央行，完全放任自由等观点脱离了实际社会，但他的观点是深刻的，只不过他没有提出“务实”的措施，这一点索罗斯提出的 “开放社会”与之又相同。
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政策需要学界不断探索，就目前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的措施而言，凯恩斯主义依旧大行其道（不管凯恩斯主义能如何有效解决萧条的问题，但我始终不认同“反对节俭”的观点），消灭了一部分富人，而另一部分人发财的游戏正在上演，这样的游戏还会不断重复。索罗斯和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某种意义上可能只代表了人类向往美好社会的终极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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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代表的任务就是握手、举手、拍手，简称三手代表。罗马元老院也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
Sunday, March 1, 2009
瓜德罗普：理解世界危机的暗匙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
纽约州宾汉顿大学，美国
Fernand Braudel Center, Binghamton University
http://fbc.binghamton.edu/commentr.htm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路爱国译）
评论第252号
2009年3月1日
瓜德罗普：理解世界危机的暗匙
瓜德罗普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岛，规模相当于大伦敦地区或美国艾奥瓦州。其人口大约为40万人。世界媒体几乎从不提及它。1月20日以来，它成了一个持续性大罢工的地方，罢工竟然让10%的人口走上了大街，这肯定是一个世界纪录。罢工被称为Liyannaj Kont Profitasyon (LKP)，从克里奥耳语[Creole]翻译过来就是“集体反对‘利润化’（或畸高的利润）”。
LKP是31个工会、政党和文化组织的集合体，它代表了几乎整个文职部门。领导来自UGTG，这是一个独立地方工会，在最近的工会选举（法国官方体制下叫做élections prud'hommales）中获得了多数票。
LKP向4类群体发布了一份126项要求的清单，即法国三级政府（中央政府、大区和省）加上雇主。大多数要求涉及经济问题。但正如负责法国海外领土的法国部长逸夫・杰格[Yves Jego]所说，这些经济要求的后面是一场“社会”危机。这是用客气的方式说，罢工不仅关乎面包和黄油。它还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反殖民运动。正是这种组合，使这个世界不起眼的小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成了理解我们当前面临的世界危机的一把钥匙。
瓜德罗普或许在今天默默无闻，但它却是1493年哥伦布首次踏足此地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地标。17和18世纪，它成为世界制糖业主要中心之一，与海地一样，它也是法国财富的一个宝贵来源。当然，甘蔗种植园使用从非洲进口的奴隶劳动，而原住民人口已经被赶尽杀绝了。
1763年，在法国和英国就结束七年战争的巴黎条约进行谈判时，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法属加拿大和瓜德罗普的命运。英国人在战争中从法国手中夺取了这两个地方，但他们同意可以只要其中之一，无论选中那个。在当时，两国都认为小小的瓜德罗普是一份厚奖，是世界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相反，加拿大相形见绌，伏尔泰曾将其贬低为不过是"quelques arpents de neige"（几英亩积雪）。
正是由于瓜德罗普如此可贵，英国才决定保留加拿大。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主不希望有竞争。此外，英国政府还想在加拿大驻军上节省经费，他们认为，如果法国人不再涉足他们就能做到。
法国革命给法国的加勒比海领地带来了动荡，主要是在海地和瓜德罗普。这两个领土上都发生了奴隶起义。在这两个领土上，法国种植园主都惊恐万状，特别是法国1794年结束了奴隶制之后。种植园主转求英国来拯救他们。在这两个领土上，法国都赶走了英国人，彻底镇压了起义，并这个过程中恢复了奴隶制。但是，与海地不同，瓜德罗普仍保留为法国殖民地。一切照旧进行。
后来到了1848年，法国又发生了一场革命。又一次结束了奴隶制，其伟大的领导者是临时政府的一位部长维克托·舍尔歇[Victor Schoelcher]。就像1863年美国的林肯一样，舍尔歇通过法令废除了奴隶制，因为他知道他得不到立法机构的赞同票。但这一次，从法律上废除奴隶制没有遭到撤消，尽管舍尔歇曾任部长的临时政府为一个远为保守的政府所取代。
奴隶制在瓜德罗普（如同在别处一样）被取缔了，但随后在几乎一个世纪里经济中的变化极小。种植园仍然生产蔗糖，白人园主仍然获取利润，从前的奴隶仍然得到非常微薄的报酬。更糟的是，他们可怜的报酬对种植园主来说还是过于昂贵，于是他们部分地被亚洲进口的新劳工所取代。失业变成普遍现象，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1945年之后，随着世界各地反殖民运动的发展，法国政府把瓜德罗普变成了一个海外省，大致与宗主国各省同等。但在经济上，他们比以前更依赖巴黎的施舍。制糖业枯竭了土地，旅游贸易变成了新的经济基础。瓜德罗普人生活在这样一种经济中，他们的报酬大大低于宗主国法国的标准，而生活成本却要高出许多，因为进出口为白人拥有的几个大型半垄断公司所控制。
这就是引发了双重爆炸的原因—反对 “利润化”和反对仍然被视为事实上的奴隶制。瓜德罗普人想要什么？他们清单上的首先第一项要求是给最低工资收入者加上领养老金的人员每月增加200欧元。鉴于罢工的能量，他们或许有可能得到这200欧元，尽管遭到了大雇主的拼命反对。这些雇主被要求在200欧元中出50欧元，但他们只肯出10欧元。法国政府可能会强迫雇主参与满足这项要求，尽管可能不涉及一长串其他要求。
但“社会”危机是怎么回事？追求尊严的反殖民运动一个历史方式就是要求正式独立。在瓜德罗普，民众运动一直没有提出这一要求。他们看到世界上以及首先自己周边独立国家的实际权力有限。海地的命运没有吸引力。但他们确实希望看到意义深远的社会转化--结束少数白人的社会和经济权力，建立实现平等化的具体形式。
在世界性经济灾难中把经济要求与“社会”要求结合起来，这就是在发起一场威力巨大的旋风。这种旋风是几个富国对几家银行实现几场国有化所完全阻止不了的。迄今，瓜德罗普（以及其他各地）在自己的抗议活动中一直相对平和。但旋风总有办法变得更加猛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版权所有，Agence Global负责发行。有关版权和授权，包括翻译和张贴到非商业网站事宜，请与rights@agenceglobal.com、1.336.686.9002或1.336.286.6606联系。在不改动本评论和展示版权所有条件下，允许下载、电子转发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他人。如欲与作者联系，可发邮件给immanuel.wallerstein@yale.edu。
每月两次发表的这些评论，旨在从长时段而不是当前头条新闻的角度，对当今世界变化做出反应。]
纽约州宾汉顿大学，美国
Fernand Braudel Center, Binghamton University
http://fbc.binghamton.edu/commentr.htm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路爱国译）
评论第252号
2009年3月1日
瓜德罗普：理解世界危机的暗匙
瓜德罗普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岛，规模相当于大伦敦地区或美国艾奥瓦州。其人口大约为40万人。世界媒体几乎从不提及它。1月20日以来，它成了一个持续性大罢工的地方，罢工竟然让10%的人口走上了大街，这肯定是一个世界纪录。罢工被称为Liyannaj Kont Profitasyon (LKP)，从克里奥耳语[Creole]翻译过来就是“集体反对‘利润化’（或畸高的利润）”。
LKP是31个工会、政党和文化组织的集合体，它代表了几乎整个文职部门。领导来自UGTG，这是一个独立地方工会，在最近的工会选举（法国官方体制下叫做élections prud'hommales）中获得了多数票。
LKP向4类群体发布了一份126项要求的清单，即法国三级政府（中央政府、大区和省）加上雇主。大多数要求涉及经济问题。但正如负责法国海外领土的法国部长逸夫・杰格[Yves Jego]所说，这些经济要求的后面是一场“社会”危机。这是用客气的方式说，罢工不仅关乎面包和黄油。它还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反殖民运动。正是这种组合，使这个世界不起眼的小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成了理解我们当前面临的世界危机的一把钥匙。
瓜德罗普或许在今天默默无闻，但它却是1493年哥伦布首次踏足此地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地标。17和18世纪，它成为世界制糖业主要中心之一，与海地一样，它也是法国财富的一个宝贵来源。当然，甘蔗种植园使用从非洲进口的奴隶劳动，而原住民人口已经被赶尽杀绝了。
1763年，在法国和英国就结束七年战争的巴黎条约进行谈判时，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法属加拿大和瓜德罗普的命运。英国人在战争中从法国手中夺取了这两个地方，但他们同意可以只要其中之一，无论选中那个。在当时，两国都认为小小的瓜德罗普是一份厚奖，是世界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相反，加拿大相形见绌，伏尔泰曾将其贬低为不过是"quelques arpents de neige"（几英亩积雪）。
正是由于瓜德罗普如此可贵，英国才决定保留加拿大。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主不希望有竞争。此外，英国政府还想在加拿大驻军上节省经费，他们认为，如果法国人不再涉足他们就能做到。
法国革命给法国的加勒比海领地带来了动荡，主要是在海地和瓜德罗普。这两个领土上都发生了奴隶起义。在这两个领土上，法国种植园主都惊恐万状，特别是法国1794年结束了奴隶制之后。种植园主转求英国来拯救他们。在这两个领土上，法国都赶走了英国人，彻底镇压了起义，并这个过程中恢复了奴隶制。但是，与海地不同，瓜德罗普仍保留为法国殖民地。一切照旧进行。
后来到了1848年，法国又发生了一场革命。又一次结束了奴隶制，其伟大的领导者是临时政府的一位部长维克托·舍尔歇[Victor Schoelcher]。就像1863年美国的林肯一样，舍尔歇通过法令废除了奴隶制，因为他知道他得不到立法机构的赞同票。但这一次，从法律上废除奴隶制没有遭到撤消，尽管舍尔歇曾任部长的临时政府为一个远为保守的政府所取代。
奴隶制在瓜德罗普（如同在别处一样）被取缔了，但随后在几乎一个世纪里经济中的变化极小。种植园仍然生产蔗糖，白人园主仍然获取利润，从前的奴隶仍然得到非常微薄的报酬。更糟的是，他们可怜的报酬对种植园主来说还是过于昂贵，于是他们部分地被亚洲进口的新劳工所取代。失业变成普遍现象，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1945年之后，随着世界各地反殖民运动的发展，法国政府把瓜德罗普变成了一个海外省，大致与宗主国各省同等。但在经济上，他们比以前更依赖巴黎的施舍。制糖业枯竭了土地，旅游贸易变成了新的经济基础。瓜德罗普人生活在这样一种经济中，他们的报酬大大低于宗主国法国的标准，而生活成本却要高出许多，因为进出口为白人拥有的几个大型半垄断公司所控制。
这就是引发了双重爆炸的原因—反对 “利润化”和反对仍然被视为事实上的奴隶制。瓜德罗普人想要什么？他们清单上的首先第一项要求是给最低工资收入者加上领养老金的人员每月增加200欧元。鉴于罢工的能量，他们或许有可能得到这200欧元，尽管遭到了大雇主的拼命反对。这些雇主被要求在200欧元中出50欧元，但他们只肯出10欧元。法国政府可能会强迫雇主参与满足这项要求，尽管可能不涉及一长串其他要求。
但“社会”危机是怎么回事？追求尊严的反殖民运动一个历史方式就是要求正式独立。在瓜德罗普，民众运动一直没有提出这一要求。他们看到世界上以及首先自己周边独立国家的实际权力有限。海地的命运没有吸引力。但他们确实希望看到意义深远的社会转化--结束少数白人的社会和经济权力，建立实现平等化的具体形式。
在世界性经济灾难中把经济要求与“社会”要求结合起来，这就是在发起一场威力巨大的旋风。这种旋风是几个富国对几家银行实现几场国有化所完全阻止不了的。迄今，瓜德罗普（以及其他各地）在自己的抗议活动中一直相对平和。但旋风总有办法变得更加猛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版权所有，Agence Global负责发行。有关版权和授权，包括翻译和张贴到非商业网站事宜，请与rights@agenceglobal.com、1.336.686.9002或1.336.286.6606联系。在不改动本评论和展示版权所有条件下，允许下载、电子转发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他人。如欲与作者联系，可发邮件给immanuel.wallerstein@yale.edu。
每月两次发表的这些评论，旨在从长时段而不是当前头条新闻的角度，对当今世界变化做出反应。]
Thursday, February 26, 2009
人生最高境界
拿沙特工资，住英国房子，用瑞典手机，戴瑞士手表，娶韩国 女人，包日本二奶，做泰国按摩，开德国轿车，坐美国飞机，喝法国红酒，吃澳洲海鲜，抽古巴雪茄，穿意大利皮鞋，玩西班牙女郎，看奥地利歌剧，买俄罗斯别 墅，雇菲律宾女佣，配以色列保镖，洗土耳其桑拿，当中国干部.
做到最后一点，前面皆可实现
做到最后一点，前面皆可实现
请问，市场见底了吗？
2009年 02月 26日 09:15
最近，不论我到哪里，人们都会把同一个问题抛给我：市场什么时候见底？一般来说，发问者的语调若不是极度沮丧，就是非常焦虑。
这个问题让我恨不能很快遁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不知道。”
我的一贯做法是不去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向。我这么做是有理由的：过去已尽人皆知，未来则无人知晓。既然这种说法不能令提问者感到满意，那么就让我来解释一下。
首先，市场确有可能已经见底了。周一时，道指、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都跌到了12年低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可能去年11月就已经触底反弹了。无庸置疑，如果市场已经触底，那你大可以放轻松些，不必再为它茶饭不思了。你是不会现在就将股票脱手的。我们的常识是低买高卖，你是不会在股票创新低时卖出，或在股票创新高时买进的。只要坚守这一简单原则，你就永远不会在市场低谷时抛售，在高峰时吸纳。
但是让我们假设市场还没见底，将继续下行。假设你现在对这一点很是肯定，那你是不是打算现在就把股票都抛了？如果你这么做，你可以用这些收益买一些安全的投资产品，比如说短期美国国债或货币市场基金；前者的收益率几乎是零，后者的收益率仅仅为1%。你接下来就可以等待市场进一步走低了。
然后又怎样呢？把你此前卖出的股票再买回来？还是等等看股市会不会进一步走低？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每一个转折点，人们对未来都一无所知，这和从前重要时刻降临时前人们的茫然毫无二致。如果你是个长线投资者、希望能从现在的抛售中盈利，那你就需要非常仔细地评估何时买进。如果你不是个长线投资者，那你压根儿就不该在股市里扑腾。
换言之，对于那些没人能肯定知道的事情你必须得看得准，而且要看对两次。如果你愿意，大可遵照这一策略，不过，你可别觉得这种事情是扔骰子──两次里总有一次是对的。
当然，如果你相信市场再也不会有起色、道指永远不会攀上8000点，那你就把股票抛了吧。这要求你彻底地灰心丧气，不光是对股市，对整个人类的生产能力都再也不报希望。我猜那该和黑暗世纪(Dark Ages)有一拼了吧，不过，鉴于那时没有经济统计、更没有什么股市，人们也很难知道那几百年中人类到底取得了多大进步。相比之下，自从有纪录以来，股市的回报就好于所有其他的投资品种。无论是在股票市值蒸发了将近90%的大萧条时期，还是跌幅高达50%的今天，股市的表现都优于其他。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兜售这样一个策略，那就是在股票大跌的时候买进，在大涨的时候卖出，这么做的前提是股市分别处于周期性的超卖及超买期。既然股票价格反应的是企业未来盈利情况的预期，而未来的事情谁都说不准，那么这样的预测就永远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这也给投资者带来了周期性的机会。考虑到股票过一段时间总会上涨，现在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最大的风险是过多地将资金配置到现金资产中，以致于错过转瞬即逝的股票上涨行情。
考虑到当前经济以及市场的前景确实一片黯淡，我认为尤其要注意在股票市场投资不足的风险。根据常识，即便近期股市大跌，我们还没有靠近下一个买进关口（即纳斯达克指数报 1300点）。但如果你在这个超长的经济低迷期已经开始获取投资回报了（这说明你要么很聪明，要么很幸运，要么二者兼备），那么你总需要在将来某个时段再度入市。在我看来，现在没有理由选择按兵不动，只要你愿意为长期收益而在短期内冒一些风险。
这一策略和眼下的全球经济、银行系统稳健程度、房地产价格以及企业盈利情况没有丝毫关系。但这么说吧，我确实看到基本面因素有了一些好转，其中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有所增强、包括垃圾级债券在内的企业债市场出现升温，以及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坚挺。人们可能会为细节问题争论不休，但大型经济刺激计划，银行及金融系统的综合解决方案、为应对房产止赎潮而采取的明智措施、以及迎战汽车行业现状的明显意愿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它们都是华盛顿为化解危机而采取的重要而积极的措施。
正像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我说这么多只是为了给我那个简短的回答加一个注解。我不知道市场什么时候能触底反弹。但不论是本周、今年，还是明年，我都确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James B. Stewart
最近，不论我到哪里，人们都会把同一个问题抛给我：市场什么时候见底？一般来说，发问者的语调若不是极度沮丧，就是非常焦虑。
这个问题让我恨不能很快遁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不知道。”
我的一贯做法是不去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向。我这么做是有理由的：过去已尽人皆知，未来则无人知晓。既然这种说法不能令提问者感到满意，那么就让我来解释一下。
首先，市场确有可能已经见底了。周一时，道指、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都跌到了12年低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可能去年11月就已经触底反弹了。无庸置疑，如果市场已经触底，那你大可以放轻松些，不必再为它茶饭不思了。你是不会现在就将股票脱手的。我们的常识是低买高卖，你是不会在股票创新低时卖出，或在股票创新高时买进的。只要坚守这一简单原则，你就永远不会在市场低谷时抛售，在高峰时吸纳。
但是让我们假设市场还没见底，将继续下行。假设你现在对这一点很是肯定，那你是不是打算现在就把股票都抛了？如果你这么做，你可以用这些收益买一些安全的投资产品，比如说短期美国国债或货币市场基金；前者的收益率几乎是零，后者的收益率仅仅为1%。你接下来就可以等待市场进一步走低了。
然后又怎样呢？把你此前卖出的股票再买回来？还是等等看股市会不会进一步走低？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每一个转折点，人们对未来都一无所知，这和从前重要时刻降临时前人们的茫然毫无二致。如果你是个长线投资者、希望能从现在的抛售中盈利，那你就需要非常仔细地评估何时买进。如果你不是个长线投资者，那你压根儿就不该在股市里扑腾。
换言之，对于那些没人能肯定知道的事情你必须得看得准，而且要看对两次。如果你愿意，大可遵照这一策略，不过，你可别觉得这种事情是扔骰子──两次里总有一次是对的。
当然，如果你相信市场再也不会有起色、道指永远不会攀上8000点，那你就把股票抛了吧。这要求你彻底地灰心丧气，不光是对股市，对整个人类的生产能力都再也不报希望。我猜那该和黑暗世纪(Dark Ages)有一拼了吧，不过，鉴于那时没有经济统计、更没有什么股市，人们也很难知道那几百年中人类到底取得了多大进步。相比之下，自从有纪录以来，股市的回报就好于所有其他的投资品种。无论是在股票市值蒸发了将近90%的大萧条时期，还是跌幅高达50%的今天，股市的表现都优于其他。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兜售这样一个策略，那就是在股票大跌的时候买进，在大涨的时候卖出，这么做的前提是股市分别处于周期性的超卖及超买期。既然股票价格反应的是企业未来盈利情况的预期，而未来的事情谁都说不准，那么这样的预测就永远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这也给投资者带来了周期性的机会。考虑到股票过一段时间总会上涨，现在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最大的风险是过多地将资金配置到现金资产中，以致于错过转瞬即逝的股票上涨行情。
考虑到当前经济以及市场的前景确实一片黯淡，我认为尤其要注意在股票市场投资不足的风险。根据常识，即便近期股市大跌，我们还没有靠近下一个买进关口（即纳斯达克指数报 1300点）。但如果你在这个超长的经济低迷期已经开始获取投资回报了（这说明你要么很聪明，要么很幸运，要么二者兼备），那么你总需要在将来某个时段再度入市。在我看来，现在没有理由选择按兵不动，只要你愿意为长期收益而在短期内冒一些风险。
这一策略和眼下的全球经济、银行系统稳健程度、房地产价格以及企业盈利情况没有丝毫关系。但这么说吧，我确实看到基本面因素有了一些好转，其中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有所增强、包括垃圾级债券在内的企业债市场出现升温，以及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坚挺。人们可能会为细节问题争论不休，但大型经济刺激计划，银行及金融系统的综合解决方案、为应对房产止赎潮而采取的明智措施、以及迎战汽车行业现状的明显意愿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它们都是华盛顿为化解危机而采取的重要而积极的措施。
正像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我说这么多只是为了给我那个简短的回答加一个注解。我不知道市场什么时候能触底反弹。但不论是本周、今年，还是明年，我都确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James B. Stewart
Tuesday, February 24, 2009
国泰君安：A股正在上演一场“皇帝的新装”
货币政策放松，产业政策如火如荼，信贷天量剧增，股市应声反弹......在这一片全民抗危机，努力拉内需，股市“牛态”再现的背景之下，一些业内的券商研究机构却表示出对目前情况的深深担忧。
国泰君安研究员近日表示，A股正在上演一场“皇帝的新装”，人们对悲观的经济数据视而不见，在股市中持续“博傻”。而逼空行情的最终博弈结果很可能是散户终于按捺不住，冲杀进去，然后行情宣告结束。
国泰君安：A股正在上演一场“皇帝的新装”
核心观点：人们已经开始对悲观的经济数据视而不见，虽然理性的投资者都知道这可能只是“假象”，但只要这出戏还继续唱，“皇帝的新装”依旧华彩动人，
最近，我一直在读技术和心理学著作，忽然读到一段索罗斯的论述，他意味深长地说过：“经济历史是由一幕幕的插曲构成的，它们都是建立于谬误与谎 言，而不是真理。这也代表着赚大钱的途径，我们仅需要辨识前提为错误的趋势，顺势操作，并在它被拆穿以前及时脱身。”这是一段令人沉痛的评论。索罗斯是金融界公认的最伟大投资家之一，他竟然公开表示，最佳的赚钱方法是利用一些建立在谬误和谎言之上的趋势。但索罗斯实际上在重复多年前凯恩斯的思想，多数市场 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将决定价格走势的方向以及发生变动的时间。
A股正在上演这样一场“皇帝的新装”，人们已经开始对悲观的经济数据视而不见，试图相信那些乐天派关于复苏的种种言论和政客们的种种伎俩，虽然 理性的投资者都知道这可能只是“假象”，但只要这出戏还继续唱，“皇帝的新装”依旧华彩动人，正如彼得·林奇所说：“专业投资者的投资理念是：很快捞上一 把，一有动静就赶紧溜之大吉。”对于希望通过赶快捞一把的散户来说，我奉劝还是谨慎为上，逼空行情的最终博弈结果很可能是散户终于按捺不住，冲杀进去，然 后行情宣告结束。我们仍然维持2300-2500的合理目标价，建议关注基本面相对确定的行业，主要是金融、建筑、电力、食品饮料、医药生物、商贸零售行 业。与此类似，中金公司最近也表示出了对“熊市泡沫”的担忧，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资金面与基本面的脱节。
中金公司：警惕熊市中的泡沫核心观点：如果大量资金由于实体经济中可投项目的减少而流入资本市场，造成“熊市”中的“泡沫”，当一段时期后许多其他国家经济基本回复了平衡，中国可能由“一枝独秀”变为“一泡凸现”。
全球经济失衡往往伴随着资产价格的高企，而经济再平衡过程中资产价格下滑。经济由失衡走向再平衡时，增长放缓，流动性萎缩，资产价格向下调整。 失衡多年之后的全球经济终于在2007年随着美国房价泡沫的破灭进入了再平衡阶段，美国的外贸赤字和许多顺差国的外贸顺差不断收窄，资产价格应声而落。
中国的情况颇为例外，外贸顺差不减反增。尽管资产价格在2008年的宏观紧缩政策下出现明显调整，但进入2009年，国内信贷的膨胀和外贸顺差 的增长使市场流动性极度宽松，资产价格在全球“一枝独秀”。然而，外部失衡加剧的同时，反映内部失衡的投资/消费率继续攀升，经济基本面没有明显改善。
向前看，中国经济还将受到外需走弱的影响，不可能与全球脱节。但是，如果货币政策不是适度宽松，而是过度宽松，脱节的是资金面与基本面。如果大 量资金由于实体经济中可投项目的减少而流入资本市场，造成“熊市”中的“泡沫”，当一段时期后许多其他国家经济基本回复了平衡，中国可能由“一枝独秀”变 为“一泡凸现”。
经济增长是手段，不是目标，而失衡中的增长更是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建立和加强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即通过建设社会安全网和改善税收，将有力 缓解经济波动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但与十年前相比已有了明显的提高。而当时经济增速低于8%，社会依然稳定。最近中国在社 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改革措施和对弱势群体的扶植政策显示，政府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实现国泰民安，而非仅仅依靠经济增长。
Tuesday, February 17, 2009
Monday, February 16, 2009
经济灾难的政治透视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
纽约州宾汉顿大学，美国
http://fbc.binghamton.edu/commentr.htm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路爱国 译）
评论 第251号
经济灾难的政治透视
我每天都读到一个又一个经济学家、记者或政府官员谈论如何在这个或那个国家最快实现经济复苏。不消说，开出的药方总是相互冲突。但几乎所有这些权威人士，在我看来，都好似身处太虚幻境。他们真的似乎相信，自己的药方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就能发挥作用。
事实是，世界只不过处于衰退的开端，衰退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并将变的比现在糟得多。政府眼下的问题不是如何复苏，而是如何在它们无一例外面对民众日益愤怒的情况下保全自己。
让我们从当前的经济现实谈起。全世 界几乎所有各方--从政府、企业到个人--近10-30年来都在依靠借债寅吃卯粮。膨胀的收入和膨胀的消费让世人晕头转向。泡沫必然破灭。这个泡沫现在就 破灭了（或者说，事实上好几个泡沫破灭了）。这条道路的不可能持续性开始深入人心，顷刻间大家都如惊弓之鸟，担心自己的现金就要花光，包括政府、企业和个 人。
恐惧占了上风，这时，人们停止花钱，或停止放贷。花费和放贷大幅度下降，企业停止生产或生产减速。它们要彻底关门歇业，或至少解雇工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关门歇业或解雇工人导致实际需求降低，使人们更不愿花钱或放贷。这就叫衰退和通货紧缩。
目前，仍然能够借钱和印钱的美国政 府打算把更多的钱投入流通。如果政府的投放量巨大，并且做法精明，有可能起到作用。但很有可能，它的做法并不精明。同样很有可能的是，投入能发挥作用的数 量只不过造成了另一个泡沫。那样，美元真有可能比其他货币下跌更快，从而拆毁世界经济的最后一个重要支柱。
与此同时，对世界人口90%的下层民众来说（10%上层的情况也不太美妙），用于各种日常消费的钱越来越少。民众变得骚动不安。就在上个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国家的人们上街抗议经济困难，例如在希腊、俄罗斯、拉脱维亚、英国、法国、冰岛、中国、韩国、瓜德罗普、留尼旺岛、马达加斯加、墨西哥，以及可能还有世界媒体尚未注意到的更多国家。事实上，迄今为止抗议活动相对温和，但政府都很紧张。
在政府首先关注处理国内动荡的时候，它们做什么？它们实际上只有两个选择：向抗议者开枪，或向他们让步。开枪只在一定程度上管用。原因之一是，军队本身必须报酬优厚才愿意动手。而在经济严重低迷时期，要做到这一点对政府而言并非易事。
因此，政府开始向本国民众让步。怎 样做？首先，推行保护主义。各国都开始抱怨其他国家的保护主义。但抱怨者自身却都在推行保护主义。它们还会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都对我们 说，保护主义使整个经济形势更加恶化。这或许不错，但在政治上却很不相干--当人们走上街头要求工作的时候，而他们现在就要！
发生动荡时政府让步的第二个方式是 采取社会民主福利措施。但要这样做，政府需要资金。政府的资金来自税收。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都对我们说，在经济低迷时期提高（任何类型的）税收都会使整个经 济形势更加恶化。这或许不错，但在短期内这同样不相干。通常，在经济低迷时期，税收的收入下降。政府甚至不能维持当下的支出，还不要说为扩大的支出付费 了。因此，它们会通过某种方式征税。或者，它们会印刷钞票。
最后，它们让步的第三个方式是适量 的民粹主义。最近三十年来，无论国家之内还是整个世界，1%上层和20%底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显著扩大了。差距今后将降低得到1970年那个更“正常的” 水平上，尽管仍然非常之大，但还不太到丑闻一般的程度。由此，大家看到政府现在谈论要对银行家“收入封顶”，例如在美国和法国。或者，政府可以惩办腐败 者，例如在中国。
这有点类似于处于飓风带上。最坏的 情况可以骤然降临到政府头上。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它们只有几分钟时间躲到自己的地下室。飓风随后刮过，假如还活着，他们就出来查看破坏情况。破坏将非常惨 重。是的，人们可以重建。但那时真正的争论就开始了--关于如何重建，以及关于如何公平分享重建的利益等。
这种黯淡的图景将持续多长时间？没人知道或能够肯定，但可能会是好几年。与此同时，政府将面临大选，而选民对在现任政府不会客气。保护主义和社会民主福利对政府的用处就像飓风袭来时的地下室一样。对银行实行半国有化是躲到地下室的另一个方式。
人民需要考虑和准备的是，无论何时 当我们走出地下室的时候，我们做些什么。根本性问题是我们如何来进行重建。那才是真正的政治斗争。地形将是我们不熟悉的。所有我们以往的说辞都将受到质 疑。要认识到的关键问题是，重建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好的世界--但也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坏的世界。无论那种情况，它都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版权所有，Agence Global负责发行。有关版权和授权，包括翻译和张贴到非商业网站事宜，请与rights@agenceglobal.com、1.336.686.9002或1.336.286.6606联系。在不改动本评论和展示版权所有条件下，允许下载、电子转发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他人。如欲与作者联系，可发邮件给immanuel.wallerstein@yale.edu。
Saturday, February 14, 2009
杨百万：我现在最怕“三无”股民
经历了十八年股市风雨之后,杨百万是以何种的心态面对眼前的呢?
最怕“三无”股民
我现在最怕的是一无所知的股民。我们称为“三无”:没有理念、没有技巧、没有方法。他来问你现在买什么好,这是最怕的。
现在的股市和往常不一样了,以前叫“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现在已被新股民演绎成“股市没风险,入市要大胆”。
遇到这样的股民,我一般都劝他,准备好了再来,不要因为红眼病而匆忙入市,抱着赚钱的愿望来,最后亏损而去。
我经常讲,炒股是六分心态、三分技巧、一分运气。比如说今年很多人赚得少,就是心态不好。做短线,急于暴富,抓黑马,结果抓到的黑马都变成了黑驴。新股民没技巧,没经过震荡,没经过熊市,他就是胆大。
想暴富一定是急功近利的。但有句老话,叫宁静致远,比如这个行情涨了两年了,谁越傻越放得住,谁越赚大钱。这个放得住要什么?要心态。
没离开就不能说赚和赔
股市,当你离开的时候才能说我赚了,我赔了。以前,我们看到好多人挣了好多好多,最后还是一无所有地离开了股市。
这次,我赚得很不错,赚的是十几年累积的总和。但我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去年预计今年,哪有一个基金预测到四千点的?
现在,我在股市上就二百五十万元,赚的钱都已经拿走了。
我有这个体会,你有一点钱,输光了可以再来,有的时候甚至是动力。但如果你富过以后再穷和本来穷,这个感觉不一样的。
我已经五十八岁了。一天花一百块,二十年,能花得了七十多万。我为了后面花不到的钱再去积累财富,弄得一无所有,那晚年的苦是真苦啊。
要知足。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进入股市的,也是两三万块钱,他最多的时候达到三千五百万。我跟他讲,你三千五百万差不多了。
但他没听。在第一个熊市三百二十五点前面五百点,他认为已经到底了。他向证券公司又借了三千万,投入股市六千多万,他想等会儿一涨,六千万就变一个亿了。但他没想到,往下一跌三千万也没了。
结果妻离子散,房子到现在都没有。他输在太自负。
我现在更加谨慎,更加回头看。我已经走过来了,不要把到手的轻易丢掉。现在入市要是赚了,至少应该把本金撤回去。比如说三万入市的,现在变九万了,你把三万撤回去,用六万在里边倒,即使倒成零,也不伤元气。
吃鱼不吃鱼头和鱼尾
我经历过四个熊市,四个牛市。我大量翻阅了国外关于牛熊市的书籍,每到一个牛市差不多了,我不求跑到顶,跑到最高,所以股市上我创造了一个理念,叫吃鱼不吃鱼头和鱼尾,吃中段,所以每一年我到相对的高点就逐步撤退,落袋为安。
最近证监会发布风险提示后,我基本上不做长线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到股市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疯,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跌。每个熊市我都远离的,从2001年起一直远离到2005年1月份。所以股市上有一句话,没经过熊市不是成熟的股民。
不看新闻睡不着觉
我没有进入证券市场时,工资很低,六十几块,但我那时每年要订一百多种报纸。想从报纸当中学到东西,去致富。
我到北大讲课,我说我给你们大学生上课,我不鼓动你们做股票,你们应该打好基础。
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睡觉前不上一下网,看一下新闻,睡不着觉的。
现在上火车,我都是无线上网。好多人就问我,你干什么的,老先生。我说我没工作,人家不信。为什么?像我现在快六十岁了,能拿着手提电脑,运用自如,他认为你就不可能是下岗职工。
我到天津去上课,有几个算命先生来听。他和我说,你的耳朵特别大,我说我穷的时候耳朵也这么大。
我不信迷信,我就把握市场经济的一个规律,脱离价值的东西不能持久的。
我不传奇。我不赚股市的最后一笔钱,把利润卖给人家的同时,也是把风险卖给人家了。1992年、1993年,我每次抛掉都有人笑我,因为我抛了以后继续还涨一百点。人家就说我老红军不行了,年纪大了。结果到熊市的时候,股民就说了,杨百万老早提醒我们了,我们没信。
我在全国讲课,没有一个股评家超过我。我这么说,是希望股民引起警觉。政府规定了,做股评的不能炒股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不能做股票,又何来经验去指导股民?
一定要学习,不要以为靠运气就能挣钱,我见得多了,成千上万股民都在我面前倒下去,不要自己碰得头破血流才作为教训。
最怕“三无”股民
我现在最怕的是一无所知的股民。我们称为“三无”:没有理念、没有技巧、没有方法。他来问你现在买什么好,这是最怕的。
现在的股市和往常不一样了,以前叫“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现在已被新股民演绎成“股市没风险,入市要大胆”。
遇到这样的股民,我一般都劝他,准备好了再来,不要因为红眼病而匆忙入市,抱着赚钱的愿望来,最后亏损而去。
我经常讲,炒股是六分心态、三分技巧、一分运气。比如说今年很多人赚得少,就是心态不好。做短线,急于暴富,抓黑马,结果抓到的黑马都变成了黑驴。新股民没技巧,没经过震荡,没经过熊市,他就是胆大。
想暴富一定是急功近利的。但有句老话,叫宁静致远,比如这个行情涨了两年了,谁越傻越放得住,谁越赚大钱。这个放得住要什么?要心态。
没离开就不能说赚和赔
股市,当你离开的时候才能说我赚了,我赔了。以前,我们看到好多人挣了好多好多,最后还是一无所有地离开了股市。
这次,我赚得很不错,赚的是十几年累积的总和。但我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去年预计今年,哪有一个基金预测到四千点的?
现在,我在股市上就二百五十万元,赚的钱都已经拿走了。
我有这个体会,你有一点钱,输光了可以再来,有的时候甚至是动力。但如果你富过以后再穷和本来穷,这个感觉不一样的。
我已经五十八岁了。一天花一百块,二十年,能花得了七十多万。我为了后面花不到的钱再去积累财富,弄得一无所有,那晚年的苦是真苦啊。
要知足。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进入股市的,也是两三万块钱,他最多的时候达到三千五百万。我跟他讲,你三千五百万差不多了。
但他没听。在第一个熊市三百二十五点前面五百点,他认为已经到底了。他向证券公司又借了三千万,投入股市六千多万,他想等会儿一涨,六千万就变一个亿了。但他没想到,往下一跌三千万也没了。
结果妻离子散,房子到现在都没有。他输在太自负。
我现在更加谨慎,更加回头看。我已经走过来了,不要把到手的轻易丢掉。现在入市要是赚了,至少应该把本金撤回去。比如说三万入市的,现在变九万了,你把三万撤回去,用六万在里边倒,即使倒成零,也不伤元气。
吃鱼不吃鱼头和鱼尾
我经历过四个熊市,四个牛市。我大量翻阅了国外关于牛熊市的书籍,每到一个牛市差不多了,我不求跑到顶,跑到最高,所以股市上我创造了一个理念,叫吃鱼不吃鱼头和鱼尾,吃中段,所以每一年我到相对的高点就逐步撤退,落袋为安。
最近证监会发布风险提示后,我基本上不做长线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到股市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疯,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跌。每个熊市我都远离的,从2001年起一直远离到2005年1月份。所以股市上有一句话,没经过熊市不是成熟的股民。
不看新闻睡不着觉
我没有进入证券市场时,工资很低,六十几块,但我那时每年要订一百多种报纸。想从报纸当中学到东西,去致富。
我到北大讲课,我说我给你们大学生上课,我不鼓动你们做股票,你们应该打好基础。
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睡觉前不上一下网,看一下新闻,睡不着觉的。
现在上火车,我都是无线上网。好多人就问我,你干什么的,老先生。我说我没工作,人家不信。为什么?像我现在快六十岁了,能拿着手提电脑,运用自如,他认为你就不可能是下岗职工。
我到天津去上课,有几个算命先生来听。他和我说,你的耳朵特别大,我说我穷的时候耳朵也这么大。
我不信迷信,我就把握市场经济的一个规律,脱离价值的东西不能持久的。
我不传奇。我不赚股市的最后一笔钱,把利润卖给人家的同时,也是把风险卖给人家了。1992年、1993年,我每次抛掉都有人笑我,因为我抛了以后继续还涨一百点。人家就说我老红军不行了,年纪大了。结果到熊市的时候,股民就说了,杨百万老早提醒我们了,我们没信。
我在全国讲课,没有一个股评家超过我。我这么说,是希望股民引起警觉。政府规定了,做股评的不能炒股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不能做股票,又何来经验去指导股民?
一定要学习,不要以为靠运气就能挣钱,我见得多了,成千上万股民都在我面前倒下去,不要自己碰得头破血流才作为教训。
Tuesday, February 10, 2009
是什么妨碍着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是什么妨碍着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中国前首席贸易谈判代表龙永图谈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作为中国前首席贸易谈判代表，龙永图参与了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龙先生在本录像中坦言，中国要在商业上成为真正的全球参与者，还任重道远。
本录像摄于2008年麦肯锡公司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
Monday, February 9, 2009
部分三峡移民将被迫再次搬迁
中
国政府最近出台计划称，为修建三峡大坝而搬迁的140万农户中的部分移民将不得不再次搬迁，这引发了对中国大坝建设热潮的新质疑。政府上周四在网上公布了三峡库区农户的移民和城市化计划，较为坦率地承认为修建大坝而移民140万人所带来的问题。三峡大坝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坝。
Reuters
三峡大坝航拍图，摄于2008年11月28日
国务院公布的新文件更加详细地阐述了项目的目标──旨在缩小重庆地区城乡居民的差距。这个不断扩张的直辖市从中国西部省份四川省划分出来，以帮助吸收长江沿岸数百万的三峡移民。
这份报告中说，移民搬迁安置的遗留问题要做细致工作，帮助移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建设和谐稳定新库区。
这个问题，加上另外一个巨型大坝可能是引发四川地震原因的说法，都引起了公众质疑中国西部地震多发地区进行的雄心勃勃的大坝建设项目。
中 国的大坝建设规模居世界之首。它迫切希望利用清洁能源为不断增长的经济提供动力，如今中国主要依靠火电厂。据Asia Society和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中国计划在2020年前将水电装机容量提高一倍，相当于每两年修建一个三峡大坝。
Shai Oster
Monday, February 2, 2009
再造美国：奥巴马的含混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
纽约州宾汉顿大学，美国
http://fbc.binghamton.edu/commentr.htm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路爱国 译）
评论 第250号
再造美国：奥巴马的含混
在这个让世界媒体选来做自己通栏标 题和分析对象的短句中，奥巴马道出了他总统诺言中所有的模糊之处。这句话可以指回到先前那个更好的状态。奥巴马似乎也用另一句话表明了这种可能性，他呼吁 美国公民“选择我们更好的历史”。但是“再造”也可以指更加重大的变革，建立一个与当今世界所知的非常不一样的美国。模糊之处在于，奥巴马提出的仅仅是对 美国和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制度进行小修小补，还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它们。
目前大家都该清楚的是，尽管不服气 的共和党右翼恐惧到歇斯底里，美国并没有选举切·格瓦拉当它的总统。但是，尽管某些投票选他的人有这样的希望而其更不妥协的左翼批评人士有这种担忧，美国 选出的也并不是另一个罗纳德·里根。那么，美国选出的是什么？答案还不明朗，这恰恰由于作为政客的奥巴马风格。
有两个问题需要分析说明。一个是，作为总统的奥巴马真正想要成就什么。第二个是，在地缘政治现实加上世界性衰退的情况下，他有可能成就什么。副总统拜登
至此，我们对奥 巴马知道些什么呢？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他异常聪明并受过良好教育，他也是一个泰然自若、谨慎小心并非常成功的政客。但在只希望小修小补还是进行根本性变 革的总体问题上，他究竟站在那里？很可能在这个范围中间的某个位置。也有可能，他实际能做并做到的将取决于世界体系的限制而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不管这些选 择多么明智。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一些线索来评价他在以下五个领域的行动方向：全民参与、地缘政治、环境、国内社会问题和如何处理衰退。初步的判决结果有喜有忧。
很明显，他最大的亮点在全民参与上。他本人的当选就是一个标志。当然，选举一个非裔美国人总统只不过是美国1945年以来一个持续性趋势的高潮一幕--从杜鲁门总统整合军队到最高法院对废止学校种族歧视的判决，到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被任命为大法官，到科林·鲍威尔被任命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再到鲍威尔和康多莉扎·赖斯先后被任命为国务卿。当然，他的当选标志着一次突破，两年前很少有人想得到。而这一点是起作用的。
奥巴马将继续推进这种全体公民的参 与。但是，他在移民问题上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政治考验。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他会多么着力地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不得不与他自己政治基础的很大一部分进行斗争。 考虑到美国当前和预期的失业率水平，他有可能推迟采取任何行动。但这个问题不会自行消失，而只能越来越难以解决。此外，不解决这个问题对世界以更小的痛苦 度过衰退的能力将产生消极影响。
奥巴马在地缘政治姿态上的希望要小的多。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在目前可能是无解的。最低限度需要把哈马斯包括到谈判中来。很可能，任命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为美国特使预示着要这样做。但这完全不足以实现一种可行的政治解决。以色列人在自己的掩体中固守，并没有甚至去考虑让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能够接受的任何方案。
我不怀疑，伊拉克人会让奥巴马遵守 他16个月之内撤军的许诺。我也不相信奥巴马对伊朗人除在口头上争长论短之外还会采取别的行动。但他在巴基斯坦已经开始了灾难之路，在自己就任第一周就严 重动摇了巴基斯坦政府。巴基斯坦政府是虚弱的，可能很快要垮台。假如它垮了台，奥巴马将没有可资防御的选择。
根本问题是，奥巴马还没有放弃前霸权国的夸张语言。在其就职演说中，他对世界说：“美国…淮备再次带领大家。”世界希望美国参与。世界恰恰不想要美国带领。我不认为奥巴马确实懂得这一点。巴基斯坦很可能成为他身败名裂的祸根。
另外，他在拉丁美洲也开局不良。他谈到查韦斯时哗众取宠，而更糟的是，他还没有听到卢拉总统的挑战，即除非他无条件解除对古巴的禁运，拉美不会相信他主张变革。
他在环境问题上开始采取的步骤是积极的，例如他的任命，他的总统决定，以及他对其他国家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参加科学家认为必要的集体措施。但在这个领域，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问题依然是：他准备如何大胆和迅速地采取行动。
在国内社会问题上的政策同样喜忧参 半。奥巴马恢复了克林顿政府有关堕胎的政策，这一点把他与里根/布什的政策明确区分开来。他下令关闭关塔纳摩和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监狱，同时推迟一年做出如 何处理目前被监禁者的某些决定。他在何等程度上撤消美国国内政府侵入隐私权的大网仍然是一个完全未决的问题。他在何等程度上完成其对工会的许诺也仍然不清 楚，即取消前几任政府在工会组织能力上施加的严重限制。
最后，我们谈一下他回旋余地最小的领域，即世界性衰退。他显然准备大大扩张政府在经济中的介入。但全世界几乎所有其他政治领导人也都在这样做。他显然还准备扩大所谓社会民主措施来减少工薪阶层的经济痛苦。但全世界几乎所有其他政治领导人也都在这样做。
这里的问题同样是措施如何大胆。他已经把一伙非常谨慎的凯恩斯主义者任命到自己的所有关键岗位。他还没有把任何左翼凯恩斯主义美国经济学家包括进来，例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阿兰·布林德[Alan Blinder]或者詹姆斯·加尔布雷斯[James Galbraith]。他们都说，谨慎的措施没有用处，而宝贵的时间正在流逝。可能现在起一年后，奥巴马会重组自己的团队，把那些倡导要采取更大胆行动的人包括进来。但也有可能会有点晚了。
奥巴马急于让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赞同 自己的经济提案。这部分是由于，用他就职演说的话说，他热情地选择“有意义的团结而非纷争和不合”。部分是由于这是聪明的政治手段，即在经济进一步恶化的 情况下他不想处于易受攻击的境地。但共和党领导层的精明足以理解这一点，并且只有大大削减其计划之后才会把票投给他。
奥巴马走出了一个十分不稳的开局。尽管他拥有智力并且认识上开放，但认为他准备推动从根本上再造美国的信心尚没有多少支撑的证据。美国得到了正确的语句。它需要的是大胆的再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版权所有，Agence Global负责发行。有关版权和授权，包括翻译和张贴到非商业网站事宜，请与rights@agenceglobal.com、1.336.686.9002或1.336.286.6606联系。在不改动本评论和展示版权所有条件下，允许下载、电子转发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他人。如欲与作者联系，可发邮件给immanuel.wallerstein@yale.edu。
每月两次发表的这些评论，旨在从长时段而不是当前头条新闻的角度，对当今世界变化做出反应。]
Thursday, January 29, 2009
自杀编年史预告：以色列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
纽约州宾汉顿大学，美国
http://fbc.binghamton.edu/commentr.htm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路爱国 译）
评论 第249号
自杀编年史预告：以色列
以色列国在
以色列国建立60年来，它的生存和扩张有赖于一个由三要素构成的总体战略：强硬军事主义、地缘政治联盟和公共关系。强硬军事主义（即现任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所说的“铁腕”）来自于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狂热，以及后来（尽管起初并非如此）世界各地犹太社区的强烈支持。
在地缘政治方面，以色列先是与苏联结盟（时间虽短但极其重要），随后与法国结盟（时间较长并使以色列成为核国家），最后（并且最重要地）与美国结盟。这些盟国兼后台通过供应武器给予了最重要的军事支持。但它们也给予了外交/政治支持，而美国还给予了可观的经济支持。
公共关系的目标在于获得世界舆论的广泛同情支持，早年间依靠把以色列描绘成血气方刚的大卫反抗老朽不堪的歌利亚，而后40年则依靠在二战期间纳粹大批清除欧洲犹太人问题上的罪行和怜悯。
以色列战略的所有这些要素在 1948年到1980年间都相当管用。事实上，它们变的越来越有效。但到1980年代某个时点，三个战术中每项战术的利用都开始产生反作用。以色列目前进 入了一个其战略加速衰败的阶段。以色列要推行任何其他战略可能已经太晚了，假如它这样做，它就会在地缘政治上自杀身亡。让我们回顾一下，在以色列力量成功 地上升以及在后来缓慢衰落的过程中，该战略的三个要素是如何互动的。
在以色列建立的头25年，它与阿拉 伯国家进行了4次战争。第一次是为建立犹太国而进行的1948-1949年战争。以色列宣布建立独立国家，巴勒斯坦却没有相应地也宣布建国。实际情况是， 许多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宣了战。以色列最初在军事上困难重重。但是，以色列军队比外约旦以外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军队都更加训练有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 从代苏联行事的捷克斯洛伐克那里获得了武器。
到1949年停战时，以色列军队的 纪律性加上捷克的武器使以色列人赢得了联合国分割提议中没有包含的大片领土，包括西耶路撒冷。其他地区被周边阿拉伯国家并入。大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离开或 被迫离开以色列控制的地区，变成了阿拉伯邻国里的难民，他们的后代今天仍大多生活在那里。他们曾经拥有的土地被以色列犹太人夺走了。
苏联不久就抛弃了以色列。这可能主 要是由于其领导人很快开始担心以色列建国对苏联犹太人态度的影响，从斯大林的观点看，苏联犹太人似乎过于热情，从而潜在地具有颠覆性。相应地，以色列也抛 弃了对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同情，并清楚表明自己在政治和文化上要完全成为一个西方世界成员的热望。
法国此时正面临其三个北非殖民地的 民族解放运动，它认为以色列是一个有用的盟国。在阿尔及利亚人1954年发起自己的独立战争之后就更加如此。法国开始帮助以色列武装自己。特别是，正在 （不顾美国意愿而）发展本国核武器的法国帮助了以色列发展核武器。1956年，以色列加入法、英对埃及开战。对以色列而言，不幸的是这次战争是不顾美国反 对而发起的，美国迫使所有三个大国结束了战争。
在阿尔及利亚于1962年独立后， 法国失去了对以色列这个关系的兴趣，以色列当时干扰了法国与三个新独立的北非国家重建密切关系的努力。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和以色列相互靠拢建立了密切关 系。1967年，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再次爆发战争，其他阿拉伯国家加入埃及一方。在这次所谓“六日战争”中，美国首次向以色列提供军用武器。
以色列1967年的胜利在很多方面 改变了基本局面。以色列轻易获胜，占领了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所有那些它已经占领的部分，再加上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在司法上，此时存在着一 个以色列国，再加上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以色列开始推行在被占领土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政策。
以色列的胜利改变了世界犹太人的态度，他们此时已经克服了对建立以色列国曾经持有的全部保留意见。他们对以色列的成就非常自豪，并开始在美国和西欧发起强大的政治运动为以色列争取政治支持。一个强调基布兹[以色列集体农场—译注]美德的血气方刚的以色列形象被放弃了，转而把强调大屠杀作为争取世界支持以色列的基本理由。
1973年，阿拉伯国家试图在所谓 赎罪日战争中扭转军事局势。这一次，在美国军事支持下，以色列又取得了战争胜利。1973年战争标志着阿拉伯国家核心作用的终结。以色列能够继续努力获得 阿拉伯国家的承认，它也确实最终得到了埃及和约旦两国的承认，但要让这一点成为保障以色列生存的方式此时已经太迟了。
正在这个时刻，一个真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政治运动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产生了，它现在是以色列的主要对手，是以色列需要与之妥协的对手。长期以来，以色列拒绝与巴解组织及其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打交道，而宁愿运用铁腕。起先，以色列在军事上是成功的。
铁腕政策的局限性在第一次起义[intifada]中暴露无疑，这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被占领土上的自发起义，始于1987年，持续了６年。起义的主要成果是双重的。它迫使以色列人和美国与巴解组织对话，这是一个长过程，它导致1993年达成了所谓奥斯陆协议，提出在部分被占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长远来看，奥斯陆协议在地缘政治上 对世界舆论的冲击不如起义重要。大卫-歌利亚形象第一次开始翻转过来。西方世界第一次开始出现对所谓两国方案的实际支持。第一次开始出现对以色列铁腕及其 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作所为的严肃批评。假如以色列原先严肃对待了以所谓“绿线”[Green Line]为基础的两国方案--即1948-1949年战争结束后的分界线，它或许已经取得了问题的解决。
但以色列总是慢一步。当它能与纳塞尔谈判的时候，它不肯谈。当它能与阿拉法特谈判的时候，它不肯谈。当阿拉法特去世而软弱无力的马哈茂德·阿巴斯继任的时候，更加好斗的哈马斯赢得了２００６年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以色列拒绝与哈马斯对话。
现在，以色列入侵了加沙，试图消灭哈马斯。假如它成功，下一个出现将是什么组织？假如—这种概率更高--它没能消灭哈马斯，一个两国方案现在还有可能实现吗？巴勒斯坦和世界舆论都在转向一国方案。而这当然是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终结。
以色列的三要素战略正在解体。铁腕 不再奏效，正像它对乔治·布什而言在伊拉克没有奏效一样。与美国的关系是否将依然牢固？我怀疑这一点。世界舆论是否会继续同情地看待以色列？看来不会。以 色列现在能不能转向不同的战略，即作为中东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欧洲前哨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军事代表进行谈判的战略？对此而言似乎为时已晚，很可能太晚 了。从而，预告了一个自杀编年史。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版权所有，Agence Global负责发行。有关版权和授权，包括翻译和张贴到非商业网站事宜，请与rights@agenceglobal.com、1.336.686.9002或1.336.286.6606联系。在不改动本评论和展示版权所有条件下，允许下载、电子转发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他人。如欲与作者联系，可发邮件给immanuel.wallerstein@yale.edu。
Commentary No. 249, Jan. 15, 2009
"Chronicle of a Suicide Foretold: The Case of Israel"
The state of Israel proclaimed its independence at midnight on May 15, 1948. The United Nations had voted to establish two states in what had been Palestine under British rule. The city of Jerusalem was supposed to be an international zone under U.N. jurisdiction. The U.N. resolution had wide support, and specifically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Arab states all voted against it.
In the sixty years of its existence, the state of Israel has depended for its survival and expansion on an overall strategy that combined three elements: macho militarism, geopolitical alliances, and public relations. The macho militarism (what current Prime Minister Ehud Olmert calls the "iron fist")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nationalist fervor of Jewish Israelis, and eventually (although not initially) by the very strong support of Jewish communitie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Geopolitically, Israel first forged an alliance with the Soviet Union (which was brief but crucial), then with France (which lasted a longer time and allowed Israel to become a nuclear power), and finally (and most important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allies, who were also patrons, offered most importantly military support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weapons. But they also offered diplomatic/political support, and in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iderable economic support.
The public relations was aimed at obtaining sympathetic support from a wide swath of world public opinion, based in the early years on a portrait of Israel as a pioneering David against a retrograde Goliath, and in the last forty years on guilt and compassion over the massive Nazi extermination of European Jewr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ll these elements of Israeli strategy worked well from 1948 to the 1980s. Indeed, they were increasingly more effective. But somewhere in the 1980s, the use of each of the three tactics began to be counterproductive. Israel has now entered into a phase of the precipitate decline of its strategy. It may be too late for Israel to pursue any alternative strategy, in which case it will have committed geopolitical suicide. Let us trace how the three elements in the strategy interacted, first during the successful upward swing, then during the slow decline of Israel's power.
For the first twenty-five years of its existence, Israel engaged in four wars with Arab states. The first was the 1948-1949 war to establish the Jewish state. The Israeli declaration of an independent state was not matched by a Palestinian declaration to establish a state. Rather, a number of Arab governments declared war on Israel. Israel was initially in military difficulty. However, the Israeli military were far better trained than those of the Arab cou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ransjordan. And, crucially, they obtained arms from Czechoslovakia, acting as the agent of the Soviet Union.
By the time of the truce in 1949, the discipline of the Israeli forces combined with the Czech arms enabled the Israelis to win considerable territory not included in the partition proposal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cluding west Jerusalem. The other areas were incorporated by the surrounding Arab states. A large number of Palestinian Arabs left or were forced to leave area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Israelis and became refugees in neighboring Arab countries, where their descendants still largely live today. The land they had owned was taken by Jewish Israelis.
The Soviet Union soon dropped Israel. This was probably primarily because its leaders quickly became afraid of the impact of the creation of the state on the attitudes of Soviet Jewry, who seemed overly enthusiastic and hence potentially subversive from Stalin's point of view. Israel in turn dropped any sympathy for the socialist camp in the Cold War, and made clear its fervent desire to be considered a full-fledged member of the Western world, politically and culturally.
France at this time was faced with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in its three North African colonies, and saw in Israel a useful ally. This was especially true after the Algerians launched their war of independence in 1954. France began to help Israel arm itself. In particular, France, which was developing its own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U.S. wishes), helped Israel do the same. In 1956, Israel joined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in a war against Egypt. Unfortunately for Israel, this war was launched against U.S. opposi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ced all three powers to end it.
After Algeria became independent in 1962, France lost interest in the Israeli connection, which now interfered with its attempts to renew closer relations with the three now independent North African states. It was at this poi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turned to each other to forge close links. In 1967, war broke out again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and other Arab states joined Egypt. In this so-called Six Day War,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gave military weapons to Israel.
The 1967 Israeli victory changed the basic situation in many respects. Israel had won the war handily, occupying all those parts of the British mandate of Palestine that it had occupied before, plus Egypt's Sinai Peninsula and Syria's Golan Heights. Juridically, there was now a state of Israel plus Israel's occupied territories. Israel began a policy of establishing
Jewish settlemen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The Israeli victory transformed the attitude of world Jewry, which now overcame whatever reservations it had had about the creation of the state of Israel. They took great pride in its accomplishments and began to undertake major political campaig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to secure political support for Israel. The image of a pioneering Israel with emphasis on the virtues of the kibbutz was abandoned in favor of an emphasis on the Holocaust as the basic justification for world support of Israel.
In 1973, the Arab states sought to redress the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so-called Yom Kippur war. This time again, Israel won the war, with U.S. arms support. The 1973 war marked the end of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Arab states. Israel could continue to try to get recognition from Arab states, and it did succeed eventually with both Egypt and Jordan, but it was now too late for this to be a way to secure Israel's existence.
As of this point, there emerged a serious Palestinian Arab political movement, 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 which was now the key opponent of Israel, the one with whom Israel needed to come to terms. For a long time, Israel refused to deal with the PLO and its leader Yasser Arafat, preferring the iron fist. And at first, it was militarily successful.
The limits of the iron fist policy were made evident by the first intifada, a spontaneous uprising of Palestinian Arabs inside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which began in 1987 and lasted six years. The basic achievement of the intifada was twofold. It forced the Israelis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talk to the PLO, a long process that led to the so-called Oslo Accords of 1993, which provided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in part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The Oslo Accords in the long run were geopolitically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impact of the intifada on world public opin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David-Goliath image began to be inver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re began to be serious support in the Western world for the so-called two-state solu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re began to be serious criticism of Israel's iron fist and its practices vis-à-vis the Arab Palestinians. Had Israel been serious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based on the so-called Green Line - the line of division at the end of the 1948-1949 war - it probably would have achieved a settlement.
Israel however was always one step behind. When it could have negotiated with Nasser, it wouldn't. When it could have negotiated with Arafat, it wouldn't. When Arafat died and was succeeded by the ineffectual Mahmoud Abbas, the more militant Hamas won the Palestini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2006. Israel refused to talk to Hamas.
Now, Israel has invaded Gaza, seeking to destroy Hamas. If it succeeds, what organization will come next? If, as is more probable, it fails to destroy Hamas, is a two-state solution now possible? Both Palestinian and world public opinion is moving towards the one-state solution. And this is of course the end of the Zionist project.
The three-element strategy of Israel is decomposing. The iron fist no longer succeeds, much as it didn't for George Bush in Iraq. Will the United States link remain firm? I doubt it. And will world public opinion continue to look sympathetically on Israel? It seems not. Can Israel now switch to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of negotiating with the milita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ab Palestinians, as an integral constituent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t as an outpost of Europe? It seems quite late for that, quite possibly too late. Hence, the chronicle of a suicide foretold.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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