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改革面临倒退危险 & 中国内需低迷 贷款政策难辞其咎

Patrick Chovanec

眼下，在西方国家政府争论应如何改革它们的银行体系之际，中国政府却面临着一个不同的问题：如何避免让它过去10年来已获得的改革成果前功尽弃。现在的确存在着一种危险，即：决策者有可能在短期刺激计划的名义下毁掉他们早些时候做出的努力。

问题的核心是中国政府正在实行的通过大规模扩大银行信贷来刺激经济的策略。政府4万亿元人民币(合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一半资金都有赖银行提供。除此之外，政府还为支持企业的商业借贷制定了高目标。今年一季度，中国银行业新增贷款超过4.5万亿元，较2008年全年的数字还高出8%。

这种局面会令人不禁回想起前些年的情形，当时中国政府严重依赖银行资金来支撑经济增长，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银行业积累了大量行政指令导致的呆坏帐，这些债务要么没法得到偿还，要么当初就根本没打算偿还。2003年，不良贷款占中国银行业贷款总额的20.4%，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5%。如此之高的坏帐让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着陷入困境的危险。

中国政府后来设法扭转了这种局面，当时，中国新成立了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政府又拿出1,000亿美元资金注入银行业，此外，还通过外国“战略合作伙伴”向中国银行业传授全球最佳经营管理规范。到 2008年末，不良贷款比率降到了2.5%。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在企业文化方面也发生着更深层的变化。银行业人士开始像银行家而不是像政府官员那样来考虑问题。经过十年的艰苦改革，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三家──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和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先后在香港挂牌上市，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的上市工作也在进行中。然而，在取得这番来之不易的进步之后，中国的银行业改革现在面临着倒退的危险。

从表面上看，中国银行业似乎已经相当健康。据银监会称，尽管经济出现下滑，但今年银行业不良贷款将继续下降，不论是绝对规模，还是占贷款总额的比例。看上去，中国银行业俨然是一台运转良好、有能力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发动机。

不过，进一步研究会发现，中国银行业还存在几个监管机构尚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就以银行业大规模发放新的刺激性贷款之前已存在的贷款组合来说。鉴于中国出口的大幅下滑，还有全世界范围内信用价差的扩大（这意味着违约风险的上升），人们很难轻易相信这些贷款组合的质量还能不断改善。事实上，银监会最近已允许中国银行业对未到期贷款重新安排偿债条款，将不良贷款展期成为不到期的新贷款，从而降低列为不良贷款的贷款额。相比之下，在华经营的外资银行认定的不良贷款自2008年初以来已经增加了一倍多。这些银行一般都会遵守他们本国监管机构的严格规定。

不过，已有贷款与新增贷款相比还是个小问题。中国的银行现在批准放贷不是因为商业环境前景看好，或是恰当的信贷分析表明银行这么做能赚到钱，而是因为政府告诉他们要让资金流动起来。财务报告显示，银行业未针对“变坏”贷款留出足够的拨备或类似性质的资金。

银监会对此似乎泰然自若，它在公开声明中说，这些贷款流向了政府支持的经济刺激项目，还款不成问题。但鉴于有那么多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实施当中，经验告诉我们，这些项目不会都能达到它们在成本和收入方面的预期。各省、市政府不大可能公然违约，但如果需要，他们将有很多办法跟银行重新商谈贷款条件。

大部分新增贷款的风险比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要高得多。今年一季度，只有37%的新增贷款是中、长期贷款，人们可以认为这类贷款是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超过半数新增贷款（2.2万亿元）是短期贷款，其中超过20%(9,440亿元)是用于企业应付帐款的所谓票据融资。这类贷款自去年初以来已增长了150%。这表明，它们正被用作补缺资金，以帮助那些在现金流方面有困难的企业免于陷入破产境地，至少暂时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其他迹象显示，这些低息贷款还被用于高风险的股票和房地产投机。无论是哪种情况，对银行来说都不是安全的做法。

粗略计算显示，这有可能使中国政府面临比上一轮银行业改革时更严峻的问题。当时，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最高时超过了20%。如果对今年一季度已经发放的新贷款按这一比率计算，则将产生9,120亿元坏帐，远远超过中国银行业目前5,500亿元的坏帐总额。而今年才刚刚开始。如果这波信贷扩张按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中国银行业今年将有可能产生3.6万亿元坏帐，远远超过中国银行业2.2万亿元的实收资本总额。即使贷款增速慢下来，或事实证明本轮新增贷款的不良贷款率要低于以往水平，最终的不良贷款数字仍会非常惊人。

或许中国政府现在设想，它能通过实施另一波救助、花钱解决银行业的任何危机。它的确有这个财力。即使几家大银行上市前政府拿出1,000亿美元进行一次资本重组的事再来一次，这笔钱也只占中国政府庞大外汇储备的区区5%。如果这是维持就业、防范社会动荡需要付出的代价，那么中国领导人会很乐意签署支票。对银行进行掠夺和调整资本结构是北京将其庞大的美元储备注入国内经济的几种机制之一。

但这并不能让这波信贷爆炸──以及任何随之而来的救助行动──成为一项好政策。首先，股东们肯定会遭受损失。至少，随着新资本的注入，他们要面对股本价值的稀释。但对他们利益造成的真正损害不是用坏帐比率或全部发行在外总股本数可以量化的。全球投资者之所以在中国各家银行首次公开募股时购买它们的股票，是因为相信这些银行能通过重组成为盈利企业。这些银行历史上曾经只是发放政府补贴资金的渠道。现在看来，这样的前景看上去远没有那么可信。

银行业的改革前景不仅对股东们很重要，按商业原则正常发挥功能的银行对中国经济获得长期成功同样至关重要。中国需要可靠的经济刺激方案，但它也需要能在可靠的监管框架下有效分配资本的银行业。鉴于中国的公共债务水平处于历史低点，政府原本可以借入刺激资金并在有需要时直接支出这些资金。但实际上，政府却在让银行大肆放贷。这是一种急剧倒退，而且，中国将会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内看到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

（编者按：本文作者Patrick Chovanec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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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Pettis

中国非同寻常的贷款增长已经开始让人们担心有可能会再度爆发90年代时的那种不良贷款危机。第一季度新增贷款6,700亿美元，在短短的3个月里贷款总额就增长了15%，许多评论家都猜测这些钱到底流向了哪里。但很少有人思考这对中国的总体经济改革进程会有什么影响。一句话：影响很大。

要了解影响的原因和方式，首先应先看一看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过去30年里，决策者一贯鼓励高储蓄和高投资。其结果是生产能力远远超出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或能力。因此，中国只能依赖出口，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来吸收过剩的产能──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消费者也很乐意这样做。但对美国消费能力的疑虑表明，中国目前需要进行的一项最重要的改革就是通过扩大内需降低对美国消费者的依赖。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指导或补贴的银行贷款往往都支持了产能的建设。上世纪90年代时就是这种情况。中国的银行主要作为政府的政策部门行事，它们将贷款投入到了经济效益低下的项目中。几乎无法避免的后果是不良贷款急剧增加到足以威胁中国银行体系生存能力的水平。可信度较高的估计认为，不良贷款的损失占到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至50%以上。

回过头来看，决策者当时采取的对策破坏了消费的增长。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了改善银行的资产状况，银行监管机构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使用政府资源向银行注入资金，二是将存款利率设定到大大低于贷款利率的水平。为了确保银行的高利润，存贷款之间的息差超过了市场自行决定时应有的水平。

这从两个方面打击了消费。显然，通过将大量纳税人的资源用于支付预期损失，监管部门从中国的收入中拿走了本可以进行消费的大部分资金。影响更大的政策是：压低企业贷款利率，以减缓不良贷款的增速，和为了保证银行的盈利能力而将存款利率压得更低。实际上，中国的储户被迫接受低得可怜的储蓄回报率，以帮助银行凭借高息差获得的利润获得资金。

在美国，降低利率会鼓励人们今天消费，不再为明天而储蓄。但在中国，大多数储蓄都是银行存款，储蓄收益是家庭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降低存款利率会增加储蓄率。由于这些以及其他政策限制了消费，增加了储蓄，其他政策──如以极低的利率向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发放贷款的政策──迫使国内生产快速增长。这加剧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只有国内消费才可以解决。

同90年代相比，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消费者这次不会再帮着消化过剩的产能了。随着美国家庭修复负债过高的局面，很明显美国贸易逆差居高不下且不断扩大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时了。为了让产能过剩的经济重新平衡，并保持经济的继续增长，中国国内消费的增长速度需要多年远远超过国内的生产水平。

这就是目前的刺激政策为何如此危险的原因。虽然银行贷款的激增可能暂时缓解全球收缩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影响，但它很可能会带来不良贷款再次大幅增加。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中国将被迫再次修复和重建银行资产负债表，要么是向银行直接注资，要么是强迫储户补贴银行，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二者的结合。

这些政策将以与过去同样的方式限制今后国内消费的增长，产生的不良贷款数额越高，对消费增长的抑制作用就越大。随着中国无法依靠美国填补中国自身消费与生产间的鸿沟，中国将面临GDP增长受到国内消费增长严格限制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限制未来中国消费增长的措施都必然会限制中国经济的增长。新增贷款的爆炸式增长就可能会如此。为了换取暂时的反弹而鼓励新一轮大规模资本的不当配置，中国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多年的低速经济增长。

（编者按：Michael Pettis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