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很糟

从东航开始，国资委表示要向央企注资。儿子饿了，马上喂奶，就不让他自己想办法。各大央企还没到破产的地步，且不谈这里的道德风险，光是这一个动作，中国怎么会有世界级的大企业？所谓上了500强也不过是拼出来的，除了靠政府造条“护城河”，在国内横行霸道以外，出去基本上没什么出息。不开放资本市场是要保护中国的民族产业，网上大把没脑子的跟贴赞扬，到底是保护民族产业，还是保护利益集团？反正真正的中国民企出海投资建厂，还没听说巨亏。中投入股黑石，大亏——反正是长期投资；相反华尔街最恐慌的时候，日本人勇往直前，中投怂了。平安就不用多说了，必何必拓放弃收购力拓，中铝又是冤大头。

一切都很糟，从外媒的报道看，一切远比cctv报道的要糟糕，总不能wsj、ft、deutsch welle都在胡说吧。
200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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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役之路

重读一个月以前大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写的“后泡沫世界的陷阱”（Pitfalls in a Post-Bubble World）,写的真好。
中文版：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81013/77789.shtml
英文版：www.morganstanley.com/views/perspectives/files/roach_presentation.pdf

危机的根源在于“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永久地入不敷出”，也有人解释说“对于拥有世界储备币种的国度而言，无拘无束的海外借贷是一种特权。有些人甚至走得更远，开始庆祝新的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降临。他们认为，像中国一样拥有额外储蓄的国家，会源源不断地将过剩的美元换成美国资产，以此保持本国货币的竞争力，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

但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我想起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当路边的老太太都把这个词挂在嘴边的时候，中国“专家”开始解释大多数人都很陌生的“铸币权”：60年代冷战及越战结束以后，美国产业发展到顶峰。一方面美国产业空心化，另一方面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重要生产部门被日本取代，美国政府被迫采用扩张性政策，这包括与金本位脱钩，启用通胀税，随后就是各国向美国政府纳税。

这种似是而非的结论会令许多外行着迷，他们找到了开启这轮金融危机的密匙，但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如果中国民众还在为中国向美国“缴税”，中国的钱借给美国“发展”······种种这样的结论愤怒，那中国为什么不结束这样损己利人的做法呢？一年前热卖的《货币战争》一书给了中国读者一个宣泄愤怒的理由，只能说大众是愚昧的。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人云亦云，这样的例子从17世纪荷兰郁金香泡沫开始至今，从没停止。

那么问题的本质在哪里？其实很多大师级的投资人和经济学家都给出了答案：

1、巴菲特1977年5月《财富》杂志上发表了的名篇《通货膨胀是如何欺骗股票投资者的》中有这样一段：

无人了解的数字
回到关键性的问题——通胀率，没有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包括那些政治家、经济学家以及有名望的博学家，就在几年前，他们还认为那些在各地出现的事业和通胀的表现会像受过训练的海豹一样温和。但许多信号对价格稳定不利：此次通胀的范围是世界性的；我们社会中的一些重要团体习惯于将他们的精力用于转嫁经济问题，而不是解决经济问题；如果能够推延，当权者甚至不愿着手处理那些生命攸关的问题（如能源，核扩散），现在的政治体系会让那些能带来短期利益的国会议员反复当选，尽管他们的决定会招致长期的痛苦。······作为一名普通投资人，你也许能得到更多的纸币，但是不能得到更多的购买力。这与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不同（节省一美分等于赚了一美分）······

2、2008年8月19日，罗杰斯接受MoneyMorning采访有这么两段：

问：你认为除了看着它们垮台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手段可以采用？
罗杰斯：嗯，在现阶段，看起来，这已经不是他的能力所能做到的。他可以抬高利率，他也应该这么做，因为即使他不这么做，也必须由其他人去做。最终，不管他是否愿意，市场自己也会这么做。现在的问题是，他把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当作了垃圾桶，4,000亿的问题资产作为抵押品进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我的意思是，他可以储备这些东西，他可以调高利率。没错，这是他应该做的，会有些用处。调高利率会引起系统的动荡，但是，如果我们不在此时承受这种动荡，不得不在未来经历更加严重的动荡。迄今为止，每一次动荡都比它的‘前辈’来得严重，先是贝尔斯登(现在是摩根大通的一部分)，然后是房利美(Fannie Mae)，而现在又轮到了房地美(Freddie Mac)。
下一次动荡将会更加猛烈。之所以动荡的规模越来越大，其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是在火上浇油，自“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以来就没有间断过这种行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援助每一个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中调降了利息，而后又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如法炮制，所以，我设想伯南克可以尝试着反向操作。
但仅仅反向操作还是不够的，他应该大幅提高利率，以偿还“前人”的欠债。但提高利率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它糟糕的税收体制，到处泛滥的诉讼官司、劣质的教育系统以及其他许多、许多、许多需要花时间去解决的问题。如果伯南克确实改变了行事的准则，哪怕只是调整了某些政策的方向，等待我们的将是直线式下跌。但如果他这么做了，至少清理了多余的赘肉，这个系统能够凤凰涅，获得新生。
但这些都只是理论上的，伯南克不会这么做的。虽然，再说一遍，对伯南克来说，最佳策略就是解散美联储，然后辞职——这是最佳的解决之道。他会这么做吗？当然不会啦，他目前还自认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问：你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普通美国人一些什么吗？
罗杰斯：我会说在过去的200年间美国一帮经过选举的政客和坏家伙砌起了5万亿美元的债务墙，而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一群未经选举的官员在国家债务上又增加了5万亿美元。
突然间，我们又多背负了5万亿的债务。曾经有一些人企图向美国大众解释这些债务的相关事务，以及从世界范围看美国的地位正在不断恶化的事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大众对此充耳不闻，人们心中也许装着其他事情，或者不想被打扰，又或者这些事太复杂了，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我相信当大英帝国衰退的时候，也有许多人敲响了警钟，大声疾呼道：“伙计们，现在，在联合王国内，我们正在犯下数不清的错误。”但是无人理睬，直到一切已为时已晚。当西班牙衰退的时候，当罗马帝国衰退的时候，我确信肯定有人注意到有些事情正在变得不可收拾。

泡沫的根源是政客，早在上世纪40年代哈耶克就已经指出。1929年金融危机以后凯恩斯的《通论》得到极大的响应，并为经济复苏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但人为地刺激经济，一是会造成大量浪费，二是会形成泡沫——衰败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但大部分当政者都愿意做一个凯恩斯主义者，无论是在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人为刺激经济发展，不为企业提供发展机会，这对一个政客来讲都是无法接受的事情。不管怎样，哪怕情况再糟糕，都会让这些人竭尽全力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斯蒂芬·罗奇文章最后十分精彩：

金融、经济危机经常决定了历史中某些最重要的转折点。它们可能是我们汲取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最为痛苦的阶段；然而，认真思考这些教训，并排除可能引发危机的系统性风险，其必要性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如此繁重的任务，往往难与国家政令保持协调一致。一条阻力最小的路径往往会被选中，并由此导致更多被动的回应 ——这种权宜之计虽然可以立即调整混乱，却对解决根本的系统性问题毫无帮助。如果所有国家的管理当局，只是选择此类以政令为主的权宜之计——例如，对已然过度消费的美国消费者实施退税、对具通胀倾向的发展中经济体放松货币政策，以及创造更多的资产泡沫——那么，世界将错过一个重新整饬的良机。这将成为最大的悲剧。

美国10月份通过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最近的8000亿救助计划；中国的4万亿财政刺激方案；还有欧洲、日本······政客的行为正在发生，如何解决经济中的周期问题，依旧是无解方程。但每一次重大危机都是重新洗牌，洗完以后继续高歌猛进。

200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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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财政，两个政策都使用了，今天中国政府动用了手里最后一张牌——汇率，人民币大跌。10月PMI到了38，一个月跌了5点。

2008.12.01

政府的局限

　　政府的权力并非不受限制：有些法律经实践证明几乎不可能实施。最著名的例子大概要算美国禁酒运动（prohibition）的经历。同样，娼妓业的长 盛不衰也是对抗清教徒政府法令的众所周知的例子。在中央计划经济中，黑市也是类似的抵触司法当局的行为。连续几届英国政府进行的规制工会活动的尝试，最多 也只是获得了毁誉参半的成功。
　　明智的政府不会冒着丧失信用的风险通过那些无法得到执行的法律；即使这类法律获得通过，明智的警察当局也会对那些违反这类法律的行为视若无睹。英国关 于公路限速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大多数人在某一特定路段实际行驶的速度，被用来协助制定车速限制的标准。如果观测到绝大多数司机在某一特定路段上 超速的话，就用来作为放宽车速限制标准的证据。
　　如果仅仅是出于审慎起见，该例子的意义就在于政府必须对如下的可能性作一些考虑，他们希望通过的法律也许无法得到执行。个人是自愿还是不自愿遵从法 律，是对政府行动自由的一项约束。很明显对于任何法律来说，除非在惩罚的威胁之下，总是会有一些人不愿遵从的；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处于这种立场，那么监察与 惩罚体系就易于崩溃。换言之，如果一项法律要行之有效，其必须不能过分地违背自发秩序的力量带来的成果。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精彩地提出了这一观 点：
　　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 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 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如果这两种原则一致、行动方向也相同，人类社会这盘棋 就可以顺利和谐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是巧妙的和结局良好的。如果这两种原则彼此抵触或不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而人类社会必然时刻处于高度的混乱之 中。
　　而更为根本的含意是，人们有时候会误认为法律是政府的创造，并强加在它的公民身上。这种典型的功利主义观点是经济学家们通常所持有的观点；对大多数经 济学家而言，法律是一种被仁慈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所控制的“政策工具”。（经济学家常常建议政府通过对法律做某种变更的手段来“纠正”市场失灵—— 例如，垄断势力应当受到反垄断法的限制，或者财产法应当进行修改从而将外部影响“内部化”。）但事实也许是法律的某些重要方面仅仅是行为惯例的正式化和成 文化，而行为惯例则是从本质上属于无政府状态的境况中演化而来的；正如在限速的情形下，法律反映的也许是大多数个体加在他们自身之上的行为法则 （code）。
　　英国靠左行驶的规则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如果你由于靠公路右侧行驶而被抓，通常会被处以罚款，但这不是基于任何明确要求靠左行驶的法律，而是基于“危险 驾驶”这一“兜底”的违法行为。靠右行驶很明显确实是危险的，但这仅仅是因为其他所有人都靠左行驶，换言之，靠右行驶是非法的，因为其与惯例相悖；法律遵 从的是行为中的常规性（regularity in behaviour），而非与之相反的特例。承认这一论调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为何法之为法，如何法之行法，我们必须如同研究政府一样研究 无政府状态。
　　政府的权力在另一方面也受到限制：每个政府都处在一个还存在着其他政府的世界中。由此造成的困难经常被理论经济学置之不理，典型的模型是一个被单一政府所统辖的自给自足社会。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谈论“单一政府”而非“多个政府”。
　　写于17世纪的著作中，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指出，由国际事务所提供是纯粹无政府状态的最佳例子之一。300年之后，这一洞识仍然是正确的；我们丝毫不期盼这样的世界，握有强权的政府 对不服从的地方强加统治。不幸的是，与此同时，国际间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急剧扩大。且不说军事武器的毁灭力量持续增强，另外，还存在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一 国和平时期的行为也能侵犯其他国家的公民。想一想诸如酸雨、海洋污染、过度捕捞和森林砍伐等问题。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还有许多例子——环境保护是一项国 际范围内的公共品。每个国家都有在别国保护环境的努力基础上搭便车的积极性。
　　在类似的例子中，经济学家传统的“政府干预”建议毫无用处；不存在政府来干预国家间的事务。无政府状态下的制度和惯例是我们所仅有的，我们从中能够找到办法来解决一些我们时代亟待处理的难题。单这一点，就足以成为研究自发秩序的充分理由。■


摘自《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


（英）罗伯特·萨格登著，方钦译，韦森审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这部作品的英文本和中译本，都称得上是“经典”。根据作者的自述，1982年，他在访问“公共选择研究中心”时，接受了布坎南的建议，开始阅读休谟的《人性论》。而后，“行为规范”是怎样形成的，这一挥之不去的主题伴随了他20年。
　　作者最近的一篇工作论文，主题仍是“规范的形成”。他沿着休谟、斯密和后期的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思路，以博弈论方法探讨社会规范的形成与演化问题。 作者叙述的核心部分是“产权”问题——在“鹰—鸽”博弈视角下分析产权的形成与维持。但是，他的理论关注似乎始终是演化博弈的“均衡”概念，包括它是否存 在，它应如何被界定、理解和运用于现实社会。无疑，这些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理论兴趣的焦点。

中国版的经济学

在过去30年中，哪一种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影响最大？上周，由董辅礽基金会等机构主持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148位中国专家票选结果认定，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誉的杜润生及麾下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则被视为此理论的主要贡献人。

由知名专家以独立记名通信投票的方式进行学术评奖，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148名投票人当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一线经济学家，还有部分中国主流经济媒体或学术刊物的负责人。

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国际经济学界来说还十分陌生。西方在关注中国的经济变革和发展时，往往聚焦于中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或关注于普通百姓生活，但却 容易忽视对中国思想者，尤其是经济学家群体的留意。实际上，在中国，思想者和经济学家对社会的影响力，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影响巨大而深远。回顾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从每一关键时刻，到整个三十年的历史，都深深印刻了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和行为影响。

中国三十年间的诸多改革，不少源自实际经济操作者的行动，然后被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后者往往参与政策的决策）总结发掘，最后以某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科学的语汇，被中国最高层决策者采纳，并以更直白的党的语言形成权威文件，最后向全国推进。

发端于中国安徽农村的农民包干到户，就是被早在1950年代就曾认同包干到户、主张合作化稳步进行的杜润生带领一批经济调查研究者，同时还有一批中 国共产党党内的文人（如记者），以调查报告、研究报告、新闻加评述、党内情况汇报等并非抽象、严谨的经济学学术方式，予以分析、判断与鼓动出来的。当然， 最终的决策者是中国的最高领导层。而在最高领导层的决策确定前，这些研究成果往往只是在小范围传阅，有的甚至作为一种秘密信息传递。那时的中国经济的研究 者，主要充当决策者的调研、智囊角色，虽然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也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但一般不会事先以个人学术成果的方式对外发表公布。只有在最高层决策 后，这些成果才会公开发布。那时的中国经济学家，实际上是一种决策智慧的供应者，隐藏于政治家的身后。

一个独特的经济学现象是，在中国，实际上有许多西方经济学语汇所不能表达和阐述的现象，至少是难以准确表达的现象。但中国的经济学家，则能以独特的 语言进行描述、解释、分析。中文与作为西方经济学主流语言的英文，有诸多差异，但也有互补和相通。就中国经济学研究者们研究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 言，作为中国几千年稳定社会结构的基本元素的家庭，实际上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作为一个特别突出的研究对象。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对家庭的研究方面，尤其是 对中国家庭的生产、经济功能的分析研究，无疑有更深入的理解，更有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所没有的丰富的素材。

西方经济学家可能至今难以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会议上，为什么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之中，为“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词汇前是否加上“家庭”二 字争论不休？这样的情况，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学界十分普遍。西方经济学家还可能不会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成果的语汇好像总是那么单调、刻板。实 际上，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

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也并非仅在经济的技术层面。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到处是意识形态风险，充斥着政治 性的论争。以农村改革为例，人民公社制度，当时是被中国宪法所确定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改变这种经济形式，实际上是政治性的变革。就在安徽农民自发 开始包产到户的同时，彼时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董辅礽教授就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应该改变。不仅如此，这位在中国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还提出改变国 家所有制的主张。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无疑是当时十分胆大的论断。

“所有制”问题在昔日中国的受重视的程度，在西方经济学界看来，也许难以理解。在中国，“所有制”是一个学界、政界甚至普通大众都熟悉的经济学词 汇，对这个独特领域的研究，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导火线和关键。与之巧合相应，农民的包产到户的行动，实际上是没有遵守人民公社制度，从当时的法律上 来说甚至是违法行为。而杜润生等经济研究者在进行大量调研后，影响了最高层的决策。他们在农村问题上的研究和后来参与决策推动农村改革，虽然没有改变中国 土地的所有制归属问题，但在经济组织形式上，已经改变了人民公社制度，回归到经济学的本源目的，更启动了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改革。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外，进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第二轮投票的另外两个经济理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和价格双轨制理论，同样具有中国特色。

在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城市的经济改革，主要的对象就是国有企业。因为在三十年前，中国的经济几乎全部就是国有经济。中国经济学家董辅礽提出要改革国家所有制，而厉以宁等经济学家则提出了改革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制形式的具体对策模型，并在立法等领域直接影响和推进。

“价格双轨制”由一批年轻的经济学研究者在一次研讨会上的争论中形成，改变了经济中单一由国家计划定价的模式，以计划定价和市场自由定价并存的方式，作为中国价格改革的措施，虽然其至今还倍受争议，但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和方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这也反映了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家的独特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在1980-1990年代，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达到高峰，这 一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学十分活跃的时期。这些经济学家中的最有影响力的几位，被官方所高度重视，甚至直接进入立法机构。如董辅礽担任了两届中国全国人大常 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立法机构中的最高位置。厉以宁教授则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并 直接领衔起草了中国的第一部《证券法》。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一时期，既是学者、研究者，又能直接影响决策和立法，将经济学在中国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 高度，直接影响和推进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这样的社会成就，恐怕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历史上只有凯恩斯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经济学家才有。

当然，经济学家进入政府或立法机构，或许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是失去学者独立性的一种选择。以自然语言表达经济学观点，似乎有碍经济学的贵族性。但 如果回到经济学本身，我们要看经济学自身的目的是什么，即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经济学固然需要一种严谨、规范的体系，需要完美的逻辑结构甚至 数学一样漂亮的模型，但经济学的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为人的完善服务。学者独立于思想，而非身体和职业。经济学家直接参与社会 决策，是经济学家的职责之一。而中国的几位经济学家在进入官方机构后，也并非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研究，相反还充实和保障了自己的独立研究和思想。

从科学性和成熟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学或许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也是难以理解和认同的。但事实上经济学作为一种入世的学科，不像自然科学一样超脱，至今也不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完全统一的抽象的语言体系。要以单一的语言完成经济学的目的和使命，至少在目前是办不到的。

中国的经济学，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所能理解的语言，履行着经济学的目的和使命。如同科尔奈提出的“短缺”概念最初也不一定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所 理解一样，中国的经济学也有许多独有的概念，比如在中国也有很大争议的“价格双轨制”，还有董辅礽自己创造但后来自己又认为有缺陷的“八宝饭”经济等，都 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特有现象，以这种语言和词汇描述和表达似乎才能达本意。所以，以西方经济学界对科学完美性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经济学，当然是无法理解中 国的经济学水平和成就的。但要以经济学的本质目的来评价中国的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成果和成就，中国的经济学界是能够得到完全不低于西方经济学家的高分 的。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三十年的巨大变迁，可以证明中国经济学家的成果和成功。

中国的经济学需要科学化，也需要全球化，需要融入全球经济学体系。这需要目前处在两个经济学语言世界的经济学家的沟通、共同努力。在中国，经济学家 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国计民生，而鲜有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事业目标的。中国人需要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成果进行评价，更需要对这个为中国社会发展、为中国老 百姓生活的改善、提高做出了实质性贡献的人群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和鼓励。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有这样一个目的。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实际上多年 以来，在国内显要但也受诟病，从全球范围考察更是低调恭谦的耕耘者，如今收获的，不只是一个学术荣誉或国际经济学界的承认，他们收获的是中国巨大的变革和 发展成就。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国经济的真相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 2008-11-17

中国的统计数据和国内牛奶包装有些共同之处，不要相信你在标签上看到的东西。正如一些国有企业听任供应商三聚氰胺（一种工业塑料）来提高婴幼儿奶粉中的蛋白质含量一样，受国家控制的统计学家有时也会在官方数据上动手脚，以迎合中国共产党的需要。

中国政府的目标一直是平稳增长。因此，官方数据有时低估了真实的增长速度。同样，在以往的经济减速时期，当“电力供应”已经停顿时，中国的经济活动还不可思议地继续前行，丝毫未受影响。因此，当我们得知未来两年内，中国将向年增长率“只有”9%——相对于急功近利的民众所预计的10%至 12%，这的确是一种下降——的经济注入4万亿人民币（合5860亿美元）时，我们应以一种怀疑的目光来看待这些数字。

这些迹象表明，中国这个全球唯一还保持着强劲增长的超级经济体，正果断采取行动，以确保这种形势的继续。起初，股票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为此上演了涨升行情。不过，正如随后市场下跌所暗示的那样，此项经济刺激方案可能并不完全像它看上去的那样。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已低于官方的数据。摩根士丹利亚洲 (Morgan Stanley Asia)董事长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表示，中国政府的行动好象有些“慌张”，表明经济增长率可能已降至8%以下。8%是中国观察家们确定的控制社会动荡所必需的水平——他们的才智令人质疑。

的确，非官方证据表明，上月的产出有惊人的下降，比任何人几周前所能想象到的都要快得多。这儿有一家大型化学制品公司报告称，10月份订单减少了一半。那儿有一家广东工厂的老板，几乎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广东省堪称中国出口驱动型经济奇迹的引擎，那里有数千家劳动力密集型的工厂。

出口增长已经放缓，但尚未停滞，暗示着还有可能出现更糟糕的情况。经济学家怀疑，如果没有刺激措施——甚至在更糟糕的情况下，即使采取了刺激措施——经济增长率是否会降至6%，至少在一个或两个季度里。

这种突如其来的放缓并非源自华尔街。它源于中国政府去年给如火如荼的房地产市场降温的决定——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担心通胀，而现在这种担心已不复存在。政府勒令银行控制对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地产开发商不得不建造廉价住房，同时提高了居民购买第二套住房的难度。

中国的政策与美欧有明显差异，在美欧地区，独立的央行试图控制资产价格属于越权之举。不过，即使在一个指令性经济体中，戳破泡沫也没有那么容易。中国政府不只是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撇除，而是把它挤干了。龙洲经讯(Dragonomics)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Kroeber)表示：“他们原本以为自己在微调，但中国的经济还停留在19世纪那种繁荣与萧条交替的循环之中。”

如果减缓增长的尝试都失败了，那么再次将它推高的努力可能也不会多么容易。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的贝哲民(Ben Simpfendorfer)表示，北京在这上面投入的资金总量让他震惊不已——至少是一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即使有人给它打了折扣，称所宣布的投资有半数是已经承诺过的。但他表示，中国“越来越由市场驱动的经济”下滑的速度，可能比新资金的配置速度更快。


贝哲民列举了房地产市场为例，该市场约占GDP的7%，目前主要由私人部门控制。即使有关部门指示银行放贷，地产开发商也不一定借款，从而使政府一度丧失了对经济杠杆的直接控制。而在10年前，当大多数房屋是公有的时候，关闭投资的阀门、然后再把它打开，要容易得多。

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刚刚获得了曾经私有的金融体系的控制权，它们很难不与中国保持一致步调：诱使银行将国有资金注入实体经济。同时，中国政府也并非唯一夸大经济刺激方案的规模和潜在影响的国家——日本已经把重复计算变成了一种滑稽的艺术形式。不过，为了安抚消费者的不安情绪，旧瓶装新酒可能也不失为一种正确的对策。

中国经济属于一种中央计划体制，正缓慢而艰难地向市场经济转型。而美国和欧洲已经不得已迈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这两种转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当然，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因素、持续中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以及生产力提高的空间，几乎保证了它将继续高速增长。但任何幻想中国现在就具备让全球避免经济衰退能力的人，都应该三思。就像它的奶制品一样，中国的增长也不像看上去那么货真价实。

译者/何黎

Memories of the Depression Still Sear

When the Great Depression hit, people came to the front porch of William Hague's home near Pittsburgh pleading for food. One well-dressed young woman asked Mr. Hague's mother if she would hire her for $2 a week. Why would she work for so little? his mother asked. "We have nothing to eat at home," she re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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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an Hill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illiam Hague of New York wonders if younger generations are ready for tough times.

Dorothy Womble and William Hague survived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y share their story. (Nov. 14)

Mr. Hague, 89, was just 10 years old during the Crash of 1929. His father was a prosperous small-town lawyer and the family led a relatively privileged life during the Depression years. Yet even as Mr. Hague found success as an editor and author he says he remained careful about food and money. He monitors the news intently, on the lookout for signs of "trouble." Now that trouble has come, he says he wonders if younger generations have the mettle to survive tough times.

"We had unlimited prosperity for more than 60 years," says Mr. Hague, who lives in an independent senior residence on Manhattan's East Side. "I don't know if people are ready for hard times."

There are 11.5 million Americans who are 80 and older, according to the U.S. Census Bureau. The period from the Crash of 1929 to the start of World War II shaped their lives, affected how they raised their children, and influences their reactions to today's economic turmoil.

The memories aren't all negative. For many,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was like a god," recalls Mr. Hague, and there was hopefulness amid the desperation. "People had confidence in the American way -- which I am not sure they have now."

Ethan Hill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mes Dickinson

James Dickinson, 87, is Mr. Hague's friend and neighbor at the James Lenox House. Mr. Dickinson once worked on Wall Street, and for him the recent stream of economic calamities has been like watching a "horror movie," he says. "The horror is the people being pushed into unemployment," he says. "Bank managers, mutual-fund managers, hedge-fund operators, technical support people -- the horror is there are no jobs for these people."

Mr. Dickinson also grew up near Pittsburgh, but in an impoverished household where his widowed mother had to scrape by with help from relief. As a boy, he would accompany his mother as she stood on lines to get government food relief. The supplies were barely enough to live on: powdered milk, dried fruits, margarine, raisins, he recalls. Often, he found himself with men who had lost jobs in the steel mills and were devastated at being dependent on handouts.

Mr. Dickinson went on to work in Wall Street brokerage houses, he says, and retired as a manager of human resources. He says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he annoyed his friends with repeated warnings that a day of reckoning was coming.

'This recession is like a picnic compared to what we had back then," says Dorothy Womble.

Mrs. Womble, 89, lives at a residence for low-income seniors and the disabled in New York's Harlem neighborhood. She grew up in a small house on a dirt road in Winston-Salem, N.C. People around her were so poor, she says, "They couldn't even get money to get seeds" to plant vegetables.

She can still picture the strangers who wandered through with nothing but a bundle on their backs. Her family also struggled, though her dad was able to hold onto his job on the railroads. Even so, says Mrs. Womble, no matter how little people had, they shared it with one another -- and that is one of her defining memories of the period, as much as the dire poverty. Her mother, for instance, used to share precious supplies of flour.

When FDR was elected in 1932, there was a "big jubilee" in the neighborhood, Mrs. Womble says. "It wasn't a big celebration like it was on 42nd Street" in New York this year, she says. But when people heard Roosevelt became president, "everybody came out and they were laughing and clapping their hands."

Ethan Hill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Gloria O'Loughlin

Her neighbor at Logan Gardens, Gloria O'Loughlin, 88, was a girl in Harlem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but has the same memory of people giving each other what they could. "If you were sick, they helped you. If you were hungry, they'd feed you. That was the Harlem I knew," she says.

Ms. O'Loughlin, one of the first women to drive a yellow cab in New York City, was born in Harlem and says she plans to die there. The Depression hit the neighborhood hard. While unemployment in the U.S. was about 25%, it was closer to 50% in Harlem. All over the streets, she saw men selling apples for five cents each.

At home, there was barely enough to eat. Her mother baked "Johnny Cakes," a kind of pancake made with flour and yeast and served with butter. It was a way to fill an empty stomach and stave off hunger. "You got used to eating what you got," Ms. O'Loughlin says starkly.

To survive, her family received a form of welfare that entailed standing on lines for supplies. Simply being on the line was embarrassing, and she and her sister used to argue about whose turn it was to go.

Marion Leonard, 99, was shielded from the wors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till, in 1931, she took a sailing trip around Puget Sound on a yacht belonging to her husband's uncle. From the boat, she could see hordes of unemployed men standing at the dock staring and staring at her. Ms. Leonard recalls she ran and hid in a stateroom out of embarrassment. She also witnessed great poverty as she drove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her new husband in a $100 Ford.

Ms. Leonard still recalls how kind people were as she and her husband drove from town to town -- people were anxious to rent rooms for a couple of dollars, both because they needed the money and because they wanted to help. The experiences helped compel her to devote her life to social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activism.

Now, living in Vermont, she thinks only someone in Roosevelt's mold can rescue America from its slump. "I keep thinking, why doesn't someone do what Roosevelt did -- shut down and start from scratch and give everyone jobs," she says. "He put a lot of people -- young people, older people -- immediately in jobs. There were artists painting murals inside post offices and young kids out in the woods clearing away the brush."

Farmer Richard G. Hendrickson, 96, has been predicting another Great Depression for years, even decades. He warned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that America's profligate ways would bring back the hard times he had experienced in the 1930s when he watched his father almost lose the family farm.

He repeated the dire prediction so frequently, says his wife, Lillian, 90, his own children thought he was "getting old."

Mr. Hendrickson lives today on a farm in Bridgehampton, N.Y., a short walk from the one his family nearly lost. He can easily conjure up the day seven decades ago his dad faced financial ruin because of debt he had incurred on the farm. Three men in fancy "business suits and vests" descended on his family's property: The president of the local bank, the president of the lumber company, and the head of the feed company.

With his father in the room, the men sat silently in the living room for what "seemed like an eternity," Mr. Hendrickson says. Though shy, he decided to make a bold personal appeal. "If it makes any difference, I like outside work," he remembers saying. "And I think if we are given some more time, I believe we can keep our head above water and make the farm pay." He then stood up and walked out.

His father later got a loan from a bank in Springfield, Mass., he remembers, and the farm stayed with the family.

Bridgehampton, Mr. Hendrickson says, was a farming community so breadlines weren't an issue. Even so, there were signs of widespread misery. At one point, he recalls, the government set up a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encampment about a mile and a half from the farm. Men of varying ages lived in communal housing and were given jobs as part of Roosevelt's efforts to get the country working again. The men, who typically wore overalls, were a moving sight, and stood out in the small farming community.

Ethan Hill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orothy Womble

One Sunday, he and his first wife picked up one of the CCC workers and drove him to church. He told them he had come all the way from Michigan.

Long after the Depression, Mr. Hendrickson worked as if he were about to lose the farm. For years, he worked seven days a week, his only son, Richard H. Hendrickson, 68, says. The elder Mr. Hendrickson worked day, evening and night.

Mrs. Womble's son, Larry Womble, believes that his mom's Depression-era experiences, as well as those of his grandparents, deeply influenced the way he was brought up. Being frugal was a cardinal value, as was avoiding excess. But so was sharing with those who had even less.

"As a little boy I used to hear them in the room talking about how they were able to survive the Depression," says Mr. Womble, a Democratic state representative in Winston-Salem. "We shared whatever we had. When people didn't have rent money, we took up donations and helped them pay the rent, when someone died without a burial, we took up a collection."

His grandparents and mom would often cite a favorite proverb: "They used to say, 'Even in good times, a squirrel will hide his nuts because wintertime is coming.' "

Write to Lucette Lagnado at lucette.lagnado@wsj.com

New Taxi-Driver Strikes Test Chinese Authorities

三亚3名交通局负责人引咎辞职 [11-15 22:46]

　　据新华社三亚11月15日消息，自11月10日开始，持续5天、严重影响海南省三亚市旅游形势和城市形象的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目前得到平息。三亚市交通局局长陈治帮、党组书记李明德、副局长易治军因在此事件中存在严重失误，14日向三亚市委提出辞职，15日三亚市委接受上述3人的辞职，相关手续按照法律程序办理。
　　另据记者采访得知，14日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江泽林当面向近2000名出租车司机作出降低承包金的承诺，截至15日18时，各出租车公司已向司机退还多收的承保金达到应退总数的70%。
　　三亚市委接受交通局3名主要负责人的引咎辞职，表明三亚市委市政府将加大“执行力”的力度。据了解，三亚市政府于2007年底作出决定，从2008年1 月1日开始，全市出租车承包金统一调整，降低承包金，以减少出租车司机的负担，但交通局没有及时跟踪落实市政府的决定，致使政府的承诺历时11个月没有下文。三亚市委认为交通局工作严重失职。

中国社会确实进步了，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民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梁启超反对革命，因“民智未开”，如今的民智算是开了吗？发达地区好像开了，但占大部分人口的农村依旧。但愿中国最终能平稳走向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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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MBER 13, 2008 from WSJ
  

Taxi drivers in a third Chinese city have gone on strike, test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tolerance for worker demonstrations in a time of growing labor-market concerns.

On Wednesday, hundreds of taxi drivers in the resort city of Sanya on the southern island province of Hainan entered the third day of a strike over fees paid to taxi companies and competition from unlicensed taxis.

AFP/Imaginechina

A taxi driver earlier this week in Sanya in the southern island province of Hainan. The sign reads: "Sorry, driving suspended."

About 1,500 miles away, roughly 150 drivers in Yongdeng County in northwest China's Gansu province returned to work after a strike that began Monday, following promises by local authorities to eradicate competing illegal taxis within 10 days.

The two strikes follow last week's walkout of about 9,000 drivers in Chongqing, an event that generated an unusual degree of attention from public officials.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latest strikes were related to the Chongqing strike, but labor experts said the example set by the first strike 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s positive response were likely a factor.

The Chongqing strike, which began Nov. 3, "made an impact," said Zhou Litai, a Chongqing-based labor-rights lawyer. "People noticed that it worked."

That attention underscores official concerns about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red-hot in recent years, slows to a pace that may not provide enough jobs and wealth for a hungry population. Authorities are especially sensitive to urban protests because they are potentially more disruptive than rural unrest or strikes by factory workers in city suburbs. Observers are bracing for more labor unrest as businesses close or lay off workers.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Chinese police help right an overturned taxi last week after angry taxi drivers attacked colleagues who refused to join their strike in Chongqing.

"There's a lot more coming, though the government will probably take a very flexible approach to the strikes as long as it's in their interests to do so," said Andreas Lauffs, a partner at the law firm of Baker & McKenzie who specializes in Chinese labor issues.

In Chongqing, where the strike stranded commuters around the city, officials vowed to provide more fuel supplies, eliminate extra fees that drivers are required to pay to taxi companies and crack down on unlicensed cabs that city cabbies said were stealing business. Last week, driver representatives received a rare audience with a high-ranking official. By that time, most of the taxi drivers already had returned to work.

Experts say that strikes by China's taxi drivers have occurred fairly regularly in recent years. Mary Gallagher,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aid drivers are generally well organized, can coordinate over their radio systems and "know they have a lot of power, being essential to transportation." However, those strikes didn't receive the amount of government and media attention bestowed on the Chongqing strike.

In Sanya, the strike showed few signs of progress Wednesday. No taxis were in service and dozens of drivers protested outside the city government offices, according to official news agency Xinhua. Striking drivers added another demand to their list: the release of 28 people detained in connection with strike-related violence, the news service said. Striking drivers were reported to have attacked others who continued working and to have smashed 15 vehicles during the previous days of the strike, it said.

One Sanya cab driver, who gave his name only as Mr. Wu, said he and his colleagues were worried that they would be targeted if they went back to work on their own. "We're afraid of going out," he said. Mr. Wu said that he learned about the strike over the radio from other drivers and that workers hadn't received any information from their employers or colleagues about returning to their jobs.

Hu Wenzhong, the director of the Traffic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at the Sanya Communications Bureau, said that about a third of the city's roughly 1,000 licensed taxis had resumed work by 5:30 p.m. Wednesday. Acting Mayor Wang Yong on Tuesday offered an apology to drivers and pledged to improve the taxi industry, according to state media. "Lots of issues exist in our transport management, and I apologize for that to the city's taxi drivers," Xinhua quoted him as saying.

Write to Sky Canaves at sky.canaves@wsj.com

天还没塌

所有的事情都不乐观。宝钢、中铝、云铜等垄断央企已经大幅减产，炼矿不比其他行业，停炉的成本相当大，这还不断，维护停产的炉也需要相当一笔费用；广交会的成交大幅降低，珠三角地区大量企业倒闭，长三角地区是下一个打击对象，朋友说公司已经减薪······国外大行报告说明年GDP可能会到5.8%，谁知道呢？这两天看去年和上半年一些报告，对比现在的情况，没看到能猜准的。数据也好，模型也好，没什么用。

股市、楼市、经济，任何东西都是一个趋势，往上走的时候，随便什么坏消息都无所谓；一旦往下走 ，谁都拉不回来。上半年中央只动用了货币政策，上个月开始动用退税、建设等财政政策，贷款额度上周才放松，似乎是晚了点。不过谁能料到呢？现在回想美国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会上讲的，真的不容易。

银行股值得关注，尽管贷款额度已经放开，但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哪个银行都不愿意提供贷款——明知道出去以后收不回来，谁还愿意呢？但既然中国的银行属于国有，也会有相应的封疆大吏来指挥。

2008年11月06日10:42
分析师表示，尽管近期中国取消了贷款限额，但银行不太可能向本土企业增加发放贷款，这意味着短期内投资仍将维持疲软。
银行之所以不愿放贷，是因为担心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会导致向制造、出口和房地产业发放的贷款难以收回。
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9.0%，为5年来的最低增速。尽管中国政府已数次调降利率，可若想要达到提振经济的目的，可能还需要进一步降息，乃至推出大规模的财政激励方案以刺激国内支出。
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 Ltd.)发言人王兆文证实，目前各银行对放贷的确是非常谨慎。他表示，尽管贷款限额被取消，但出于对风险的考虑，中行不可能大规模增加贷款规模。在经过精挑细选之后，只有那些优质公司才能获得贷款。
政府智囊机构国家信息中心(State Information Center)高级经济学家范建平表示，由于银行普遍惜贷，取消贷款规模限额的意义不大。
今年前9个月，中国国内金融机构累积发放人民币贷款3.48万亿元，仅较上年同期增长3.6%，增速大大低于上年同期的22%。
贷款限额的取消可能使贷款有所增加，但幅度不会很大。Capital Economics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表示，贷款的增加可能无法抵消其他经济领域活动的放缓。
中国政府从2003年底开始限制银行贷款，原因是银行贷款泛滥导致钢铁及房地产等行业出现过热。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与西方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对于银行贷款的依赖要大得多。
分析师表示，尽管过去几年中的限制贷款增长措施对抑制经济过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眼下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程度超出了政府预期，使得任务变得更加棘手。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韩永文本周在国有电台表示，政府正考虑采取更多措施提振投资和消费。但除了表示明年要进行增值税改革外，他没有透露其他详情。

银行股里面，三季报宁波银行和建行的坏账已经增加，各家银行的现金流都大幅减少，4季度开始坏账会多出来。这几天下午开盘后突然拉高权重股无非是为减持，拉高出货，拉高了才能出货，但无论哪个周期涨跌和成交量背离骗不了人。坚持股票也真的不算便宜。至少现在的沪深两市没有“安全边际”。大款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安全边际”：

保险业直接投资A股市场的资金总额和比例均呈逐季下降趋势。
　　去年10月底，保险资金投资股票、股权投资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总额高达6830.9亿元，占比为26%；截至今年3月末，险企股票（股权）和基金投资总额为5680亿元，占比21.4%；今年上半年末，该部分资金总额锐减至4760.8亿元，比一季度减少919.2亿，比例则降至17.6%；而今日保监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股票、股权投资和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总额为4075.6亿元，与上半年末相比减少685.2亿，占比也降至14.2%。
　　此外，保险公司的债券投资比例不断增加。今年一季度，保险企业债券投资1.3万亿元，占比49.4％；上半年末债券投资1.45亿元，占比高达53.6％；三季度债券投资增至1.6569万亿元，占57.6％。而保险企业银行存款也由3月末的6906亿元增至9 月末的7039.7亿元。
　　有分析称，目前保险资金散户化特征仍较为明显，险资投资A股的资金总量和比例逐季下降，其中或有投资缩水的因素，但并不能排除其大量减持股票和基金的可能性。

1：央行继续正回购操作；
2：大宗交易平台惊现数亿规模的蓝筹股集体减持；
3：上市公司密集发行各种票据或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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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台湾的事情，早不来晚不来，正好在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节骨眼上。就共和党的历史来看，表面上911布什打着正义的旗帜，鼓动全美国人参与到战争中，但真正发战争财的是美国各大防务公司，所有的武器都是五角大楼向各大军火公司购买，而自老布什以来，共和党退休的大佬都安插到某某防务公司，算是一个传统。现在奥巴马当选了总统，面对巨额赤字，必定尽快从伊拉克撤军，减少开支。台湾以后要买美国爸爸的导弹飞机必然不会像以前那样顺利。而这个时候，大陆和台湾跨出这一步，就是水到渠成。这几天台湾的金控股都涨了不少，是看好未来能有机会到大陆扩大业务范围，大陆金融市场的潜力另他们眼红啊。所谓蓝绿闹事，民众打架······背后的推手是不会轻易放弃好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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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亿元铁路项目拉动内需”属误传近 《财经网》专稿/记者 张娜
四年来批复的铁路项目投资总规模共2万亿元，并非应对近期经济形势
对于近日部分媒体报道称国务院决定加大铁路投资，以拉动内需，应对目前疲软的经济局势，发改委一位高层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没有这回事。”
该人士表示，如果经济进一步恶化，需要靠投资拉动的话，有关部门肯定要研究相应措施，但到目前为止国务院并未对此做出决策。
“将来怎么弄，还要一步步深入，看经济形势怎么发展。”上述高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说。
一位铁道部内部人士也对《财经》记者表示，“2万亿元是指近几年批复的铁路项目投资总规模，并非国家准备拿出这么多钱来修铁路。”
他告诉《财经》记者，2004年1月至今，已批复的铁路建设项目投资规模已达到2万亿元，其中在建项目规模超过1.2万亿元。“这些都是《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铁路“十一五”规划》中的项目。”他说。
不过，该铁道部内部人士透露，近两个月以来，国家对铁路项目批复速度确实比以往有所加快，“仅10月就有京石和石武客运专线、兰渝铁路、贵广铁路、南疆铁路库阿二线等一大批铁路重点工程项目陆续开工。” ■

有点搞笑了，原来是只是坊间谣传基金券商公司老总，现在连国家政策都敢明目张胆谣传了。这后面谁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目的，一般百姓也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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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创意

另一项学习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8-11-06

“一八四零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学日本，日本侵略中国；学西方，西方侵略中国……我们计划体制学苏联，学来学去把苏联学垮了，后来我们学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也被我们学的不行了……学日本、学韩国，几乎要达成一致时，日本出问题了。然后说，学美国，现在把美国也学出了问题。”

十月十九日的上海，经济学家周其仁对着一群听众这样讲。在它引发了一阵笑声中，你感觉得到其中杂陈的滋味。三分自嘲，三分自傲，两分迷惘， 还有两分希望。不去理会其中的错误与简化，它像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中国道路的精妙总结，一百六十年过去了，所有的模仿都像是孩童式的一时兴起，中国还是中 国。这些一时的兴起，也多少表现出我们对于世界的一贯态度——我们只对表层产生兴趣，不去深究内在的原因，对一切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轻易的拥抱、轻易的 舍弃，我们对外部世界和自身都保持着惊人的蒙昧，既不知自己为何成功，也不知为何失败。

在雷曼兄弟轰然倒塌后的将近两个月里，你可以感受到中国对于美国的那种复杂内心。一方面，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快乐，看着一个强大得令人有压迫感国家的 困境，给予我们某种信心；另一方面，我们又无时不生活在它的阴影下，报纸上、电视上、网络上、餐桌的谈话上，都是美国的消息，当中国的经济学家试图向公众 分析这一切的原由时，他们使用的是美国的学术语言。很多人在其中看到了美国衰落，但它显示的却是美国支配性的地位——它在语言上、观念上主宰着世界，它为 世界设定议题。

在看到奥巴马竞选获胜后的演说，我突然觉得那些“美国衰落”、“后美国时代”的标签是多么可笑。这个国家仍有着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一位黑人总统让美国梦再 次闪耀，它穿透了华尔街制造的乌云。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年代，人们倾向于低估观念的力量。人们也生活在一个过分实用的年代，人们迷信物质的力量、利益的驱 动，却不相信理想的光芒。但是奥巴马的压倒性的胜利，表明这个国家有勇气展开一场变革之旅。就像肯尼迪打破了五十年代美国的沉闷与庸俗一样，奥巴马有可能 在这个新的全球年代，带来出人意料的希望。

如果说，过去二十年的中国，从美式资本主义中学到了对市场的崇拜，学到了对贪婪的推崇，对成功的过度迷恋，学到了利用政治安排和金融工具来侵占公众财富。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能从学习他们的自我修正机制，学习到他们直面自身困境的态度，这或许是学习中更为关键的部分。

（作者的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马丁·路德·金的“梦”

中午看电视，奥巴马成功当选第44届美国总统，参众两院也由民主党占多数。电视画面传递的是激情，但这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也不得不为巨额财政赤字而头痛。激情过后是冷静的思考。就像当年小布什在911后宣布反恐战争，国内支持率一度达到90%；同样奥巴马现在的支持率极高，未来面对一堆烂摊子，如果解决不好，或者无法解决，国内反对声音必然增加。

美国的霸权扩张政策已经走到极致，但在现代民主的制约下，很庆幸随着民主党党权，以布什、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新保守主义势利得到遏制。

CNN上看麦凯恩承认竞选失败的直播，“我不仅要恭喜奥巴马，更应该合作，珍惜我们的友谊”，有大将风度。这就是西方民主与东南亚民主的更本区别，选的时候互不相让，选好了大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马英九上台后，根本就没有总统威信，绿营大佬不断惹是生非，陈水扁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一个将要“进去”的人，还能演讲游行，频频上镜，这种民主不要为好。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上台，马丁·路德·金的“梦”已经，至少部分实现了。这是人类民主的一大进步。中国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走，最近一两年媒体开放了不少。特别是一些以前根本不可能出版的书，现在能买到了；近期人大开始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问题还在，如中国法律界泰斗江平所说，私权无法得到保障，公权极其庞大。

再说最近一系列恶性事件，学生杀老师，煤矿给记者封口费。这些事情使得社会看上去很糟糕，但正是因为舆论监督，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早些年，这样的事根本不会被报道。

不妨把历史看得长一点，美国确立民主经历了两次内战，现在的民主已经积淀了200多年。中国的道路还很长，让我想起梁启超的一句话：“国人民智未开，不可革命”。现在凡是涉及“外国从中国购买原料，加工后再卖给中国”这样的话题，出于“民族”之义，国人总是“愤愤然”，不过很少人愿意从高附加产品的开发成本去考虑问题。贸易本就是互利，而不是剥削。不是因为不懂，不是因为太难，也不是所谓思维模式，而是因为没有听过，没有见过，这是教育和宣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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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去上海图书馆参加Value读者见面会，去晚了，坐后排也看不清主编和副主编到底长什么样，结束以后又是一大堆粉丝围绕。印象深刻的是Value的女员工都比较好看，买了一本《台股传奇》回来，火车上把前面三篇读完了······没想到，回家再接着读下去，下面的就成了鸡肋，一些媒体写的文章，台湾的投资文化也不会比大陆好多少（但书目装帧绝对比大陆好得多，现在越来越讨厌中信的书，最烂的纸，字大，行送，价贵）。来来回回翻了两遍，开头两篇不错，中间摘录台湾商业周刊的《两岸三地1000大上市公司》也好，后面一篇《白领阶层的贪婪游戏》有读头，不过人名地名不是很熟。

VC上找到了台湾商业周刊、台湾今周刊和台湾天下杂志，做的都不错，特别是商业周刊，前两个月几乎是全程报道世界各地金融危机，说冰岛破产真跑到冰岛去采访了，这在大陆是做不到的，即便有人有这个心，恐怕也没有一家杂志有这个资金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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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实行冬夏时制，10月31日以后晚1个小时开盘，9点半推到了10点半。晚上看道指下跌了，怎么会不跌了，总统已经如愿以偿选出来，除了麦凯恩也没什么人不高兴；反弹到了前几天的高点，再上去就是筹码密集区。8月份看到巴伦上一篇文章，华尔街圆桌会议的各大基金经理人的观点，反正说来说去，他们大部分人都认为下半年美国比新兴市场好。我就弄不明白那时候道指已经走成双顶，破位暴跌是必然，而中国、印度这样的股市已经哭爹喊娘了，下半年怎么可能如他们所说。现在看来美国是暴跌，像A股这样的是阴跌。所以除了巴菲特、索罗斯大师的观点以外，其余的可看可不看，差不多就行了。有句话挺有意思：对海外大师的采访······有访必读，但最后还是大师赚钱，我们赔钱。

至于A股，虽说经过了上半年的暴跌，但也不算便宜，今天收盘数据计算，沪市的PB还在2以上。

最近大小非的解禁压力小一点，A股连续地量阴跌，今天算是变盘。但问题是变盘不成功，筹码一转换，又是继续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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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一直在考虑香港雷曼迷你债券和中信泰富的事，前者由散户参与，后者由机构参与，但结果都是血本无归。

看到报道，记者采访购买雷曼迷你债而在网络建站 领导众多购买者抗议的一位退休军人，问他“有没有考虑因为自己贪造成这样的结果？”他很坦率说：“我承认自己贪。但······”——后面就是一大堆理 由，根本的原因不是贪，只要世界上没有实现乌托邦或共产主义，人类的贪性就永远存在，谁不想多赚点钱呢？何况在2007年那样的世道，股票飞涨，买债券的心已经很平了。唯一的原因就是无知。多了个“迷你”，是什么意思？就像迷你标普500电子盘，为了让小资金者能参与，将合约规模缩小到标准合约的5分之1。最基本的东西都没了解，怎么敢乱冲乱撞呢？无知、懒惰罢了。

找到一张雷曼债券的图，层层包装，就像当年华尔街购买拉美国债的投资人最后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一样，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再说中信泰富，商学院教授分析可能是荣智健虽然懂实业，但他不一定懂衍生品，所以交给手下的财务人员，而手下的财务人员也不一定懂。衍生品 的资料我看过一些，不是一般的复杂，学过微积分不能全部看懂，更何况衍生品中还有衍生，五花八门，所谓“金融创新”者；但有一点：再复杂的东西，我想中信泰富签合同的时候，即便是具体的算法不清楚，但也明白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个玩法。中信泰富购买的是Accumulator（累计期权）的衍生工具，简单说来：

按照合约内容，中信泰富须每月以固定价格用美元换澳元，合约2010年10月期满。双方约定的汇率为澳元兑美元1∶0.87。如果澳元汇率上涨，中信泰富 即可赚取与市场汇率的差价，但汇率上涨到一定幅度，合约将自动终止（Knock Out），即盈利上限是锁定的；但如果澳元汇率下跌，根据双方约定的计价模型，中信泰富不仅将蒙受约定汇率与市场汇率的差价损失，而且还受合同约束需加倍 买入澳元，其损失也将成倍放大。
据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在10月20日的记者会上称，如果澳元市价低于0.87美元，中信泰富需要买入最初约定规模的2倍澳元。不过他未提及继续下跌的买入倍数。
由于这一产品的高杠杆性，中信泰富按合同的最高交易金额高达94.4亿澳元。而风险没有下限。在极端情况下，比如澳元兑美元汇率跌至1∶0，这 94.4亿澳元将全部化为灰烬。相形之下，中信泰富的收益则有明确的上限。尽管公告没有披露终止合约机制的汇率触发点，但明确表示，通过这一合约中信泰富 最多也只能赚取5350万美元。

投机不是不可以，但首先要算一算最多能赔多少钱，我也不认为按照商学院的一套来运营公司能够取得行业领先的地位。风险控制，出门带伞。荣家当年靠支援朝鲜战争立足香港，50年来享尽荣华，可惜子孙不肖（荣智健之女，即荣毅仁之孙女为中信泰富财务高层），所以老话叫“富不过三代”。我还记得2005年荣毅仁去世时，媒体称他的座右铭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事隔多日，发现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即便是当今佛教基督，多作秀者，无身体力行之人。

何需华服傍我身

2008年11月03日09:20

就

我本人而言，所谓“穿出成功”的着装之道根本就是死路一条。

就算你用最昂贵的衣服来武装我，我一样会把它们穿成地摊儿货。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和我刚刚相反，人家穿再普通的衣服也是一幅明星相。

既然我在外形上很难大有改观了，那么何必还要为此一掷千金呢？何不买些最便宜的衣服让外貌能过得去就行了？想想看，倘若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Sarah Palin)也奉行这种穿衣策略的话，能给自己省去多少麻烦啊。

多年来，作为记者的我在着装方面一直是锱铢必较。现在，我所穿的长裤和衬衫分别花了40美元和35美元，这个价钱对我来说已经算是高档货了，我有时穿着18美元和20美元的衣服裤子去上班。

我 认识一位休斯顿的地产业抄底高手安德鲁•西加尔(Andrew Segal)，这位500万平方英尺办公楼王国的缔造者天天都穿着一样的灰色套装。为了省事儿，他只穿免熨的白衬衫。他在六年前用不到40美元的单价买了 大概35件同样的衬衫，到现在还在轮换着穿。西加尔说，再买衬衫可能要再过上几年了。

西加尔对时尚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其中之一是每天保证换一条领带。他说，穿灰裤子白衬衣并不引人注目，但如果你总戴一条领带的话，就会让自己看起来活像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美国著名的作家、记者，每次公开亮相必以白色西服套装示人)。

多少年来，西加尔下班后只穿卡其布裤子和蓝色polo衬衫。不过，他几年前成了家，他妻子开始用其他颜色的衬衣替换穿旧了的蓝polo。这也算是一种进步了。

其实，省钱和时尚两不误也是有可能的。Doneger Group的创意总监大卫•沃尔夫(David Wolfe)为零售商等人提供未来一、两年的时尚建议。他说，我必须要领先一步，穿些人们现在还没想到要去追捧的衣服。

大卫多数衣服都是折扣店和二手店淘来的。在他看来，折扣店里的东西非常超前，而二手店里的旧衣则即将在时尚界再掀波澜。举例来说，在过去几年中，他几乎没花钱就买了几条60年代流行的超窄领带。

大卫的精打细算策略让我赞叹，但这需要有时尚知识的基本功垫底儿，对我来说显然不适用。

我通常会在圣诞节过后百货店减价时买些毛料休闲裤。那些原价80-120美元的裤子此时往往会打上个五折左右。

令人高兴的是衬衣似乎什么时候都有减价活动。我经常能在15-35美元的价格淘到设计师品牌的衬衫。其中有些是服装公司为折扣店专供的低价版。不过，有时他们也会贱卖一些原本昂贵的衣服。

我有两套不错的正装，是我在四年前新泽西一家服装连锁店停业甩卖时以两套250美元的价格一起买下来的。在正常运营的零售店里估计一套就要400美元。

然后就该考虑领带的问题了。花大价钱买领带常让我觉得不可理喻。我心仪的领带是那种质量好，价格介乎8-12美元之间的，我还买过仅售5美元的领带。

但 是领带太便宜了也会带来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如果我把一条低价领带弄脏了，花上3、4美元来干洗它是不是就不划算了？这时我通常会把它挂到衣橱里，期待污 渍自己消失──这种清洁法失灵的时候居多。如果我当真喜欢这条领带的话，我会把它从衣橱里揪出来，送到干洗店花钱把它打点干净。

Neal Templin

凤凰卫视10月31日播出节目

凤凰卫视10月31日播出节目“谢国忠：近期股市为什么暴涨暴跌”，以下是文字内容：

曾瀞漪：我们看到香港股市跟日本股市，这几天的特点就是升的时候，非常的急而且幅度很大，跌的时候也是，又再反弹回来，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怎么解读？

谢国忠：现在就是说呢，就是对风险的就是冒险的话，就是指数非常高，就说现在波动非常大。那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对世界经济的萎缩，市场看到了世界经济萎缩所以产生了恐慌，这个恐慌引起波动以后，引起了很多衍生产品的话，就是碰到出现问题了。

原来的话大家买些衍生产品，根本没有想到市场波动会那么大，是吧？虽然美国的大的话，平均一天波动400点，这个是历史上来说的话，很少有这样的情 况的，所以引起了衍生产品的话平仓，这个平仓就是使得就是某些时候的就是那个需求的话，对股票的需求大幅度的下降，或者供应大幅度上升，都是技术原因引起 来的，所以等到这些平仓完了之后，股市又会很快的回来，所以这个大的波动也跟衍生产品有关。

凤凰卫视10月31日播出节目“谢国忠：此次金融危机威力有多大”，以下是文字内容：

曾瀞漪：到目前为止，可能最大的问题，比如说投行等等的一些都已经出来了，另外在这段时间的股市波动好像也都是大大小小都出来了，但是我们往长远来看的话，这波儿海啸的威力，到底有多巨大，到目前为止？

谢国忠：一个短线是经济萎缩的问题，长线是新的增长模式的问题，短线的问题是我们的这个财富消失的话，全是就得五十万亿，过五十万亿美金就是相当 于，可能接近于世界GDP的100%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从财富效应来说的话，是5%的话，就是需求萎缩要2.5万亿，2.5万亿这样的萎缩的 话，那个实力上史无前例的，现在世界经济的话就在萎缩，那个英国、澳洲这样的经济可能是一个季度萎缩两个百分点，是历史上一般的衰退的十倍，那个欧洲跟日 本的话，也在萎缩，就是二战以后的话，世界同时萎缩的话是第一次。

股市为什么这么恐惧，就是说看到一个快速的萎缩，然后又看不到这个股底在哪里？这是不确定因素引起的股市这么恐惧，那个所以从那个，现在另外一点就 是说，我们政府的话，就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关键，他们那个还在谈改革，谈那个金融稳定，其实现在股市的话，已经过了这个门坎了。

曾瀞漪：跟金融稳不稳没有，不是直接关联的。

谢国忠：救了银行的话，银行就是问稳定了，是吧？

曾瀞漪：对。

谢国忠：注资了两万亿美金，银行不破产，现在我们担心的不是这个，担心的是经济萎缩，就是现在的经济萎缩，所以当务之急是什么，就是让经济的话停止 萎缩，那经济萎缩的力量，主要是英国、美国和澳洲这样的国家过去是借钱花钱的国家，他积累了，每年有一万亿美金的那个逆差，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像我们98 年，今年就是从逆差马上变成顺差，是吧？所以它这个大的变化，就是一万亿美金的逆差就没了，对于亚洲、欧洲来说是巨大的打击，我们的顺差就没了嘛，这顺差 需求就没了，是吧？所以这个是，就是那个我们如果没有相对的政策的话，那个股市的话，就是很惨淡的，是起不来的，所以现在我需要，欧洲、亚洲的话，就是做 那个刺激经济的话，政策能够到位，抵消那个英国、美国、澳洲这样的一个外贸逆差的下降，我觉得至少是一万亿美金的这样一个刺激，也就是4%左右的GDP， 我觉得这个钱是拿得出来的，第一是稳定这个一定要做到。

第二是增长，过去我们增长的模式就是我们生产出口，到美国，到其他的国家去，英国这样的国家回去，然后他们的消费者借钱花钱，就是泡沫嘛，这个是世 界经济，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问题，是我们过去的增长的模式引起来的。接下来如果美国人都花，现在资不抵债，是吧？六分之一的家庭的话，其实负资产，接下来还 有可能再有六分之一，三分之一家庭负资产，所以要消费恢复的话，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儿，这个想都甭想了，所以过去的好日子不会回来的，所以很多人就是熬一 熬挺过去，你要这样的话，就坏大事儿了，是吧？

股市现在看到的就说，(很多国家的措施吧)，变成一个口舌战了，是吧？特别是法国，法国是一个在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当中它是一个反对派，他是一个 非主流的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好像趁这个机会出来要炫耀一下，我觉得这种态度的话是很危险的，我们事实到了关键的时刻，要采取，世界经济要做大(首度)的时 候，我们全世界的领导人现在还是在谈那个虚无缥渺的事儿，你说股市的话，能不恐惧吗？

凤凰卫视10月31日播出节目“谢国忠：地方财政面临危机 房地产存货多”，以下是文字内容：

曾瀞漪：最终能够彻底拿出一个方案，有一个一万亿美元以上的经济刺激，而这个部分可能不是单一一个国家就做得到的，需要包括比如说亚洲很多国家要一起能够来有这样共识出来，我们就先谈中国的部分。

谢国忠：对。

曾瀞漪：中间也要加大刺激内需。

谢国忠：对，是。

曾瀞漪：那么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谢国忠：中国现在铁路这边的话，就是我觉得做得很好，这个铁路有用的，能源价格又高我们该做铁路，所以对经济暂时有点儿支持，所以政府又(慢)出了 一步，减息呢，也是会对经济的话有点儿稳定作用，提供点儿信心，但是减息不解决问题，因为我们的银行钱现在贷不出去，那企业都资不抵债了，你怎么贷钱给 他。

曾瀞漪：对。

谢国忠：很多中小型企业的问题，是他去炒股票，炒房地产给闹出来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就是短期的话，我们有些政策是不是能够挡住经济在继续的下滑，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现在我们有四个大的问题，一个是地方财政危机的问题，地方财政跟房产依赖是很大的，是吧？

土地卖不出去，房子卖不出去他没钱了，中国的发展主要是地方政府，就是来承担责任的，这十年来中央的财政的比例的话，拿到的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少 了。然后地方政府就是承担的发展，就是那个负担越来越重，是吧？这是一个矛盾，然后他就搞房地产，搞房地产就搞一个大泡沫，就是收钱，甚至是泡沫破了，这 怎么办呢？这个如果地方政府的话，没钱他(砍)项目，他就连锁反应，然后他的企业他不给钱，三角债就堆起来了，所以这对经济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打击。

曾瀞漪：对。

谢国忠：这中央的财政那边，好像是有上万亿的顺差，这个钱不能放在里面，这个钱放在里面对经济影响很大，这个钱应该拿出来先让地方政府解救一下，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就是说解决地方政府的那个财政的问题。

第二个是房地产的那个积累的问题，我们十几个月造好的房子没卖出去，比美国还多。然后就是有些政府官员认为这个信心问题，我们就挺住。然后就是老百 姓就得借钱来买，不行的话，我扔两个糖果说是减息减个一个百分点，两个百分点。哦，减税减个一个百分点，两个百分点，减息减一点。好了，给你尝一点甜头， 其实我觉得扔糖果这个办法的话是不会成功的，因为现在是我们这么大的供应，老百姓的钱又是有限的，他的新的平衡点房价是比现在的要低好多，有些城市的话， 可能要下降一半，那问题是谁去买单？那大家都说要房地产开发商去买单，那房地产开发商哪有钱呢？房地产开发商，就是我们买房子一半以上的钱是给政府的，税 收跟土地，是吧？那个房地产可能开发商拿个25%，或者甚至于好一点30，那个毛利了。

但这个钱又回去买地的，这房地产开发商手里就是房子、地跟债，没别的东西。所以你让他(砍)下去，等于让他破产，是吧？破产了之后这个债不就给银行 了嘛，那银行也是国家的，所以那个最终的话，这个要意识到这个价格要降到一定的水平，让我们的这个盘子活起来，老百姓买得房子，那这个买单的话，最终政府 要出的。

曾瀞漪：还是政府要出钱。

谢国忠：政府要出的，从那个跟房地产有关的税收下降，还是政府在个人所得税上面得给你优惠，你买了房子的话，买的房子的这个钱，可以扣税，是吧？这个最终的话就达到一个效果就是一个房价的话要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