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杉谦信

人们经常认为自己生存的社会是扭曲、不均整、污浊而不正当的，心想过去应有均衡正当的人世。然而，实在事物皆有个性，因此常常扭曲，常常混淆，也常常动摇。完美的世道过去不曾有过，今后也不可能有。因此，知道完美只存在于人的观念中，是悟的第一境界；即使当下抓到这实在而不失望，反而心情略好地努力做事者，就达到悟的第二境界；不谈不完美，也不期待完美，但一切言行举止自然朝完美前进者，可说达到大悟之境了。——上杉谦信（日本战国武将）

但凡写进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大多从襁褓说起。近段时间读《德川家康》、《丰臣秀吉》、《武田信玄》，还有这两天所读《上杉谦信》，前半段叙述少年时代最为惬意。跟着作者的思绪，往往能体验到一位战士枭雄成长的点点滴滴。这在中国小说里也是如此，《三国》中桃园结义是最有趣味的一段，这当然归功于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但往往人物上台以后至建立丰功伟业，则行文犹如流水帐，恐怕不是文字的高低，而是叙述范围更广所致。但我们读完某书，总要总结出这样那样的优秀品质——以给人物的成功找到一个适当的理由。众多优秀的品质恐怕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要充分的话，要需加上“运气”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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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慎拘企业高管等措施引发争议**


中国公安部高级官员日前表示，

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以免使得企业经营雪上加霜，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但观察人士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中国法律，破坏司法公正，制造司法环境混乱，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

*政府担心刑事调查增加企业压力*

中国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在12月23日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工作电话会议上说，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各级公安经侦部门要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的界限，讲究执法方式方法。他说，对涉嫌犯罪企业的正常经营帐户、资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也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

公安高官郑少东的这番言论立即引起关注。香港南华早报评论说，全球经济放缓严重影响了上海、广东和浙江等省的出口型工业区，工厂的倒闭和大量的裁员引发心怀不满的工人掀起罢工与抗议浪潮，中央政府近几周来正在忙于应对这种局面。文章说，郑少东的话反映出，政府担心对企业进行经济犯罪调查会给已经身受重负的企业增加压力。

中国公安部此项新政策的出台是在国美集团主席黄光裕11月底被公安带走接受调查之后作出的。国美在全国范围拥有5百多家商店，10多万名员工。黄光裕被拘留后，国美是否能挺住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说，中国公安部要求慎重调查、拘留、逮捕企业高管的做法说明公安开始多少顾及行动的后果。他说，有些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一切决策出自他们的手，一旦他们被拘押，受调查，有可能给整个企业造成心理恐慌，导致企业一系列问题的爆发。

*分析：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即便如此，夏业良教授认为，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的这番讲话还是反映出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如果说是真正有违法犯罪问题的话，那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公正的裁决，而现在往往是连司法都要受到政治，或者当前局势的影响和左右。这样法治的界限就很模糊，好像有的时候可以抓人，有的时候又不可以抓，不是从法律本身来考量，而是从当前的经济形势或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考虑。”

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的北京律师滕彪认为，中国公安部对涉嫌犯罪企业和企业高管的新政策违反了中国法律中明确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法律明文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尤其是涉及到犯罪、刑事诉讼法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不应该因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其他的社会关系有所区别对待。”

同时，滕彪律师指出问题的另一方面，他说，必须看到，中国的企业在公权力面前确实脆弱，因为中国的企业普遍带有原罪。

他说：“在中国的体制下，权利很难受到有效制约，所以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一些巨富，一些大的企业恐怕都和各级政府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都涉及权钱交易、寻租行为，犯罪行为。在实际司法实践当中，对他们的查处也是困难重重。”

*体现司法随意扰乱司法秩序*

河北作家、时事评论员田奇庄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日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发表的讲话中表示“不折腾”。田奇庄认为，中国公安部对企业高管的执法新政策就是一种折腾，因为它凸显了司法制度的随意性，扰乱了中国现有的司法环境和秩序。

田奇庄认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对涉嫌犯罪的企业和高管网开一面的做法来稳定就业，稳定局势，看起来是权宜之计，但从长远看，无异于饮鸩止渴。他说，对不法企业的放任只能给社会造成更多的不安定。

他说：“为了保所谓的稳定，顾全所谓的大局，实际上从长远发展来讲，这是非常有害的。比如说，三鹿奶粉发生的情况，如果他们当初发现他们违法使用三聚氰胺，就采取严格措施，怎么会酿成如此大祸？”

田奇庄说，中国公安部对涉嫌犯罪企业和企业高管执法新政策的出台给尚不健全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制造了更大的混乱。他警告说，一旦越来越多的民众认定，无法通过司法途经维护自身权益，对司法制度失去信心，他们就会走上暴力维权的道路，从而引发更多的群体事件，造成更大的社会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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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超过预期**


中国官员承认，仍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远远超过预期，包括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失业人口明年将增加到2400万人，经济下滑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形势严峻，主要原因是政府经济发展策略长期以来过份依赖出口而忽略内需，而大批失业农民工返乡和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正在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星期三说，这次金融危机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冲击强度之大均超出预料。他说，目前已经在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商品价格、消费市场、新增就业等方面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

新华社的报导特别指出，这位发改委负责人就当前经济形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报告是蓟7b时安排的一项议程，显示这个人民代表机构“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严峻程度的关注”。

*国际市场需求降低导致中国出口减少*

旅居美国洛杉矶的分析人士草庵居士在圣诞夜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并不是直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很大冲击，而是美国等国经济衰退导致进口需求大幅度降低才对中国偏重出口的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他说：“国际上这些大的国家，包括中等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如此依赖国际市场，也就是依赖出口。包括新加坡自己内需的需求都占GDP总额的50%以上。通常，一个国家像日本都占60%多。其他国家像韩国，它们都占50%以上。台湾也是如此。”

草庵居士指出，在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比重是大约70%靠出口，内需只占30%左右。他把中国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归咎于经济结构过份侧重外贸出口这种长期实行的畸形发展策略和导致贫富悬殊的政治制度。

他说：“中国政府它完全依靠海外市场本身在整体上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靠对外出口它没有办法提升国内的生活水准。你把大量的产品都出口到海外去了，而国内百姓用的是最廉价、质量最差的产品。这个整体上谈得多了就是整体上社会贫富分化和社会结构的问题了。有钱人消费海外高档产品，而没钱人根本消费不起国内生产的产品，只能消费国内最低廉那种产品。这就牵扯到整个政治制度的问题了。”

对于中国政府不久前宣布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用来刺激经济的计划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问题，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草庵居士表示，把大量资金投给垄断性的建设周期很长的基础设施行业，只会让钱进入垄断集团手里，不会直接刺激消费。

他认为，从短期效应来看，国家靠大量投资到基础设施来提振经济增长，不如像日本和台湾那样政府给民众发钱，人人有份，靠直接刺激消费见效快。

另一方面，据中国新闻网报导，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日前透露，明年内地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他表示，明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将达到2400万人。官方的报导承认，目前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已经成为就业形势恶化的最大受害群体，而农民工特别是失地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也面临更大压力。

草庵居士担心，中国沿海地区出现的农民工失业潮和城市大量的失业人口将会成为新的社会动荡原因，也是中国政府必须应对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国沿海地区的城市，大量农民工在里面工作，特别是广东、江浙一带，这些人是数以千万计的。这次像富士康公司一次裁员十万人，就会影响到十万个家庭。这些人回到农村去，他们已经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们已经尝到改善生活和城市生活的甜头。你再让他们回到农村去的话，他们可能就没办法接受，没办法适应。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社会动乱的因素。而这个时候中共如果经济增长没有跟上的话，它就根本没办法解决就业，而且维持以前的就业率都很难。”

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到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一个洽谈会去了解情况并表示关注。这在中共历代领导人当中是一次极为罕见的实地考察。

民间股神们跌下神坛的幕后

2008年12月20日 05:10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经过2008年的熊市大洗礼，许多带着民间股神光环的私募“大佬”们纷纷被赶下神坛。曾经的炒股冠军、坐庄主力们，如今有的关张，有的逃亡，有的入 狱；曾经号称中国巴菲特的私募名人，一度盛传遭到客户的老拳相向。曾经呼风唤雨的私募机构缘何神气不再？跌落云端的民间股神们能否东山再起？独善其身的“ 敢死队”能否在2009年继续不败金身？

谁砸了民间股神的牌子？

今年年初，给如火如荼的牛市浇上第一瓢冷水的无疑是赵丹阳。有“中国阳光私募第一人”之称的赵丹阳，新年伊始宣告集体清盘。早在四年前的熊市背景 下，赵丹阳管理的“赤子之心”在成立一年时的实际收益率为25.05%，超过上证指数近50个百分点。然而，当牛市如期而至时，“赤子之心”却被早早甩下 牛背。深国投数据显示，“赤子之心”2007年下半年净值增长率仅为8.61%，这与同期偏股型开放式基金动辄超过100%的年收益率相去甚远。

赵丹阳清仓初期，引来了很多非议。有深圳的私募人士不屑一顾地表示，赵丹阳根本不懂投资，他是私募界的一个失败者，3500点以上全部踏空，在牛市里仍然延续熊市的投资心态，注定失去投资机会，同时也失去客户，清盘是迟早的事。

不过时至今日，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眼光来看赵丹阳，在资本市场活下去毕竟是最重要的，而市场证明赵丹阳虽然错过了大半个牛市，但他却没有失去自我。 上海鑫狮投资执行总裁迈克吴说：“赵丹阳至少很务实，从这点看水准明显高于但斌和李驰。至于其他，市场最终会给他定位的，再看几年就知道了。”

说到阳光私募，不得不提标榜价值投资的两位人物，那就是但斌和李驰。前不久，坊间流传但斌遭人袭击。这一版本虽然最终无法得到证实，但但斌所管理的 阳光信托产品的确亏损较大。而据迈克吴回忆，今年4月26日举行的第二届私募大会上，但斌当着1000多人的面大放厥词，说可以闭着眼睛买平安、买万科、 买茅台，从当时到现在，万科和平安都已经跌去一半，茅台也曾被腰斩。但斌在其《时间的玫瑰》中所倡导的价值投资受到了严峻挑战。

李驰今年8月8日才成立的同威1号，11月20日公布的净值竟然也跌去26.22%。据迈克吴介绍，他也在今年早些时候打出了“闭着眼睛买平安”的 口号。对此，对阳光私募颇有研究的瑞富信息副总经理彭亚轩颇为不解，他表示，一直认为同威是一个价值投资与趋势投资结合得很好的公司，没想到净值跌这么 惨，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在不恰当的时候进行了重仓操作。

当然，站在客观的角度，目前还难以对但斌和李驰下最后的结论。因为，从更长远一点看，他们也许会成为下一波牛市的赢家，他们目前输的也许只是资金的使用效率。但对投资者来说，肯定是一大考验。

幸福总是相同的，不幸却各有各的不幸。但斌和李驰也许只是众多不幸中的一个插曲罢了。而陕西鑫鹏掌门人阮杰被告，给今年的私募界唱了一段并不完美的片尾曲。

鑫鹏一期今年1月2日正式运行，截至2008年11月20日，该款信托单位净值实际增长率为-68.28%，在深国投旗下70余只阳光私募当中排名 倒数第一。该产品的投资者开始聘请律师，认为私募运作存在重大瑕疵，要求深国投给出明确说法。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阮杰是被收录在《民间股神》中的一位炒股 奇人，曾经多次获得炒股大赛冠军，被一些媒体捧为“三秦炒股第一高手”。不过，在股市退潮之后，他的光环也渐渐褪去。

一位业内颇有名气的短线炒手告诉记者，其实炒股大赛要想获得冠军并不难，多开几个户头或者提前与人约好在举行比赛时合谋买入即可制造“买入就能涨停 ”的奇迹。当然，这些线索并不足以否定阮杰的“神奇”。但另一位上海私募基金经理的话却有几分道理，他说：“阮杰原本只是一位‘营长或排长’，领着小规模 资金打打冲锋还可以，但一下子做到‘兵团司令’，摊子太大，肯定适应不了，而且他是放着自己做短线的长处不用，去学并不擅长的长线持股，其败早已注定。”

“中国巴菲特”缘何风光不再？

“这一轮私募败就败在长期重仓持股上，从但斌管理的‘东方港湾马拉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来看，去年最高时净值已经翻倍，但今年一年不但跌掉了原来的涨幅，更是大幅跌破净值，其特点就是长期重仓持股，林园也很相似，但这些传统的价值投资理念正面临挑战。”彭亚轩说。

反观深国投净值表现较好的几个产品，如星石、武当山和亿龙中国等今年以来都是采取轻仓策略。在仓位控制这一点上，武当山的“掌门人”田荣华深有体 会。今年1-9月份，田荣华管理的武当系列产品净值表现都远好于其它产品。据他介绍，2008年以来，他主要选择了两个策略，一是只抓结构性机会，投资反 周期的公司；二是在仓位控制上，只会在市场环境宽松时进行高仓位操作，其它时间多数是轻仓位运行。但9月中旬，他开始进行了一些战略性建仓，但始料不及的 是，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并向实体经济蔓延。田荣华说，想到过环境差，没想到会有这么差。10月份，市场跌破2200点之后，武当系列的净值快速缩水，投资 上也出现了一些混乱。不过，所幸的是，有着基金经理背景的田荣华，对于投资思路的调整有着本能的快速反应。进入11月份之后，他开始逐渐降低仓位，甚至连 本轮反弹都没有参与，最终将净值稳定下来。当记者问他会不会感到可惜时，田荣华说：“对投资者有些愧疚，但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来看，本轮行情没有太多参与价 值，当然有机会还是要多参与，尽可能地为客户争取利益。”

但在这个行业里，并不是所有的私募经理都有田荣华这种素质。深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私募经理日前告诉记者，他已经歇业，原因是实在亏得太多。他从12元开始建仓综艺股份[7.76 0.13%]， 一直买到近40元。但他始终认为，这将是一只百元股，因为今年上半年他在参加该股股东大会时，该公司概念很多，管理层也十分看好自己的股票。然而，任何股 票都难逃市场的打压。今年年中，该股在20元附近酝酿“逃命波”，他仍在坚守，最终股价一直跌到4.9元才打住，而他的成本价却高悬在16元附近。他说， 经过这一波亏损，去年算是白干了，投资者也被吓跑了，公司只好关门大吉。

分析人士认为，私募界很多人喜欢把巴菲特当做偶像，买入后一直持有。但价值投资并不等于无限期持股，当价格远远高于价值时，即使是巴菲特也会毫不犹 豫地抛出手中的筹码，如中石油。因此，一个疑问产生了，这些标榜着巴菲特的私募经理到底有没有在学巴菲特？若是巴菲特门徒，为何又对巴菲特的“三个不要亏 钱原则”置若罔闻呢？种种迹象表明，在私募这个队伍里存在不少伪价值投资者，他们是在用巴菲特理论来掩饰自己长期投资水准的低劣。

也许，在私募这个群体中，今年做得最成功的只有“敢死队”这个投机群体。赢富王TOPVIEW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信证券[21.67 1.21%]深圳新闻路、东吴证券杭州文晖路和东方证券上海宝庆路三大老牌“敢死队”皆有过亿的收益，其中，中信证券深圳新闻路营业部的私募盈利超过3亿元，而一直陷在中信证券中的东吴证券杭州文晖路“敢死队”今年盈利更是近6亿元。

天量民间巨资缘何无处可投？

虽然今年的市场吞噬了不少“大佬”，但私募界从来都不缺真正的高手。去年年底，一些私募重仓做多，并在农业、化肥等板块颇有斩获，但今年二月份之后陆续空仓，一直在等待市场机会。

上海麒麟资产管理总经理钟麟说：“现在拿着大资金来市场上找项目的人确实很多。我有几个朋友，每个手里都拿着2-3亿元的资金，问我有没有办法帮他们找个好项目做做，但市场机会实在太少。”

在A股熊市里，有钱不知道怎么花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若把钱投向二级市场，以亏本收场的概率相当大，而若把钱投到一级市场，最后的结局可能更惨。

一位知情的私募人士向记者透露，熊市里二级市场赚钱不容易，一些私募就喜欢剑走偏锋，但一偏就把自己给送进去了。以湖南几个股票做得不错的私募为例，撇下涌金系的魏东不说，成功系的刘虹、鸿仪系的鄢彩虹都曾锒铛入狱，而彭文健在金健米业[5.80 1.58%]败 走之后流落京城，现在只剩下柳志伟的淳大投资还算不错。这些人的失败有个共同原因：碰了不该碰的东西。如刘虹，熊市当中想入股湘酒鬼，也许发现该公司并没 有想象的好，于是一直将入股的那笔钱控制着，使之游离于公司账户之外。当各种纠纷事发，刘虹躲了几个月之后还是被逮到，最后自认赔钱了事。而鄢彩虹在东窗 事发之后，被迫变卖南方建材方求得自保。

在A股市场有钱没地儿投，但在港股市场上一些私募却活得风生水起。上海浦东陆家嘴[15.69 -0.19%]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私募经理告诉记者，截至本轮港股反弹，今年他的产品已有40%收益。而他也是去年高峰时撤离A股，远赴香港市场的大额投资者之一。他说， 在香港除了那些买衍生品亏得一塌糊涂的投资者，其实散户在本轮行情中损失并不大。8港元买的中石油在下跌时，完全可以运用衍生工具将风险对冲掉。该私募经 理说，香港的发行制度和风险对冲机制都好于内地，在A股市场往往只能靠天吃饭，而在香港市场完全可以凭智慧赢得收益。

记者在采访时也了解到，今年1月份赵丹阳虽然清仓了A股，但并没有清仓H股，明达资产管理的刘明达对香港市场也是情有独钟。2008年，对于多数投资者来说是失败的一年。那么，到底是败在技术上，还是败在市场机制上呢？活跃在港股市场的私募也许已经给出了些许答案。

中国救韩国正中日本下怀

2008 年 12 月 15 日 16:09:16
刘罡

中

国在上周六举行的中日韩三国峰会上与韩国签署了规模达280亿美元的人民币-韩元互换协议，照某些媒体的意思，终于朝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又迈进了一步。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中国此举可谓正中日本下怀。

我们首先想想，一向与韩国势同水火的日本此次为何对救韩国于危难之中如此积极？在已与韩国签署130亿美元货币互换协议的基础上，此次又慷慨追加了200亿美元，而面对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它再三咬牙才决定拿出2000多亿美元救自己的经济。 有人或许会说，日本承诺这300多亿美元救韩资金只是在给韩国站脚助威，韩国还不至于要靠抛售这些日元、美金来提振韩元。然而鉴于韩国双龙汽车公司日前已 向其母公司上海汽车紧急提出注资要求，恐怕坊间纷传的明年4月前后韩国将有众多大企业出现资金枯竭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再看看号称坐拥2000多亿美元外 汇储备的韩国最近四处搞钱的焦头烂额，难道素来精明的日本人真会不担心自己的资金安全？

答案只有一个，日本意识到它与韩国已是唇亡齿 寒的关系。众所周知，日、韩、台湾这东亚铁三角一直是美国箝制中国、控制太平洋西岸的基石，然而近年来随着美中两国势力的此消彼长和两国经济相依度的增 强，美中携手主导东亚甚至世界事务已是大势所趋。换言之，日、韩、台湾这三个美国昔日的前哨堡垒已日渐成为美国拉近与中国关系的障碍物，这在美国与台湾民 进党政府的鸡肋关系上体现得再清楚不过了。美日关系也是同一性质，朝核问题上日本一再用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干扰六方会谈进程，有时把美国也搞得不胜其烦， 说白了就是日本担心自己在美中两国主导的谈判桌上被边缘化，所以拼命强出头。现在台海局势已经出现了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中改善关系的新趋势，日、韩、台 稳定三角已变成两个支点的骑慢车杂耍，如果韩国再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挂”掉，那孤立支撑的日本恐怕真要在美中两国间当透明人了。正因为此，日本才会忍着扶持竞争对手之痛力挺韩国。

反观中国，此次金融危机虽然虽然也给自己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打击，11月份工业产值增幅竟然跌至改革开放以来屈指可数的5%左 右，但却也给中国带来了扫除竞争对手、改善生存空间的绝好机会。纵观近代以来的大国兴衰史，没有一个大国不是踩着竞争对手的身体崛起的，韩国虽然够不上中 国的对手，但“除掉”它日本便独木难支，便可促使美国下决心抛弃日本这块鸡肋与中国提升双边关系，中国在此关键时刻头脑千万糊涂不得，心慈手软不得，所谓 负责任的大国云云，不过是说给别人听的漂亮话，世界头号大国美国什么时候对北京负责任过？

好在中国这次还没傻瓷实，坚持只用人民币换韩元，而鉴于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性，2000多亿人民币的互换资金恐怕也只是口惠，怕的是政策制定者禁不住别人几句忽悠，如果再有什么实质性的后续行动出台，那时中国想抽身怕也难了。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

巴基斯坦：奥巴马的噩梦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

纽约州宾汉顿大学，美国

Fernand Braudel Center, Binghamton University

http://fbc.binghamton.edu/commentr.htm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路爱国 译）

评论 第247号

2008年12月15日

巴基斯坦：奥巴马的噩梦

2008年11月26日，一个10人小团体袭击了（印度）孟买市中心的两个豪华酒店和其他地点，在几天之内打死打伤众多人员，并给该市造成了巨大的物质破坏。花了几天时间才终结了这场屠杀。人们广泛相信，袭击是一个叫做“虔诚军”[Lashkar-e-Taiba (LET)]的巴基斯坦组织所为，这个组织的动机据说与基地组织类似，也许与之直接有关。世界媒体立即把孟买的杀戮称为印度的9/11，是基地组织2001年对美国袭击的翻版。

2001年，无论美国政府还是分析 人士都从根本上误解了基地组织在2001年的动机和战略。同样的事情目前有再次发生的危险。基地组织在2001年当然试图羞辱美国。但从战略观点上看，这 不过是个次要动机。基地组织一向明确表示，其首要目标是重新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帝国。而且，作为一项政治战略，它认为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政府的垮台是必要 的第一步。基地组织认为，这两个政府是西方（主要是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实行政治支配的主要政治支持者，从而是重建哈里发帝国的最大的障碍，该帝国最初的地 理位置当然会在这个地区。

9/11袭击可以看作是试图让美国政府采取某些政治行动，这些行动能对沙特和巴基斯坦政府形成压力，从而破坏它们的政治稳定。美国政府2001年之后在该地区采取的主要行动—先是入侵阿富汗后又入侵伊拉克—肯定符合了基地组织的预期。结果如何呢？

沙特政府以高度的政治技巧做出了反 应，它抵挡着从内部削弱自己的美国压力，到目前为止把基地组织在沙特阿拉伯的政治成功降到了最低限度。巴基斯坦政府远没有那么成功。伊斯兰堡的政权在 2008年比其前任在2001年时要虚弱得多，而基地组织一类团体的政治力量却在不断上升。孟买袭击似是进一步削弱巴基斯坦国家的一种努力。当然，“虔诚军”希望伤害印度及其所谓盟国，即美国、英国和以色列，但这是一个次要的目标。主要目标是把巴基斯坦政府赶下台。

就像世上任何国家一样，巴基斯坦的 政治精英也是民族主义的，他们追求扩大本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个目标与基地组织一类团体的目标是根本不同的，对后者来说，一个国家唯一合法的职能就是推动 重建哈里发帝国。西方世界坚持拒绝理解这一区别是基地组织依然有力的一个主要来源。这正是会把巴基斯坦变成奥巴马噩梦的问题所在。

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利益何在？首 先，它对自己的主要邻国即印度和阿富汗忧心忡忡。这种担忧造就了其最近60年的地缘政治战略。巴基斯坦寻找强大的盟友以对付印度。在历史上它找到了两个， 即美国和中国。美中支持巴基斯坦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遏制印度。在这两国看来，印度在地缘政治上与苏联的关系过于亲密，而美中都与苏联处于冲突之中。

在19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和俄 国地缘政治地位暂时削弱，美国和中国都试探与印度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从地缘政治上说，印度比巴基斯坦的地位更显赫，巴基斯坦也明白这一点。巴基斯坦回应的 方式之一是，通过支持塔利班最终成功地接管阿富汗，扩大自己在该国（以及在控制该国中）的作用。

2001年后发生了什么？美国入侵 了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扶持了一个政府上台，该政府中有亲美、亲俄、甚至亲伊朗的成员，但完全没有亲巴基斯坦的成员。与此同时，随着核能新协议的签署， 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所以，巴基斯坦政府对在阿富汗接壤的西北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力量复兴视而不见。那里的塔利班团体在基地组织团体的支持下，重 新开展了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需要指出的是，还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美国对此非常不满，它逼迫巴基斯坦 军队从军事上打击这些塔利班/基地组织团体，它自己也在这个地区进行了直接（但秘而不宣）的军事行动。巴基斯坦政府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它从来 没有多大能力去控制部落地区的事务。在美国政府压力下所做的努力又进一步削弱了它自己。但它的效率低下使美国军队的行动甚至更加直接，这导致甚至在历史上 最亲美的精英中间也出现了严重的反美情绪。

奥巴马能做什么？派兵进去？反对谁呢？巴基斯坦政府本身？据说，美国政府特别关注巴基斯坦拥有的核武库。美国政府要夺取这个武库？在这方面采取任何行动—竞选期间奥巴马曾卤莽地暗示采取这类行动—将让伊拉克大败局变成小事一桩。它将导致奥巴马的国内目标必败无疑。

无所作为是不可接受的软弱—对他提 出这样建议的人肯定不少。这是奥巴马唯一的选择吗？清楚的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要实现其议程，就要摆脱美国在中东没有尽头而地缘政治上又毫无所获的 行动。伊拉克容易对付，因为伊拉克人会坚持让美国撤军。阿富汗更困难一些，但达成一项政治交易并非没有可能。伊朗可以进行谈判。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目前 无法解决，奥巴马所能做的或许无非是让局势继续恶化。

但是，巴基斯坦需要一项决策。巴基斯坦政府要存在下去，它就必须是一个能显示自己维护本国地缘政治利益的政府。考虑到国内局势以及愤怒的印度舆论，这将非常不易。这也正是奥巴马能够明智地采取行动的地方。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版权所有，Agence Global负责发行。有关版权和授权，包括翻译和张贴到非商业网站事宜，请与rights@agenceglobal.com、1.336.686.9002或1.336.286.6606联系。在不改动本评论和展示版权所有条件下，允许下载、电子转发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他人。如欲与作者联系，可发邮件给immanuel.wallerstein@yale.edu。

每月两次发表的这些评论，旨在从长时段而不是当前头条新闻的角度，对当今世界变化做出反应。]

Commentary No. 249, Jan. 15, 2009

"Chronicle of a Suicide Foretold: The Case of Israel"

The state of Israel proclaimed its independence at midnight on May 15, 1948. The United Nations had voted to establish two states in what had been Palestine under British rule. The city of Jerusalem was supposed to be an international zone under U.N. jurisdiction. The U.N. resolution had wide support, and specifically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Arab states all voted against it.

In the sixty years of its existence, the state of Israel has depended for its survival and expansion on an overall strategy that combined three elements: macho militarism, geopolitical alliances, and public relations. The macho militarism (what current Prime Minister Ehud Olmert calls the "iron fist")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nationalist fervor of Jewish Israelis, and eventually (although not initially) by the very strong support of Jewish communitie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Geopolitically, Israel first forged an alliance with the Soviet Union (which was brief but crucial), then with France (which lasted a longer time and allowed Israel to become a nuclear power), and finally (and most important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allies, who were also patrons, offered most importantly military support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weapons. But they also offered diplomatic/political support, and in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iderable economic support.

The public relations was aimed at obtaining sympathetic support from a wide swath of world public opinion, based in the early years on a portrait of Israel as a pioneering David against a retrograde Goliath, and in the last forty years on guilt and compassion over the massive Nazi extermination of European Jewr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ll these elements of Israeli strategy worked well from 1948 to the 1980s. Indeed, they were increasingly more effective. But somewhere in the 1980s, the use of each of the three tactics began to be counterproductive. Israel has now entered into a phase of the precipitate decline of its strategy. It may be too late for Israel to pursue any alternative strategy, in which case it will have committed geopolitical suicide. Let us trace how the three elements in the strategy interacted, first during the successful upward swing, then during the slow decline of Israel's power.

For the first twenty-five years of its existence, Israel engaged in four wars with Arab states. The first was the 1948-1949 war to establish the Jewish state. The Israeli declaration of an independent state was not matched by a Palestinian declaration to establish a state. Rather, a number of Arab governments declared war on Israel. Israel was initially in military difficulty. However, the Israeli military were far better trained than those of the Arab cou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ransjordan. And, crucially, they obtained arms from Czechoslovakia, acting as the agent of the Soviet Union.

By the time of the truce in 1949, the discipline of the Israeli forces combined with the Czech arms enabled the Israelis to win considerable territory not included in the partition proposal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cluding west Jerusalem. The other areas were incorporated by the surrounding Arab states. A large number of Palestinian Arabs left or were forced to leave area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Israelis and became refugees in neighboring Arab countries, where their descendants still largely live today. The land they had owned was taken by Jewish Israelis.

The Soviet Union soon dropped Israel. This was probably primarily because its leaders quickly became afraid of the impact of the creation of the state on the attitudes of Soviet Jewry, who seemed overly enthusiastic and hence potentially subversive from Stalin's point of view. Israel in turn dropped any sympathy for the socialist camp in the Cold War, and made clear its fervent desire to be considered a full-fledged member of the Western world, politically and culturally.

France at this time was faced with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in its three North African colonies, and saw in Israel a useful ally. This was especially true after the Algerians launched their war of independence in 1954. France began to help Israel arm itself. In particular, France, which was developing its own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U.S. wishes), helped Israel do the same. In 1956, Israel joined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in a war against Egypt. Unfortunately for Israel, this war was launched against U.S. opposi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ced all three powers to end it.

After Algeria became independent in 1962, France lost interest in the Israeli connection, which now interfered with its attempts to renew closer relations with the three now independent North African states. It was at this poi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turned to each other to forge close links. In 1967, war broke out again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and other Arab states joined Egypt. In this so-called Six Day War,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gave military weapons to Israel.

The 1967 Israeli victory changed the basic situation in many respects. Israel had won the war handily, occupying all those parts of the British mandate of Palestine that it had occupied before, plus Egypt's Sinai Peninsula and Syria's Golan Heights. Juridically, there was now a state of Israel plus Israel's occupied territories. Israel began a policy of establishing

Jewish settlemen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The Israeli victory transformed the attitude of world Jewry, which now overcame whatever reservations it had had about the creation of the state of Israel. They took great pride in its accomplishments and began to undertake major political campaig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to secure political support for Israel. The image of a pioneering Israel with emphasis on the virtues of the kibbutz was abandoned in favor of an emphasis on the Holocaust as the basic justification for world support of Israel.

In 1973, the Arab states sought to redress the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so-called Yom Kippur war. This time again, Israel won the war, with U.S. arms support. The 1973 war marked the end of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Arab states. Israel could continue to try to get recognition from Arab states, and it did succeed eventually with both Egypt and Jordan, but it was now too late for this to be a way to secure Israel's existence.

As of this point, there emerged a serious Palestinian Arab political movement, 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 which was now the key opponent of Israel, the one with whom Israel needed to come to terms. For a long time, Israel refused to deal with the PLO and its leader Yasser Arafat, preferring the iron fist. And at first, it was militarily successful.

The limits of the iron fist policy were made evident by the first intifada, a spontaneous uprising of Palestinian Arabs inside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which began in 1987 and lasted six years. The basic achievement of the intifada was twofold. It forced the Israelis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talk to the PLO, a long process that led to the so-called Oslo Accords of 1993, which provided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in part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The Oslo Accords in the long run were geopolitically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impact of the intifada on world public opin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David-Goliath image began to be inver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re began to be serious support in the Western world for the so-called two-state solu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re began to be serious criticism of Israel's iron fist and its practices vis-à-vis the Arab Palestinians. Had Israel been serious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based on the so-called Green Line - the line of division at the end of the 1948-1949 war - it probably would have achieved a settlement.

Israel however was always one step behind. When it could have negotiated with Nasser, it wouldn't. When it could have negotiated with Arafat, it wouldn't. When Arafat died and was succeeded by the ineffectual Mahmoud Abbas, the more militant Hamas won the Palestini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2006. Israel refused to talk to Hamas.

Now, Israel has invaded Gaza, seeking to destroy Hamas. If it succeeds, what organization will come next? If, as is more probable, it fails to destroy Hamas, is a two-state solution now possible? Both Palestinian and world public opinion is moving towards the one-state solution. And this is of course the end of the Zionist project.

The three-element strategy of Israel is decomposing. The iron fist no longer succeeds, much as it didn't for George Bush in Iraq. Will the United States link remain firm? I doubt it. And will world public opinion continue to look sympathetically on Israel? It seems not. Can Israel now switch to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of negotiating with the milita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ab Palestinians, as an integral constituent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t as an outpost of Europe? It seems quite late for that, quite possibly too late. Hence, the chronicle of a suicide foretold.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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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commentaries, published twice monthly, are intended to be reflec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scene, as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not of the immediate headlines but of the long term.]

这场危机的本质

需要从历史、宏观和微观三个角度检视这场危机；中国和东亚在未来十年中会处在什么位置有三种可能情形

《财经》特约经济学家 沈联涛

未来，历史学家会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那场大萧条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接下来80年内的金融版图。同样，现在这场危机之后，可能也会出现经济理论、哲学观的重大转变和机制结构的重大调整。
　　历史总是往复循环，虽然形式可能有所变化。跟大萧条时相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失败。在上世纪20年代，新古典经济理论曾主张预算平 衡、政府干预最小化。出于这种自由市场哲学，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回到金本位制度，并因此进一步陷入通货紧缩。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正是在该理论失败的背景下 兴起的。凯恩斯主张，当利率接近零、货币政策无法重振信心时，政府可以运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另外，大萧条之后的一系列银行破产事件，也催生了《格 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银行业与证券业分离开来。
　　就像上世纪那个“咆哮的20年代”，正是21世纪初那段长时间的繁荣，最终造成了2007年-2008年的骤然崩溃。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为首的西方经济学家，责备东亚的储蓄过度导致了过低的利率和过高的流动性，为信贷质量的恶化提供了条件。
　　但客观的观察者能看出，世界上的顺差与逆差经济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人口结构差异。顺差经济体的人口较为低龄，因此还在积累储蓄，为晚年之需和长期社会 保障做准备。这些新兴市场获益于技术的传播及企业管理与财政治理的改善，在原本就较高的家庭储蓄的基础上，更积攒了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另一方面，西方 逆差经济体的人口正在老龄化，他们已经享受过高标准的生活水平。由于持续地减税和提高社会支出的压力，这些国家的财政状况正在恶化。这些经济体中的企业储 蓄率较高，但不足以弥补其巨大赤字，因而产生了全球性失衡。2007年一年，美国“进口”了约1万亿美元的外国资本来为其赤字融资，也就是说每个工作日 40亿美元。
　　这种赤字当然难以为继。但没有人料到，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的两年里，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425个基点，到5.25％，前后 17次升息。这不仅会导致资产价格下降，还使得美国和欧洲银行体系几乎崩溃。2007年2月次级按揭贷款的问题浮出水面时，大家都以为，鉴于此类贷款的余 额仅有7570亿美元，其中损失估计为1500亿美元，也就是美国GDP的1％左右，这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人意识到，这只是冰山一角。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后的一个月内，世界银行体系如多米诺骨牌一溃千里，股市几乎崩盘。美国和欧洲的银行被部分国有化，独立投资银行在美 国消失。全球股市在截至10月15日的一年内损失了约27万亿美元，也就是缩水了40％。10月10日，道琼斯工业指数盘中低至7773.71点，相比一 年前的峰值刚好“腰斩”。英格兰银行估计，债券和信用证券的市值亏损将达2.8万亿美元左右，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算的1.4万亿美元还要高出 1倍，相当于全球银行3.4万亿美元核心资本的85％。
　　此外，2008年4月到12月间，各国央行和政府或直接或间接向批发融资市场提供了数万亿美元的资金，以避免金融体系的全面瘫痪。同时，美联储将联邦 基金利率在2007年内降低了100个基点，又在2008年降了425个基点：2008年12月16日，该利率降至0-0.25％。
　　如今美国的利率政策，与日本央行对1990年日本泡沫危机的处理方式惊人地一致，不同之处只是美国降到接近零利率的速度快得多。
　　次贷问题源于美国但冲击广泛，欧洲银行承担了几乎一半损失。由此引致的银行间借贷的急剧收缩，影响也是全球性的，如海啸般瞬间席卷新兴市场。墨西哥比 索和巴西雷亚尔剧烈贬值，印度尼西亚股市停市三天。香港和新加坡的投资者游行抗议雷曼迷你债券违约。许多国家都不得不对银行存款进行全面担保。油价一度狂 跌至40美元/桶以下，不到半年以前，油价才刚刚达到146美元的历史峰值。六个月前新增贷款还是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突然间要忙着向冰岛贷 款21亿美元，向匈牙利贷款125亿美元，向乌克兰贷款165亿美元，并与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展开贷款谈判。随着全世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各新兴市场陷 入收支困境，IMF也设立了一个总额1000亿美元的短期贷款工具。
　　2007年-2008年危机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从至少三个角度检视这场信贷危机——历史、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在此基础上，本文也提出三种关于中国和东 亚在未来十年中会处在什么位置的可能情形（不算是预测）。本质上说，一国经济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该国的治理能力，所以未来几年内，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治理 能力会受到严峻考验。

历史性拐点
是不是全球资本主义盛极而衰？发达与新兴经济体实力对比会不会剧烈改变？真正全球化的危机应对是否可能？

　　从历史的角度看，2007年-2008年肯定是一个全球市场经济的重要转折点。有三个重要问题必须提出。
　　首先，这是不是全球资本主义盛极而衰的标志？
　　至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场危机给“美国梦”打上了问号。每一个人通过其劳动和创造力拥有想拥有的一切，这对美国人来说有可能实现，因为他们的总人口 不足世界总数的5％，GDP却占全球总量的25％。不幸的是，世界的资源环境却无法支持占世界人口37％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也实现这种“美国梦”。大萧条时 期的新兴市场还无需受限于资源和环境的问题，但今天，像中国和印度这样高速发展的国家，却必须应对全球变暖和环境可持续的问题——不仅为自己，也为全人 类。
　　环境问题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显著改变地缘政治版图，可能让今天所有的预测都黯然失色。
　　第二个历史性的问题是，如果印度和中国都继续以每年8％左右的速度增长，而G3（美国、欧洲和日本）每年增长率不足2％，那么，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 经济体之间的相对实力会剧烈改变。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曾预言，中国会在2018年前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印度排名第三。到2030年，亚洲（包括日本）GDP会占世界总量的 53％，美国和欧洲只占33％。如果真是这样，全球金融体系将与现在大为不同。
　　2007年，亚洲已经持有世界官方外汇储备的66.8％，拥有世界55％的人口、24.5％的GDP，却只拥有IMF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的机 构的配额和投票权的16％。我粗略估算的结果是，亚洲在未来十年内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这只需要亚洲继续实现金融深化，亚洲货币对美元和欧元相对 升值。也就是说，十年内，某一种亚洲货币或几种亚洲货币的组合，很可能会扮演全球性储备货币的角色。
　　亚洲为此角色做好准备了吗？远远没有。新兴市场过去一直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和资金。亚洲国家的顺差角色是近来才发生的事，它们还不适应。
　　亚洲之所以不得不将多余的储蓄放在西方，正是因为自身的金融体系还不足以承担对这些储蓄进行有效配置的使命。亚洲的监管结构尚待发展。要在国际货币秩 序中有所作为，亚洲的官员们国际意识不够，在心理上也准备不足。过去十年中，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大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中工作的亚洲官员越来 越少，这不只是因为在国内可能找到更好的机会，还因为他们不看好在这些机构中发展的前景。亚洲几乎找不到一个智库是专门研究国际金融秩序的。
　　第三个历史性趋势是对上述偏狭思维的一种反应。至今，对于危机的应对，在国家层面远比在区域或全球层面更为迅速。现今国际金融体制的一大缺陷就在于， 即便在欧洲，对危机的第一反应也只是国家层面而非国际层面。每个国家都只担心本国的银行。美欧之间在适当应对和营救努力方面的协调也不足。这说明，开始考 虑全球政策之前，我们还需先加强国内危机的管理和应对政策。
　　在这三种趋势下，国际金融体制是否有未来？答案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剖析。

宏观问题
四种套利——工资套利、金融套利、知识套利和监管套利，创造了趋一性全球化的宏观趋势，但中央银行家们误以为是自己创造了全球低通胀的奇迹

在我即将出版的《从亚洲危机到全球危机》一书（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解释了这场危机较近的根源，可归结为四大潮流。
　　第一股潮流，“冷战”结束后，市场化经济体新增30亿劳动力，故而接下来的近20年里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低价商品和低通胀。
　　第二股潮流，日本为应对泡沫/通缩而自1990年以来采取的货币政策，使得全球近20年来可以几乎不付利息地取得日元贷款，也由此催生了著名的日元利 差交易。最近一项关于全球利差交易的估算显示，这种对不同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差异进行的套利，总额可达2万亿美元，其中有一半是日元的利差交易。这为金融工 程提供了大量资金，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施加了巨大影响。这种利差交易的成功后来又被杠杆操作和衍生品放大，成为后来的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标志性特征。利 用低利率货币进行利差交易的兴与衰，加大了全球金融交易和资本流动的数量和波动。
　　第三股潮流，金融工程师大量涌现。这在“冷战”末期大量科学家和物理学家被辞退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这些数理人才将技术和统计技巧应用到金融市 场，建立了金融模型来管理风险，遍布于主宰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商学院、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他们那些复杂模型之下有一个致命弊病，就是认为风险世界是一个正 态钟型的统计曲线，而完全忽略了长尾效应，即黑天鹅事件出现的风险。正是低估了400年一遇的小概率风险的可能性，他们今天为此付出了代价。
　　第四股潮流，是全球市场的监管放松。从WTO下的关税减免，到IMF下的解除资本管制。那种干预最小化、让市场决定价格、竞争将创造全球效率的哲学，不仅成了基础教科书上的金科玉律，也成了全世界官员们奉行的准则。
　　本质上，上述四个创造了趋一性全球化的宏观趋势，其实就是四种套利：工资套利、金融套利、知识套利和监管套利。
　　在政策层面，国家计划经济的失败也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逐渐没落。弗里德曼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取得了主导地位，但很不幸，它过分强调了货币政策工具的使 用和中央银行的重要性。财政政策的惟一功用是尽量减少财政赤字；基于消费品价格的精妙货币目标理论层出不穷，但都忽视了资产价格的关键作用。
　　廉价劳动力进入全球经济，却形成了一个严重的智力盲点，以至于许多西方中央银行家误以为是自己创造了全球低通胀的奇迹。
　　回过头看，智力盲点还不算什么，更甚者是忽略了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无视支付能力和供给限制，认为“居者有其屋”有利于社会长期稳 定，这种天真想法的后果，就是创造了整个社会对房价永远只升不跌的预期。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房产所有权是对每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事。然而，房地产是家庭 资产的一大块，当然也是银行体系最重要的抵押资产。许多国家对房产所有权的强烈渴望，未能从供给方面得到足够支撑，因而为买房进行的借贷越来越大、越来越 多，推高了房价，然后房价上涨的预期就自我实现了。在美国，房价上涨从1991年到2006年几乎从未停止，私有部门房产价值涨到了GDP的225％。 2003年到2007年之间，美国家庭的房地产价值上升了6万亿美元，但家庭负债也上升了4.5万亿美元，这说明，美国家庭消费了房价上涨中的一大部分。
　　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正在于金融体系把贷款推向了消费部门。购房按揭贷款对资产价值的比率上升到了90％；由于向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的次级按揭贷 款人放贷，造成了信用评估恶化。这些次级按揭又被金融工程师分割，再包装成金融衍生品，而并没有受到监管者的监督，然后卖给了在2003年至2007年的 低利率环境中渴望收益的金融市场。
　　到了2007年，美国的总储蓄已经降到GDP的14％，净储蓄降到GDP的1.7％，经常账户赤字（从外国取得融资）上升到7200亿美元，也就是GDP的5.2％。

微观根源
“创造产品并分发”的大型复杂金融机构（LCFI）模式，加上金融工程炼金术和不透明的场外交易市场机制，导致没有人知道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有多高

以 上宏观经济问题对理解这场世界金融危机非常关键，因为正是为外部赤字融资的能力，成为现在这种“创造产品并分发”的美国银行模式的基础。也就是说，美国和 欧洲的银行系统从传统的零售银行模式（接受存款然后发放贷款），变成了新的批发银行模式；因为他们再也不受本国储蓄的限制，而是通过证券化的渠道从全球储 蓄汲取资金。
　　不同于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那种传统零售银行危机加上货币危机，现在这场危机是带有巨大的衍生放大效应的批发银行危机。因为亚洲银 行危机还只是一个外围的危机，网络效应有限。现在这场危机发生在全球金融中心，其放大效应覆盖了美欧两大主导力量，因此要大得多和深得多。
　　为了理解微观因素如何与宏观环境相互作用，从而导致了这场危机，我们需要了解，金融工程师们到底对金融衍生品做了什么，以及西方的金融监管者允许他们 做什么。正如之前指出，过度放松的货币政策、低利率和利差交易，使得投机和“搜寻收益”成了金融创新的动力。通信和计算能力的提高，赋予了运用实时信息进 行动态交易，大大胜于保守的“买入并持有”的散户和养老基金的优势。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可以迅速进行交易，在不同的市场和产品之间实现套利。为了满足“搜 寻收益”，新的证券化产品也应运而生来满足投资者的胃口。
　　金融创新和监管放松共同滋生了这场危机根源的“有毒”产品，其步骤有四：最开始是仅由房地美和房利美这样的政府按揭机构，对按揭进行证券化的普通按揭 金融产品。证券化意味着资产可以从资产负债表上，挪到不受监管的特殊投资工具（SIV）上，无需动用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其次是会计和监管标准允许将潜在的 负债移出资产负债表，从而银行可以获益于“资本效率”，也就是说在同水平的资本下可以提高杠杆率。第三是利用保险公司和新发展出来的信用违约互换 （Credit Default Swap，CDS）市场，来增强所出售证券的信贷质量。如果该证券表现不佳，那么向AIG这样的AAA级保险商购买CDS，就能够增强它们的信贷质量。第 四个步骤，是评级机构乐于给予这些结构性产品AAA的评级，因为这可以为其带来服务费收入。
　　通过将传统的按揭贷款分割为不同资信质量的等级，并对每一等级进行不同形式的担保或资产质押，金融工程师对抵押债务证券（CDO）进行了结构化，使它 们看起来就像是非常安全的AAA级产品，同时，收益还比乏味的政府国债高出很多。投资者没有意识到，这些产品带有隐含的杠杆，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倾覆。投资 银行、评级机构和按揭贷款机构通过收取前端的放贷手续费获取了暴利，却无需接受任何人对放贷环节的监管。为了让担心资产流动性低下的投资者放心，这些发行 银行给这些结构性产品装上了流动性“导管”，作为紧急情况下的回购保证。所有这些都被很舒服地放在了表外。
　　即便是对监管者来说，这也是好得难以置信了；但当他们看到市场不断扩大，也就信以为真了。格林斯潘等人不止一次提到了风险可能存在，但马上又说，风险分散在了银行系统之外。
　　这种监管“黑洞”在实践中，就是产生于银行与客户间双边交易的场外交易（OTC）市场。最大、最成功的场外交易市场是外汇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的优势在 于，它对于包括监管者在内的外人来说不透明，但如果产品能被很好地理解，会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市场。利率和汇率衍生品得到了各中央银行的支持，认为其发展 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工具，也利于银行和客户对冲市场风险。这种保护力量如此强大，即使是中国香港、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提出抗议，因为 新兴市场的外汇市场流动性低，往往受到人为操纵，这些声音也都被忽略了。这里牵扯到太多的既得利益。新兴市场监管者太弱了，不足以攻破这种非监管的堡垒， 因为西方的银行才是金融创新的赢家。
　　这种“创造产品并批发”的银行模式，加上场外交易市场，形成了Pimco基金管理公司的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所称的“影子银行”系统。原纽约联储主席、奥巴马任命的下一任美国财长盖特纳（Tim Geithner）估算，这种活跃的“影子银行”系统总值可达10.5万亿美元，其中属于大型投资银行的资产有4万亿美元、隔夜回购2.5万亿美元、特殊 投资工具2.2万亿美元，另1.8万亿美元为对冲基金资产。与之相比，美国传统银行系统的资产只有1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银行系统的杠杆率起码比公布的高 1倍。
　　过去十年中，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飞速发展让中央银行家都备感惊异，保守型投资者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称之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7年12月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概念价值达到了596万亿美元。其中有三分 之二是相对简单的利率衍生品，近58万亿美元是迅速发展的CDS市场。在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品规模为95万亿美元。加起来，这些金融衍生品的价值是全球 GDP的14倍，而传统的金融资产，包括债券、股权和银行资产，只有GDP的4倍。市场交易员却让所有人相信，这些衍生品的全部市场价值实际要小得多，说 场外交易衍生品的规模只有14.5万亿美元。
　　交易员没有说的是，虽然市场参与者之间有可能进行一部分双边净额结算，但交易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是要按总值来算，因为没有一个像证券结算所那样的中心结 算地，来进行监督和对净额进行结算。大量衍生品的清算和交割（双边净额结算的情况除外），只能在批发融资市场流动性高度充裕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由于这些市场大部分都是双边交易，所以场外交易市场在极为复杂的保证金或抵押品管理体系基础上运作。在每一个衍生品交易中，一级交易商会要求保证金， 保护自己免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而在一个上涨的市场里，风险溢价和波动性都缩窄，对保证金的要求也降低，则顺周期地提高了流动性。也就是说，流动性带来 流动性，这是一个经典的网络效应。
　　不幸的是，它也在相反的方向顺周期而行，因此，当波动性增大时，对于追加保证金、出售资产换取流动性的要求会使流动性立即恶化，扩大风险溢价，并对参 与者的偿付能力构成威胁。1998年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就经历了这一切，当时它没有足够的流动资产来满足保证金要求。而其交易对手在波动 性达到最高点时对抵押品的止损性抛售，瞬间就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陷入资不抵债。但其他市场参与者并不能在第一时间就掌握这些情况，因为没有一个市场参与者 能够完全明了场外交易市场中的市场头寸，也没有监管者或结算所来监督这些交易对手头寸。场外交易市场不透明，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
　　出于高度活跃市场的网络效应，只有具备专业技能和电算技术的大型金融机构才可能成为赢家。由于技能、规模和流动性的集聚，2001年到2007年间， 世界15家最大的银行和投资机构（所谓的“大型复杂金融机构”，LCFI）占据了金融衍生品交易份额的三分之二。2001年到2007年间，这15家 LCFI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增加了2倍，杠杆率也大为提高。如果考虑到很多这些LCFI的前员工后来经营起对冲基金，而LCFI又充当了对冲基金的一级经纪 商（Prime Broker），其真实交易规模所占份额还要更大。法国、德国等一些握有实权的监管者，偶尔也会呼吁对这些对冲基金进行监管，但英美的监管者就最先站出 来，声称对冲基金最好是由它们的一级经纪商来监管。这不是不可以，只要这些一级经纪商自己状况良好；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并不总是这样。
　　还有一点不为人知的是，大部分风险其实是集中在了银行系统内部，而非广泛分散到系统之外。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只有19％的场外交易是与非金融机构客 户进行的。在CDS市场中，2006年英国银行家协会的数据显示，银行只占所有CDS“承保”的净买入者的16％，而“承保”的净出售者中，11％是保险 公司，3％是对冲基金，2％是养老基金。由于对冲基金不可能去承担风险，他们会在麻烦一露苗头时就将风险回售给一级经纪商。
　　我们现在知道，“影子银行”系统极大地伪装了杠杆率的真实水平，极大地低估了支持市场所需的流动性水平，极大地误读了全球市场的网络关联性，使关键玩家可以在资本极度不足的情况下过度地进行交易。
　　比如，2007年底时，美国五大投资银行拥有资产总额4.3万亿美元，但只有2003亿美元的股权资本，也就是杠杆率是21.3倍。然而，它们加起来 的表外负债的名义价值有17.8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杠杆率其实有88.8倍之巨。但2004年美国证监会取消了15倍杠杆比率的限制，由投资银行根据自己 复杂的风险模型对其衍生品进行估值，从而打破了杠杆率限制。可能只有那些投资银行的管理层才完全了解杠杆率真正有多高，因为到贝尔斯登垂危之际，美国证监 会主席到最后一分钟还反对救它，理由是它有充足的资本。
　　几年来，网络理论告诉我们，只要网络成员能与枢纽之间实现不断的予取交互，枢纽就是稳健而高效的。然而，一旦对枢纽的交易对手风险有任何质疑，网络成员就可能迅速撤回资源以保护自己。雷曼兄弟破产，打破了全球市场造市商“规模大到倒不了”的神话。
　　雷曼兄弟破产，必将作为引爆全球系统性危机的引信载入史册。虽然它只有6200亿美元的资产，但监管者大大低估了的事实是，雷曼兄弟在破产时有1.6 万亿美元的交易对手头寸被冻结。雷曼兄弟占伦敦股票交易所股票交易头寸的14％，纽约证交所固定收益交易的12％，此外还有对冲基金和投资者客户的资产管 理业务。因为雷曼兄弟的违约，其交易对手的流动性立即就受到损害。
　　雷曼兄弟的违约也引发了CDS溢价的大幅上升，这意味着那些出售“承保”的机构将必须马上提供更多抵押品。AIG拥有4410亿美元CDS头寸，所以 必须在几天内提供145亿美元来将总抵押品补充至310亿美元。如果AIG没有被美联储通过850亿美元的贷款换取79.9％股份的方式国有化，其破产将 引发的连锁效应不可想象。
　　雷曼兄弟债券的违约也导致货币市场基金跌破1美元的面值，总值3.4万亿美元的货币市场基金部门立即就出现大规模撤资。如果这个部门崩溃，整个美国都将面临流动性干涸的灾难。
　　雷曼兄弟破产的讽刺意义在于，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说教者想借此表现其坚决打击道德风险的姿态，告诉大家任何投资银行都不能因为规模大，就不必担心破 产。这一举动起了反作用，它引发的恐慌几乎摧毁了市场。它想告诉人们，只要行为不端，就可能破产；但市场理解的却是，连雷曼都倒闭了，下一家可能是任何 人。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自我保护，砍断绳索，走为上策。也许，在危机未完结时急着去证明某种哲学理念并不合适，正确的反道德风险行为应该在正常市场环境 中去遵循。雷曼倒闭后，市场开始了大规模的去杠杆操作，不受约束的金融活动此时不可避免走向内爆。

六条教训
市场健忘，既得利益也可能重占上风，时机转瞬即逝，必须抓紧改革

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体系在如此短时间内就全面卷入，说明了经过20年的放松监管，金融体系内部已经建立起千丝万缕的勾连。
　　全球范围内的去杠杆化趋势，很可能持续到所有的过度债务都清理完毕为止。但实体经济的调整才刚刚开始，其核心是对体现为其经常账户逆差的美国储蓄赤字 的调整。如果要将其缩减至GDP的3％，则意味着每年对美国的出口将削减3200亿美元，或是美国的进口减少13.5％。这会对亚洲产生负面的乘数效应。
　　亚洲经济体持有的次级按揭相关证券的数额有限，但官方储备、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持有的美元和欧元计价的金融证券仍相当庞大。因此，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 国家的打击将不仅表现在贸易渠道，还表现在货币贬值或资产价格缩水产生的财富损失。此外，韩国等一些严重依赖国际银行间借贷的国家，将会受制于流动性的缩 紧及借贷成本的高涨。
　　有许多教训需要学习，但我认为有六条尤为重要。
　　第一，回到基础。
　　这场危机是人类恣意妄为的自然后果。这是人类集体行动中最能体现“达尔文主义”的——它创造性地毁灭了非理性繁荣，使每个人回归现实，世上没有免费的 午餐。熊彼特所说的“危机出新生”很对。危机实际上发挥了有效监管在正常时期内应起的作用，加速了那些竞争力低、不讲诚信的机构的退出。因此，我们不能忘 记，危机只是一时，而改革、重组和监管是一直要继续下去的。
　　危机只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需要做什么才能革除社会与经济的弊端，以及过去有什么是我们因为既得利益而没有做或做不到的。事实上，人是很容易遗忘的，既得利益也可能重占上风，时机转瞬即逝。如果我们不趁天明之际着手改革，下一场海啸式的危机不可避免还会发生。
　　第二，衍生品含有杠杆，因此也携带风险。风险被转移了，但是并未被消灭。的确，对衍生品本质的不了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基本金融理论告诉我们，衍生品通过杠杆代表某一种基础资产。衍生品的优势在于，本不可分割的基础资产（比如一大片不可移动的土地）可以被轻易划分，然 后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转移产权。真实产品需要有劳动力和真实资产才能生产出来，金融衍生品则只需要想像力。同一件基础资产，可以有几重衍生品。比如，股票是 一个公司资产的衍生品；股票期权就是真实资产衍生品的二次衍生；而掉期期权又是三次衍生的结果。麻烦在于，衍生的水平越高，它与基础资产之间的关系就越复 杂，杠杆率也就越大。这既使衍生品金字塔利润丰厚，同时也造成了很高的风险。经验已经证明，如果基础资产有问题，衍生品金字塔将迅速倾塌。
　　正由于金融金字塔不稳定，金融活动必须受到制约和严格监管。只依靠纯市场力量而不加任何约束，金融衍生品的游戏就会担当巨大的道德风险——提高杠杆 率、降低私人获利的透明度，而最终的代价需要由整个社会来埋单。因此，零约束的金融活动，在最单纯的概念水平上和国家计划之间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以巨大 的社会损失为代价进行消费或浪费。关键在于找到“黄金分割点”——如何在利用市场力量的效率的同时，也对其加以监管以防过剩和不稳定。这就是政府与市场的 关系难以把握的地方。政府干预太多是件坏事，太过放任市场也不对。
　　第三，金融好比实体经济的衍生品，除非实体经济本身状态良好，否则不可能有稳健的金融结构。我们不能被货币理论绕得晕头转向，把常识性的道理都忘了， 那就是，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拉着它跑。这样的话，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薪资水平远高于其他产业就没有道理。激励机制必须确保均衡——不能不看业 绩，就乱给金融“巫术”发报酬。公司治理结构必须转型，杜绝决策失误后还能拿到高额辞退补偿金的所谓“金色降落伞”，薪资必须与长期业绩挂钩。
　　把焦点放回实体经济，意味着应该对作为社会稳定一大支柱的房市给予更大关注，确保在合理的政府政策下，房产供给充足、大部分人支付得起。巴塞尔协议的 错误在于，把监管宽容当作实施社会政策的手段，给予房产信贷的资本权重低于合理水平。必须有一种动态的信贷配置机制，更好地使用贷款-价值比率，防止过度 信贷为房地产泡沫融资。
　　对于新兴市场，我从这场危机中得出了两个直接结论。其一是，混业经营的银行模式存在严重问题。你不可能把投资银行的文化（高风险高收益）和商业银行的 文化（谨慎为本）放在同一个屋檐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从根本上并没有错。其二是，并非所有银行系统都能完全转变为批发银行模式——银行系统的主流 还是要从事零售业务。所以，关注一下传统银行该做什么，该把什么做好——保护存款者利益，为企业部门的主要群体服务，特别是那些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大部分就 业的中小企业。钱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好挣了，应该追求安全稳定的长期回报。
　　第四，即使不加监管的金融创新是这场危机的核心，我们也不能简单下结论说所有金融创新都不好。资产证券化既能为亚洲发展一个强健的企业债券市场充当骨 干力量，也能降低银行系统为购房提供融资的期限错配。就像有一个全国性的药品监管局来检查和核准新药，没有理由金融监管者不能检查和核准新的金融衍生工 具，并进行适当的尽职调查。只要这些产品没有系统性影响，就可以在场外市场交易。但若达到一定规模，就应该被移到净额结算安排之下，通过集中交易来安排和 监测交易对手风险和杠杆水平。
　　第五，整个金融监管哲学及其在金融稳定政策方面的功效，都需重新审视。最近兴起了设立金融“超级监管机构”的潮流，这是由于金融业自身的浓缩和凝聚。 现今金融监管的机制基础产生了多重监管者，结果是监督的协调和落实过程繁杂、成本过高且效率低下。关于“超级监管机关”，有一个争议是成本过高。现在答案 很明显了。对“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监管的成本是很高，但还是比造成公众危机的成本要低。所以，金融业监管的成本不是问题，整个社会的成本才要紧。
　　要注意，即使是在那些设立了“超级监管机构”的国家，也仍然存在这个机构与央行和财政部三方协调的问题。所以，为求金融稳定之本，政府政策措施还需协调并落到实处。不能只由金融监管者独担此任。如果在国家层面都无法有效协调，到了全球层面就更糟。
　　如何在整个经济周期内进行有效监管，还需金融监管者有战略性思维。现有的“巴塞尔式监管”把和平视为常态，但金融监管者应该是更为机敏，一旦察觉有泡 沫，就准备好危机处理方案。工作过程中需培养反周期性的心态，并做必要的预算资源准备。丘吉尔曾说，和平时备战，战时备和平。
　　第六，不能让理论和一厢情愿冲昏了头脑，而不顾实践和现实。欧洲没有想到美国的次贷危机对自己的打击那么大，因为他们没有料到，有些银行已经过于依赖 外部的批发融资，而且购买了大量“有毒”金融产品的并非银行系统中那些高度复杂的部门。比如这次陷入泥潭而需政府相救的，正是德国一些实力较弱的地区性银 行和英国的建筑协会。显然，欧洲的金融监管虽经历了大规模重组，地方性的部门监管还是不够明晰，所以成了最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部分。

一个世界，三种路径
危机之后，世界金融秩序有三种可能情景：保持现状、区域市场兴起、“三国演义”

如 今，金融危机的阶段正要过去，世界进入了危机管理和解决的阶段。美欧会尽一切努力来重建秩序。他们会为银行注资、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遏止按揭房产止赎 的增加、着手金融改革，然后开始讨论全球体系。20国集团金融危机峰会已于11月14日、15日在华盛顿召开。1999年成立的20国集团，一定程度上也 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一种应对。七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以及欧盟、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印度 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的央行和财政部长聚首，以找出问题的原因及可能的解决方案，之所以要追求各国一致遵守的一系列原则，其中 主要的目标就是防止出现危及他国政策有效性的政策。
　　回到我们如何落到这步田地的结构性问题——今天的世界，金融活动全球互联、全球性货币当局缺失、而金融监管者无法处理全球失衡的风险。中国和亚洲的位置在哪儿？依我之见，有三种可能路径。
　　第一种可能：保持现状。
　　虽然国际金融秩序有要转变的意愿，但我认为维持现状的可能性很大。理由很简单。七国集团的大股东拥有既得权力，不会轻易放权，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心理 上和机制上都没有做好分享权力的准备。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本质上说，就是在国际贸易上开放一些，换来美国治下的和平，为本国发展融资。但现在， 新兴市场和七国集团之间没有什么可交换的，因为盈余国家的多余储蓄没有别处可去，只能去这些发达市场。
　　全球化正是通过债务相联系，但如果权利不平等，债权人就成了债务人的人质。
　　换句话说，我认为在未来五年内，现有国际货币秩序的改变会非常小。发达国家会要求顺差经济体在它们所控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中，存入更多储蓄。 IMF和世界银行将继续向那些因过于依赖外部融资而陷入困境的新兴市场提供贷款。美元和欧元的主导地位还会维持下去，而二者的力量对比将取决于其地缘政治 实力的相对强弱。
　　第二种可能：区域市场兴起。
　　随着美国对自己的收支结构进行调整，全球失衡会显著减轻，新兴市场的顺差也会收缩，可能会比一般经验认为的要快。这有许多原因。首先是由于实际利率将 提高以反映更高的风险，世界经济增长将放缓，虽然各国都作出努力维持增长。第二是由于银行必须扩充资本，目前的“去杠杆”阶段还将继续，因此资本流动、市 场流转额和总体波动性水平都将在中期内有所下降。第三是危机之后的冲击将使政策趋于内向，监管会加强，投资的风险厌恶程度也更高。这意味着，新兴市场调回 基本平衡的状态会比预计的要快。
　　在此情形下，那些抓住机会完善本国金融体系、提高本国企业治理能力、发展社会基础设施、维持社会稳定的新兴市场国家，将会成为大赢家。发达国家的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顺差的新兴市场将会把储蓄投放于高增长潜力、产权稳定的市场。
　　建设稳健的国内金融市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也不会一蹴而就。这是因为，新兴市场再也不能简单复制那种被西方证明是相当脆弱的批发银行模式了。这场 危机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如何深化新兴市场的金融结构，如何做到高效、稳健和透明，同时又不会引致过度政府干预的问题，必须完全从头思考。也就是说，需要对 国内现有的治理形式进行彻底改造。
　　在此，完善本国市场仍是参与更强的全球市场的关键和先决条件。但各国对本国市场的强化措施，会首先加强区域性市场，因为经济地理还是非常重要的。新兴 市场之间的“南南对话”会增加，因为现有强权缺乏改变现状的意愿。亚洲的货币和金融合作会加大，不排除一个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可能。
　　我认为，区域金融合作发展的一个基础是创建区域性的“金融稳定论坛”机制。每个区域内，各国的财政部长、央行和监管部门可以在此进行常规性会晤，以支持全球层面“金融稳定论坛”的设计。这些区域性讨论将构成未来区域合作的基础。
　　七国集团可能会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的权力分享做出一些让步，换取对全球失衡解决措施的协调。这当然会对新兴市场的汇率重估形成更大压力，特别是对中 国。我个人的观点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比汇率更重要。只要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名义汇率的变动就会稳定调整，来反映这些变动。比如，全球失衡的 调整，一定程度上会通过亚洲货币整体对美元和欧元汇率的逐渐提升来实现。
　　这第二个可能情景的展开可能要十年时间。
　　第三种可能：“三国演义”。
　　如果如我所料，这场危机将导致区域主义，那么20年后的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将与今天大不相同。那时至少会有三种全球储备货币争霸。请注意，我没有说美 元、欧元之外的第三种储备货币是什么。在亚洲之内，可能是日元、人民币、印度的卢比，甚至可能是一种包括了韩元、中东和东盟货币的亚洲货币。在拉美，可能 是以巴西雷亚尔或墨西哥比索作为区域核心货币。但由于各区域的政治复杂性，具体的货币安排会怎样还不清楚。
　　不过，亚洲还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区域，我认为，为了区域经济能够稳定增长，某种形式的货币合作和区域金融市场不可避免。
　　到那时，多元化的全球投资组合中的资产将在地理意义上更平等地分配，故投资者不会对少数一两种货币有太大的敞口，而是至少有三种，甚至四种全球储备货币和相关资产。在更平等的环境下竞争资源，会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好的选择。

结论
　 　我一生基本都在研究金融危机，一个结论就是，金融危机的本质归根结底还是政治。即使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解决方式也不可避免是政治方式，因为损失的 分配总是具有高度的专断色彩，且饱受争议。说到底，所有金融危机都是治理的危机。历史上这么多次的金融危机一再证明，金融创新不能创造永恒的繁荣。需要在 企业、金融和社会层面实现良好的治理，以维持长期的稳定。所有危机还得靠政府解决，这个政府解决不好，就换一个政府来解决。
　　某种角度上说，我希望满怀。今天这场金融危机创造性地打破了许多神话和过时的理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果然是“市值计价”（Mark to Market）。■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曾担任过香港证监会主席、马来西亚央行助理行长

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给儿子的一封信

2000年10月８日，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因贪污受贿2千余万元，被当地检察机关批捕。在侦查中，发现了徐与146名二奶的“日记”等证据，其中写给儿子的一封信，畅述做官心得，总结为官原则，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实为官场“ 金科玉律”，符合“付诸史馆”的标准；该信观点鲜明，论述坦率朴实，语言精炼，警句频出，振聋发愦，境界高超，足可编入教科书当范文，聊以纠正当今假话空话套话充斥的文风。当然,该信有感而发，属即兴之作，逻辑上欠推敲，然白玉微瑕，瑕不掩瑜也！

下为该信全文:

孩子：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厉。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得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

关于Bill Miller

“欺骗魔鬼” 劳伦斯·冈萨雷斯

···这些人都有一些相同的特征，他们不会对自己生活中的任何事感到好奇，不关心任何事情，他们也不会一直学习——不学习任何事情。其实，你在学什么并不重要，因为你从不知道自己所学的东西是否会在将来用到。学习新东西总是有好处的，但就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与我们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哺乳动物大脑的自然倾向会让自满蒙蔽住自己的眼睛。我们之所以仍有这种倾向是因为多少实际以来这种倾向对我们以及我们的生存有利，这种倾向是，大脑会假设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再次出现，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永远也不会出现。这是我们的情感系统在对事情进行分类时的假设。情感系统会对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带来的后果进行分类，如果我重复拿起麦克风而安然无恙，我就会将这个举动和结果分为一类。如果在第一次拿起麦克风时我就被电击了，下一次拿麦克风的时候就会非常小心。如果在接下来的5次、10次或者20次拿麦克分的举动中没有再受到电击，大脑就会作出这样的假设，即麦克风无关紧要，无须在意它。麦克风不会吃了我。鉴于“生存的乐透彩”让我们存活了下来，情感系统无疑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系统。

——摘自<投资大家比尔·米勒> 2006年Legg Mason思想领袖论坛

legg Mason每年都举办一届思想领袖论坛，在面对的危机中，Bill Miller的基金损失惨重，看一下截至8月份Legg Mason旗舰基金与SPX的走势比较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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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从1991年至2005年连续15年战胜标准普尔。但一朝失算也可以将过去所有的业绩抹去。就是这么残酷。

金牌基金经理遭遇滑铁卢

我所奇怪的是，早在2003年Legg Mason思想领袖论坛上，Miller在大会闭幕上的发言重点就是“你不能依赖现在的经历”、“错误就在于就是回顾类似的历史并试着做了太多同样的事情”······但为何Miller在08年2季度，无论是电话会议，还是致投资者的信中总是强调“我们是逆向投资者”。没错，逆向投资可以在市场获利，但前提是没有被市场消灭。Legg Mason二季度的重仓股中包括了贝尔斯登、房地美，还有AIG，就足以让他在“逆向”起作用之前提前出局了。

关于第二句话：“错误就在于就是回顾类似的历史并试着做了太多同样的事情”，我不认同。历史当然需要回顾，而且必须要回顾，知史而明鉴。问题的关键在于回顾什么？我特别注意到这次危机中，巴菲特、格罗斯、索罗斯，当然还有罗杰斯，这些人都提到了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已经经历了战后60年大繁荣，未来必将出现衰退，衰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间不断地反复。

Miller是哲学博士，他在大会发言中提到了维特根斯坦（这家伙的书催眠效果好）。从会议记录来看，Miller的逻辑相当严谨，用词精到，这是玩逻辑的基本要求。但他肯定没认真学习过历史，不管是哪一段——只要他研究过一段人类历史，一个帝国，或是一个王朝，Legg Mason就不至于这样。

换个角度去看，就好象Miller对60分钟的图表很熟悉，行家里手，但他没看月线图或者年线图。

完全竞争

身边一则故事：某校外作文补习班教育质量好，学生屡获佳绩。但该补习班某些学生为独享优质教育资源以保持优势，欺瞒同班同学，不透露该补习班报名事宜。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属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不完全竞争，在市场环境下正常。但倘若教育也以此为范，问题很大啊。一方面是学生害怕竞争，另一方面学生不诚实。前者是因为目前畸形的应试教育造成，尽管对有志向或者有实力的学生来说，愿意面对完全竞争，但对大多数学生来说，独占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乃人之本性；而后者，学生从小耳熏目染才会出此败招。除了学生自身，还关乎家长、学校、社会······所以中国人真正自信地站在世界舞台上，还需几代人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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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董事局主席黄光裕进去了，出人意料，又不出人意料。胡润的福布斯排行似乎就是上榜大款的坟墓。裙带政治下，私人资本的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受限制——这不是说没有办法上规模，而是如果上规模，就必定要玩钱权交换的游戏。黄光裕也不是第一个，张文中、张荣坤、周正毅。胡润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的时候，称富豪实际很难调查，特别是东莞一带。其实很正常，在大多数人还在贫困线上为一口饭挣扎的时候，在中国的制度还没脱去隐蔽外衣的时候，钱和名只能两者选其一——这一点上榜的富豪们不会不明白，而最终上榜自然各有各的原因，但不外乎是提高知名度，套用资金罢了。

FT中文网上引用了一句话：“每次精英中的某个人出了丑闻，都会引发一次小小的狂欢”——这是社会学家孙立平在描述中国的公众自发地对所谓精英阶层充满蔑视甚至可以说是仇恨的现象的表述。
放屁！在一个公开公平充分竞争环境下脱颖而出的人才是精英，而通过见不得人的手段获得成功的人，虽然他们都有一些大智慧或小智慧，但民众都会，而且应当嗤之以鼻——谁都知道这里面的套路！不要说在中国，美国的凯雷集团，被华尔街日报记者调查到该集团“以共和党大佬俱乐部闻名”后，也被民众所唾弃。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有意思：
“政府能让你做的，政府也能把它收回去。”；
“在中国，因为行贿被判刑有点像在俄罗斯因逃税被捕一样荒唐，因为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政府可以随时拿出这个罪名来治罪。”
“在北京行贿？这种说法太让我长见识了。”
“但我敢打赌，将来中国的富豪们会想方设法远离那些富豪榜。”
毕竟是华尔街日报，默多克收购的时候可是给足了溢价。

看过一段冯仑写的《野蛮生长》，其中有一段讲王石，万科A作为中国最早上市的一批私有企业，王石看得很清楚，把股份分给大家，他留个名，这也是20多年来万科能成为中国顶尖的地产企业的重要原因——没有包袱，可以放开手脚去做正经的事。
冯仑还是不错的，至少从他写的东西来看；相比较而言，潘石屹前段时间出了一本大学生励志手册，他现在排名中国福布斯1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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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凯雷，和徐工恋爱多年，最终因为某些说不清楚的原因，挥手告别，最高兴的当然是三一重工的向文波。尽管这里面有许多理不清的暗箱操作，但最终凯雷毫发无伤。最近凯雷注资北京一家教育5000万美元——一家民办高等教育服务机构。如今美国落到如此地步，奥巴马任内肯定会放松人口政策以提高美国竞争力，凯雷这步棋从现在看当然是好棋，但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以后再看吧。

上世纪80年代以LBO闻名华尔街的KKR集团最近卷土重来，那本著名的《门口的野蛮人》让人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但不管怎么个玩法，吹泡泡的游戏始终是要破灭的。芒格和巴菲特创造了一代传奇，关键就在于他们对于“量入为出”的深刻理解。

苏联笑话精选

１．亚历山大、凯撤、拿破仑做为贵宾，参加红场阅兵。
　　——我要是有苏联的坦克，我将是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说。
　　——我要是有苏联的飞机，我将征服全世界！凯撤说。
　　——我要是有真理报，世界现在也不会知道滑铁卢！拿破仑说。
　　
　　２．在苏共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作报告，他问：“我们这里有没有敌人？”一个人回答：“有一个，他坐在第四排第十八号位子上。”勃问：“为什么他是敌人？”回答：“列宁说过敌人是不会打瞌睡的，我发现全场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打瞌睡！”
　　
　　３．在集体农庄党的会议上将研究两个问题：建造木棚和建设共产主义。在没有木板的情况下，直接研究第二个问题。
　　
　　４．“苏联和英国的童话传说有什么不同？”
　　“英国童话的开头通常是：‘很久很久以前。。。。’而我们的则是；‘不远了，不远了。。。。’
　　
　　５．斯大林做报告说：……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苏联的地平线上了……
　　老工人不知道什么是地平线，回家后问儿子，儿子说：地平线就是能看到却永远走不到的一条线。
　　
　　６．“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道。
　　“对，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７．话说勃烈日涅夫同志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将在乡下的老母亲接到了莫斯科。老太太来了以后，勃列日涅夫得意洋洋地向老妈展示了一番自己的豪华别墅、高级汽车、名贵家具等等，展示完了后，勃列日涅夫问老太太这一切如何？老太太说：“儿子啊，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共产党来了你怎么办？　　
　　
　　８．两个中学同学相遇然后寒暄
　　"您现在在哪工作"
　　"中学老师.您呢?"
　　"克格勃"
　　"啊,您在克格勃具体干什么?"
　　"我们负责揪出那些对国家不满的家伙"
　　"您的意思是....还有人比较满意?"
　　"这些人不归我们管.管他们的是纪 委"
　　
　　９．工人说:我们已经是共产主义了,有人问:为什么?工人说:我们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什么????那人又问,工人说:你没见我们的领导各取所需,工人各尽所能!
　　
　　１０．“在苏联是否可以存在两党制？”
　　“不，不可能，因为我们养不起。”
　　
　　１１．——什么在苏联是最常见的？
　　——暂时的困难。
　　
　　１２．——苏联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
　　——成功地克服了在其它社会制度里不会存在的困难。
　　
　　１３．苏联时期莫斯科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大楼外。
　　一个愁眉苦脸的男子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肥皂没有，电池没有，袜子也没有。。。。。。
　　这时旁边走过来一个看起来象是便衣的人小声对他说：公民同志，您要是再这样诋毁我们伟大的社会住义国家，我就要拿手枪把敲你的脑袋了！
　　那个男子看看便衣警察，继续自言自语：看看，连子弹也没有。。。。。。
　　
　　１４．在调查表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执行总路线时你动摇过吗？
　　拉宾诺维奇回答道：“我和总路线一起动摇。”
　　
　　
　　１５．
　　——拉宾诺维奇，你经常读报纸吗？ 　
　　——当然，要不我怎么知道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１６．——共产主义还有会货币吗？
　　——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说会有，中国的教条主义者说没有，我们是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有，但不是所有人都有。
　　
　　１７．伊万看电视，是列昂尼德同志在演讲。伊万觉得无聊，换了一个，还是列昂尼德同志在演讲，又换一个，还是他。伊万
　　一连拨了几十个台，最后累了，准备关电视。这时候电视画面变成了KGB的尤里同志，怒气冲冲地叫：“你再敢换？再敢换？再换判你10年大牢！”
　　
　　１８．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谈话.
　　美国人:我敢在白宫外面大喊,里根下台,你敢吗?
　　苏联人:有什么不敢的?
　　说完,苏联人走到克里姆林宫外大喊:"里根下台!"
　　
　　１９．
　　拉宾诺维奇到资本主义国家出差，在那里，他给单位拍了一个电报：“我选择了自由。”这事发生后，单位马上召集了党代会谴责拉宾诺维奇，并要做出组织结论。在会议中间，拉宾诺维奇突然走进了会场！全场哑然。
　　拉宾诺维奇说道：“我非常感兴趣，你们是怎样理解自由的。”
　　
　　
　　２０．——苏联人第六感的什么方面最发达？
　　——高度的满足感。
　　
　　
　　２１．——为什么我们执行总路线那么慢 ?
　　——因为每次党代会转的弯太大。
　　
　　２２．二战结束后一个波兰农村老太看到街上贴着的照片就说像自己的外甥
　　　　别人训斥她：瞎说什么，这是斯大林同志
　　　　老太：他是干什么的？
　　　　答：他赶跑了纳粹
　　　　老太急切地问：他能不能把俄国人也赶跑啊
　　
　　２３．一老者人行道闲溜，不慎落入道旁河中。随高呼救命！
　　　　两警察闻之，视若不见，仍边走边谈笑如旧。
　　　　老者情急生智，随又高呼“打倒勃列日涅夫”！两警察闻之大惊，随急速跳入河中，将老者拖上岸来铐之。
　　
　　２４．在苏联的一次大会上，主持人突然说：下面请认为社会主义好的同志坐到会场的左边，认为资本主义好的同志坐到会场右边。大部分人坐到了左边，少数人坐到右边，只有一个人还坐在中间不动。
　　　　主持人：那位同志，你到底认为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
　　　　回答：我 认为社会主义好，但是我的生活像是资本主义。
　　　　主持人慌忙说：那请您赶快坐到主席台上来。
　　
　　２５．——有 40 颗牙4条腿的是什么东西？
　　——鳄鱼。
　　——有4颗牙40 条腿的是什么东西？
　　——政治局
　　
　　２６．“假设你在酒吧里，而一个陌生人坐到你的身边并开始唉声叹气，你该怎么做？”
　　“立即去阻止这种反苏宣传”
　　
　　２７．“共产主义实现时警察还存在吗？”
　　“当然不。那时候所有公民都已经学会自己逮捕自己”
　　
　　２８．勃列日涅夫访问印度时，大批印度人到机场欢迎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便问当时的印度总理英甘地，你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么多人来欢迎我的？英甘地回答：凡是来欢迎你的人，都能够得到5个卢比（印度货币）的奖励。
　　后来英甘地到苏联访问时，成千上万的苏联人从机场到莫斯科市内的道路上夹道欢迎。英甘地问勃列日涅夫：你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么多人来欢迎我的？勃列日涅夫回答：凡是不来欢迎你的莫斯科人，每人罚款5卢布（苏联的货币）
　　
　　２７．一个苏联人家中总是被偷，于是很郁闷的问邻居：“什么时候我们家的东西才能不被偷？”
　　邻居：“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被偷了。”
　　“为什么？”
　　“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就已经被偷光了。
　　
　　２８．亚当和夏娃是哪国人？
　　他们没衣服穿，分享一只苹果，还觉得自己活在天堂里，当然是苏联人。
　　
　　
　　２９．你为什么坐牢？
　　我反对伊万诺维奇。
　　你又为什么坐牢？
　　我支持伊万诺维奇。
　　你呢？
　　我就是伊万诺维奇。
　　
　　３０． 苏联特工对美国特工夸口道：“我们知道你们国家所有核导弹发射井的位置。”
　　美国特工说：“那又有什么，我们知道你们未来20年全体政治局委员名单。”
　　
　　３１．共产主义是科学还是艺术？
　　当然是艺术，如果是科学就应该先用小白鼠做实验。
　　
　　３２．
　　　　 亞美尼亞電台播放著機智問答說：
　　　　「雞和蛋哪一個先有？」
　　　　解答者在一旁暗暗地答道：「從前兩者都有。」
　　
　　３３．在苏联阅兵式上，步兵，炮兵，装甲兵，战略导弹部队依次出场，但在游行最后却走出几个西装革履的人，一个旁边观看的人问：“这几个人是谁？”另一个人回答：“计划经济委员会的。”
　　
　　３４． 一对夫妇生了一个孩子，如果长得像父母，那就是按反动的基因学说生出来的，如果长得像他们的邻居，那就是按照李森科的革命的环境决定学说生出来的。
　　
　　３５．戈尔巴乔夫颁布限酒令后，想要买到酒只能在指定销售处排长队来买。
　　一个莫斯科人排队排烦了，就嚷道：“我要到克林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干掉。”然后转身离去。
　　一会儿他有回来了，旁边人问他：“已经干掉了吗？”
　　他说：“干什么干啊！那里的队比这里还长。”
　　
　　３６．一天戈尔巴乔夫到一个农场视察，看到有几头猪，就到猪旁边拍了一张照片。
　　随行人员在照片上写上：戈尔巴乔夫和猪在一起，但又感到不妥。于是改成：猪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可还是感觉不对。最后把照片上的字改成：“左起第三位是戈尔巴乔夫”。
　　
　　３７．莫斯科地铁中。
　　“公民您好。”
　　“您好。”
　　“请问您是KGB（克格勃）的同志吗？”
　　“不是。”
　　“您以前是吗？”
　　“不是。”
　　“您的直系亲属中有在KGB系统工作的吗？”
　　“没有。”
　　“那么请你把脚挪开，你踩着我了。”
　　
　　３８．“可能在美国建成共产主义吗？”
　　“可能的。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到哪里买粮食？”
　　
　　３９．“下次选举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没有人知道。有人从中央委员会那里偷走了下次选举的确切结果
　　
　　４０．“为什么有人说匈牙利人喜欢苏联人而讨厌美国人？”
　　“因为苏联人帮助匈牙利人摆脱了一次专制，而美国人没有解决另外一个”
　　
　　４１．拉宾诺维奇在克里姆林宫里工作，他待在塔楼前望着远方，以便在共产主义到来时及时发出信号。美国人想要引诱他为他们工作，让它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发出警告。拉宾诺维奇回答说：
　　——不，我需要一个固定的工作。
　　
　　４２．美国百万富翁买下苏联国家百货商场，并宜布要免费分发商品。
　　很快百货商店和通向这里的道路就开始堵塞，并有许多用挑肥拥挤而死伤的人。人们问百万富翁问：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非常感兴趣，当你们实行按需分配时会是什么样子。
　　
　　４３．苏联领导人坐火车旅行。铁轨到了尽头，火车停下。
　　　　列宁号召：“立即发动无产者搞星期六义务劳动，修铁路，直通共产主义！”
　　　　斯大林抽着烟斗，严肃地下令：“给我调100万劳改犯来，修不通铁路，统统枪毙。”
　　　　赫鲁晓夫敲着皮鞋喊：“把后面的铁路接到前面去，火车继续开！”
　　　　勃列日涅夫挥舞着双手说：“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最后，戈尔巴乔夫沉思道：“把火车拆了，到有铁轨的地方再拼装起来。”
　　　　于是苏联解体了。
　　
　　４４．苏联邮政发行历届领导人纪念邮票， 发行没1个月，邮政宣布紧急停止使用该邮票。
　　理由是：寄信人不知道往哪面吐唾沫。
　　
　　４５．“有可能在瑞士建立社会主义吗？”
　　“那是可能的。但是，为什么？瑞士哪得罪你了？”
　　
　　４６．勃列日涅夫即将访问波兰，波兰当局命令一位著名画家创作一幅名为《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的大型油画作为献礼。很不情愿的画家在威逼下接受了工作。画完成后，波兰一高官前来验收，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画面上是一男一女在豪华的大床上极尽缠绵，窗外的风景是克里姆林宫。 “这是什么？这女的是谁？！”高官愤怒的问。“勃列日涅夫的夫人。”画家答道。 “男的呢？！” “勃列日涅夫的秘书。” “可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哪里？”“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画家答道。
　　
　　４７．——为什么共产党员不能接受圣经？
　　——根据圣经，先有混乱，然后根据上帝的计划引入秩序。共产主义的经验告诉我们，先有秩序，然后混乱就会到来
　　
　　４８．——是什么原因决定了我们能在西方国家买那么多小麦？
　　——要知道资本主义的最大缺点就是生产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