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摘抄. Show all posts
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摘抄. Show all posts

Saturday, May 30, 2009

從思想囚徒到國家囚徒

內地通訊社分別在周三及周四發表署名文章,標題為〈人間正道是滄桑—評某些媒體不合時的言論〉,和〈說清楚三個問題—評《國家囚徒:趙紫陽秘密回憶錄》〉。兩篇文章都沒有針對當前的問題,反而翻炒黨八股的陳腔濫調,給人一種故意混淆視聽的感覺。
第一篇文章指出趙紫陽的《回憶錄》被傳媒炒作,將一件本來已經由中央政府平息了的事件再次挑起爭端,特別指出《華盛頓郵報》借意為趙紫陽翻案,為「六四」事件翻案。文章重申中國自「六四」事件以降二十年的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的成就、國家步向小康水平,足以肯定當年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的決定正確;文章亦大費周章地力陳鄧小平的貢獻,以反駁傳媒所指趙紫陽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言論。最後還舉出「北京共識」的模式,表明在西方議會民主政制以外存在更為優勝的另類成功例子,以否定趙紫陽《回憶錄》有關提倡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維護新聞自由、獨立司法和多黨政治制度的構想。
第二篇文章則集中批評趙紫陽在「八九民運」事件上的「錯誤」,當時中央對趙的決定也不能推翻,以及重申中國過往三十年的成就,以「證明」中國「不能走西方民主道路」。
兩篇文章都屬黨八股之作,不假思索地照搬中央口徑回應傳媒,尤其外國傳媒的批評,卻沒有認真針對外間提出的議題,處處以條件反射式作出反擊,認為西方媒體的評論是雙重標準,是將西方的價值觀強加諸中國人。
不論西方媒體的評論也好、是趙紫陽《回憶錄》所帶出的意見也好,是不是西方民主也好,國外的評論其實都是針對三個課題: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和多黨政治。這三個課題不單是中國八十年代的問題,也是現今中國仍然未解的死結。新聞自由的重要,不只是保障個人的思想言論空間,更是給公民監察政府的工具。維持司法獨立,是普通法內有關「法治」概念的引申,是指司法機構和法官可以不考慮政治因素,不受任何權力或行政機關的騷擾而對案件作出獨立裁決。多黨政治的含義,並非是製造「反對黨」為社會增添爭議,而是可以在公開的場合,或透過不同的平台,就涉及公眾利益的議題,以不同的角度、不同利益立場展開辯論。這幾個問題, 不論在什麼社會、什麼制度,都是要認真面對的大事。
但文章不但沒有好好探討這些課題,還擺出一大堆什麼「北京共識」、「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三十年成就」等政治術語,實在令人啼笑皆非。作者能否清楚地交代,今日中國的新聞從業員因揭發政府黑暗面而遭扣查、律師控告政府而遭監禁、法官因指出地方政府某些指令不符合人大所訂定的法例而遭「修理」或撤職?
文章不斷重複改革的成果,又提到「社會進步總要支付社會代價」;作者在文章反問,如果按照趙紫陽的意見處理「六四」事件,中國能否可以享有今天的成就?作者是否應該檢討一下,中國工業化三十年,成為世界工廠,得到經濟發展的同時,土地、環境受到的摧殘,又要多少代價來補償?是誰享受了改革成果?是誰支付經濟成效的代價?我們能否只自我陶醉在一些經濟成績,便將一切仍然是「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下的瘡疤合理化,而不去思考進一步的改革?
兩篇文章沒有反省這些更重要的問題,反而測度用心,或仍然着眼誰是「改革總設計」的次要問題;希望這兩篇文章只是個別人士的意見,如果它是反映中央的立場,那我們就不能避免興起會淪落成為「國家囚徒」的哀嘆了!

Monday, May 25, 2009

曹仁超 香港中年人与年青人的矛盾

曹Sir在访问,论到香港中年人与年青人的矛盾,句句真话,不可多得。难得曹Sir懂得配合年青人的语言习惯,以夸张和反讽的方法表达。如不是经常看 "投资者日记",也可能不明所以。

M:Milk
C:曹Sir

M:你在1948年出生,又是一个BABY BOOMER(战后婴儿潮)的受访者了。

C:以中国人来说,我差不多算是最早的BABY BOOMER。在四八、四九年左右,国共内战已到尾声,爷爷支持共产党,将资金搬回上海,而那时候我老窦(爸爸)在香港做生意,她到上海娶了我妈妈便回香港,我在上海出生的。五○年左右,大陆「抗美援朝」,而当时我们家族主要做烟草代理生意,抗美援朝将我们由「爱国份子」变成「黑五类」;加上当时联合国宣布对中国禁运,烟草到港后未能运去内地,再死两钱!

此举对我们是双重打击,爷爷觉得势色唔对,便叫妈妈带我到香港避难三个月,于是我在三岁来香港,那才第一次见到爸爸,也不懂叫「老窦」。老窦为了凼我叫他,带我到告罗士打大酒店(即现在的LANDMARK置地广场)听演奏食西饼,那时代食西饼是很「得人惊」的事情,还有食吕宋芒、上山顶…几乎所有香港最高级的享受,都由老窦带我去试过。他最初以为我只在香港留三个月,所以花了很多钱凼我,第一年大约花了五千港纸,大约是现在五十万元购买力吧。后来发现我们回不了大陆,加上生意一落千丈,老窦开始酗酒,后来爆血管,再之后便过身了。我懂事时,家里便开始变得贫穷,你可以想象我的六十年代,什么穿胶花、油公仔、剪线头、跟车送可乐等我都做过。

M:这种贫穷背景对你有很大影响呢。

C:坦白讲,我小时不知道自己贫穷的,身边所有小朋友都一样,我常以为「冇饭食」先算穷,我有饭开又怎叫做穷呢?其实老窦留下小量积蓄给我们,妈妈亦很小心运用,所以我从未试过冇饭开,真正贫穷的日子不算很长。

M:那么你从那时开始有穷的感觉?

C:现在回看,是因为太多朋友话我穷,我才知道自己穷。我认为问题在六三年老窦过身之后,他的朋友一而再地告诉我,其实我很穷。以前我常到茶楼饮茶,去食西饼,但现在不能,为什么呢?我发现别人家里有雪柜、电视机,为什么我家冇呢?因为冇钱,爸爸的朋友告诉我,因为我死老窦,很穷。穷的感觉是他们告诉我的,I WAS TOLD。最令我感受到的,是别人对穷人的歧视眼光,甚至不准许自己的女儿和我玩,怕她爱上我这个穷鬼。

M:那时代找工作容易吗?

C:也不容易的,可以讲,每个时代都有其艰难。在六十年代,找一份工作要有铺头担保,人浮于事,找工作并不容易,不是想做就有工作的。我在六七年中学毕业,暴动之后更难找工作,那时有工厂便做,冇就去穿胶花钉珠仔,住木板隔间房、有饭食便行。反而我觉得现在要找工作的话一定找到,不过你们较拣择而已。(M:以前你们的目标是搵食,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发达嘛!)对啊!我曾经写过:我们那时是搵食艰难、发达容易;现在社会是搵食容易、发达艰难。

M:现在越来越多人醉心投机,我不认为那是投资,而越来越少人工作生产,你认为这样的社会没有问题吗?

C:我认为社会是圆形的,例如美国战后四九年大衰退,有工做便很开心了;到五十年代开始兴旺;到六十年代美国进入所谓繁荣期,有饭食有屋住,有安定的工作,连汽车都有,但看不到前路,所以到六十年代后期出现胡士托、颓废派、吸毒问题等,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是美国迷失的二十年。(M:那香港的情况呢?)香港的五、六十甚至七十年代类似美国战后,是贫穷时期,大陆不断有廉价劳工涌入抢饭碗,老板绝不会加你人工,穷人永远是穷人,只有寄望下一代受教育,能够成为香港的中产阶级改善生活;(M:现在的香港类似美国的七、八十年代?)对,香港在八、九十年代至现在经历了三十年的繁荣期,我们受过教育、有学问,而班鬼子佬(外国人)一步步撤离香港,我们对上没有CEILING,我们REPLACE了他们的位置兼夹享受了香港的全盛时期,我们由贫穷阶级进入中产阶级,叻一点的更能发达!

M:那我们这一代后生的又如何?

C:但问题是,当这班人坐上中产阶级的位置之后,后来的一批如何上位呢?现在你们上来,已经有我们百几万中产阶级坐晒位,我们不会让你们上来的!这情况类似七十年代的美国,而到八十年代后期上位的都不是中产阶级,讲的是 INNOVATION、互联网,二千年讲的是INTERNET世代、X GENERATION。不过香港没有X GENERATION,香港社群只得几百万人,如何建立互联网呢?美国有数以亿计的人口,因此能建立互联网。

M:对啊!有年轻人投诉上一代霸着位置不让年轻人上位呢!

C:点解我要让个位出来?!对不对?我这个位置月入十几万,坐得好舒服,点解要我走啫?!我不单只不走,更专登不让你上来!因为我没有责任让你上来的,这个位坐得我好舒服嘛!

M:你们那代人掌握了成功的方程式,上了位后便不断重复流水作业,结果令到很多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呢。

C:对啊!日本也一样!九○年代到现在都是,上一代霸着位置,死都唔改,硬系不让你上来,所以有「望窗一族」,不过我见到日本开始有所改变了。(M:我又看不到香港年轻人凝聚了什么力量出来呢。)所以我常说东方人有「奴性」问题,上一代人阻着,为何不反抗呢?另找商机呢?美国新一代找到互联网、SOFT WARE、3-G、BIO-TECH等我们不懂的产业,打低美国既有的中产。当然,这班人又重复我们所做的,霸着位置,垄断,不让后来的上位,KILL YOU WHEN YOU ARE BABY!互联网开始出现霸主时代,类似美国六、七十年代,我相信下一代又要用十多二十年时间去抗争了。

M: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或者未能去抗争,你会否认为是因为我们渣斗?

C:对!为何我们可以队冧班鬼子佬取代他们,而你们不队冧我们呢?(M:渣斗之处在那里?)唔敢队冧我地啰!我在七二、七三年已经在《明报》写文章:「鬼子佬滚回老家去!」因为将来是我们的,JARDINE?WHO ARE YOU?WHEELOCK?WHAT'S YOUR NAME?HUTCHISON?令人讨厌呀!我在七十年代已经预言三行时代结束,十大地产商时代来临,我们要做HERCULES(神话中的大力士),只要让我们双脚着地,连地球都能抬得起!所以我们两脚着「地」,利用香港的房地产,就可以队冧班鬼子佬!那年代读大学的精英,毕业时便晓得「GOOD MORNING!SIR!」、「YOUR MOST OBEDIENT!SIR!」,六十年代大部份精英最大理想是守规矩做公务员,但最后被我们这班反斗星打低晒!我们这班不服从的,有钱便买地、冇钱的买地产股,最后成为赢家,身家比他们多得很呢!我们凭着香港的房地产捞了一大笔,叻的就像李嘉诚,而这游戏自七十年代玩到一九九七年,然后再冇新的地产企业出现,亦不能再以房地产创造明天了。

M:你所讲的利用房地产的HERCULES,不单只队冧班鬼子佬,仲队冧埋我们这班下一代喎!因为你们碌卡碌埋我们那张啊!

C:不是你们,是四代人。第一,我们冇楼的上一代;第二,我们这一代冇楼的;第三,下一代冇楼的;还有大陆出来冇楼的。所以有四代人做我们的奴隶嘛!我们一代人搵了你们四代人的钱嘛!(M:呀~Orz…)做乜你们这代人咁蠢,仲被我们呃!一出身便整个龟壳你孭,爬下爬下,你做乜孭个龟壳呢?(M:呀~Orz…)「孭个龟壳做蜗牛」是我们SET出来的RULES嘛!点解一定要遵守我们的RULES呢?

M:即是说我们自小接受你们的教育,要尊师重道、便宜莫贪、没有不劳而获、要守规矩,然后一出社会便上了你们的当呢。

C:对啊!要不是哪里来四代人养我们一代呢?有些学校提倡什么知识博大、性格优雅,讲出来堂而皇之,但对出来社会做事可能没什么帮助。我可以教你的,不是你的人格会否优雅,而是「如何在不犯法的情况之下发财」,这其实是大学应该提供的教育,但这些都不能公开,说出来便会被责骂为「衰人」。欺负弱小,我每日都做:回家食饭,食鱼、牛、猪…这个世界永远都是有智慧的动物食冇智慧的,「死蠢」就当然被人吃掉,但是,这些都不能写进我的投资日记嘛。(M:你们那一代人讲一套做一套,还教我们做只死蠢的猪呢!我们彻底地被整了!)作为农庄的主人,WHY SHOULD I TEACH THE PIG TO SING?冇理由教只猪去唱歌㗎!只要你们听教听话、乖乖地做猪仔,那我就有猪肉吃了!对不对?聪明的人要THINK OUSIDE THE BOX嘛!要超越上一代,就不要一味听教听话,永远成为上一代的COPY。

M:今时今日在香港可以不买楼不买股票吗?

C:你也可以去上海玩嘛~到了大陆的时候,你在社会上层,九七年后在大陆面对的环境,就类似我们在七十年代面对着你们。这个世界一定会有上层与下层,你在上层便成为既得利益者,唔好运在下层的话,你便是被剥削那班。这世上无论什么制度都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我们这一代人是剥削者,而你们是被剥削者嘛!就算是我比你勤力工作,我的财富最多比你多一个开,何解现在我的身家比你多十个、一百个开呢?因为我在剥削你嘛!你不知道吗?我八元买汇丰银行股票然后一百六十元卖给了你嘛!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就建基于你们身上嘛!

M: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呢?

C:年轻人不反叛就冇资格做年轻人,我主张年轻人反叛的,但要知道这世界不是你玩晒,所以要PLAY ACCORDING TO THE LAW,要在法律框框里面造反,最多被人家话不道德,但要做法律容许之下的事,即是做一个「合法而不道德的人」!你们有两个方法。第一,就好像我们在六十、七十年代觉得唔服气,「点解要去GOOD MORNING!SIR!」?于是我们就去玩一瓣鬼子佬不懂的,去炒地皮,最后会德丰(WHEELOCK)、和记(HUTCHISON)、怡和 (JARDINE)都输了。你们为何不去玩一瓣我们不懂的?没理由去葡京搵何鸿燊玩嘛!每一代人都要找突破点去队冧上一代,你们这一代人连找破绽都不去想不去做,又如何突破呢?我们很多人的死穴是「恐共」,我们身光颈靓,不够胆去大陆玩,而你们身无分文就应该去闯,这是第二个方法─将我们成功的方法拿去另一地方玩。今时今日的香港人一定要学懂两件事:第一,ASSET ALLOCATION,资产配置;其次是STOCK PICKING,即拣股票。

M:我们在香港一定冇得玩吗?

C:你们在香港一定唔够我们玩,第一,游戏规则是我们SET的;第二,我们在香港搵老衬搵了几十年,财雄势大;还有,「喂~阿曾、阿任,点睇呀?搞搞佢啦~整个勾地政策啦~」阿曾与我们是同一辈的,大家碌地沙玩大,我一个讲唔掂,十个如何,我们是一群人,不单只这一群,连官都是自己人,都是同一代,都有共同语言的嘛!WE ACT THE SAME,WE THINK THE SAME!有默契的,我们信奉同样的价值,「哗~冒牌BEATLES来港!」便一窝蜂涌去听了,我们都是听THE BEATLES长大的一代嘛。

M:房地产一日在你们手中,一日都仍然由你们话事呢。

C:没错,房地产不跌,你们又如何上位呢?你们赚埋赚埋的钱只得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买楼,一炮过,供一世,条命卖给我们;第二个选择─租楼,凌迟,每个月割一块肉;第三个选择─瞓街。你们跑不掉的,甫进入这个系统,就不断被我们吸水,我们是SUCKER,大概由十个傻佬供养我们一个,所以我们必定很肥的,所以我们饮得起十多万一瓶的红酒,因为PAID BY YOU,NOT PAID BY US嘛!香港被我们DOMINATE,不单只房地产,是所有的都被我们控制了。

M:你们这班人的价值观是「钱就是一切」,你觉得这是正确的。

C:炒楼炒股票有什么问题呢?(M:全港市民都炒楼炒股票也没有问题?)你们不炒楼炒股票,谁来接我们的贵价货呢?我们的货大部份在七、八十年代建立,在九十年代派给你们嘛!所以见你们在九七年接楼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傻佬,我们从每呎一百元炒至一万元,炒了一百个开还接货?!就算每呎四千元去接货都是傻佬,每呎四千元都赚你四十个开!我太太说,我什么都没有,只是有钱;而你们什么都有,只是没有钱!我一直相信「钱就是一切」,但这一两年开始觉得不是了。(M:为什么呢?)有时都唔知赚咁多做乜,以我太太的理论讲:第一粒钻石就话吓亲我;第二粒钻石,略有惊喜;第三粒,你应酬我吗?第四粒,我觉得讨厌;到第五粒钻石,喂,搞搞新意思吧。现在班有钱已经多钱到癫癫地乱花钱了。(M:那就不要赚太多,漏一两粒钻石可给我们吧!)干吗要给你?而且这可不是我一个人决定,是一组人的决定。

Thursday, May 21, 2009

“反自然垄断”是一幕悲剧

周飙 2009-5-21 4:37:19

【导读事实表明,上世纪的历次反垄断诉讼,从未造福消费者,从中获益的,只有竞争失败者、律师和利用对成功企业家的嫉妒心而骗取民心的政客;明智的企业家们,理应抵制政府的反垄断冲动,在这方面,他们应抛开恩怨,团结一致;那些为一时商业利益而呼唤反垄断干预的企业家,是短视且不道德的。】

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突然表示,他将同前任布什政府对于“反垄断”的冷漠“拉开距离”。他会加强反垄断监管,而美国司法部随后宣布将会扩大打击垄断行为,外界认为,在网络搜索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的谷歌或将成为下一个反垄断目标。

联想到不久前,欧盟委员会以违反欧盟反垄断法律为由,向英特尔开出了10.6亿欧元的天价罚单,所依据的罪状是,英特尔利用折扣和现金返还,诱使下游厂商放弃其竞争对手的产品。这是欧盟对单一企业开出的最大反垄断罚单,仅次于去年11月对涉嫌联合操纵市场的4家汽车玻璃制造商开出的13.9亿欧元罚单。过去三年中,欧盟已开出11张总额74亿欧元的反垄断罚单;这一连串密集的巨额罚单,顿时令美国这个反垄断法的始作俑者相形见绌;欧洲——这个几十年前还在热衷于组建国营垄断巨头的自由市场抵制者,如今摇身一变,俨然成为反垄断急先锋和市场竞争的捍卫者。

无论欧盟的反垄断法,还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其所宣称的目的都是保护消费者免受垄断企业剥削;其经济学基础是:拥有垄断地位的生产者,可以通过限制产量和区别定价,来榨取消费者剩余;这种现象,确实可以在现实中观察到,然而,从未有一种经济学理论能够说明,反垄断法的实施,如何可以改善消费者的市场地位;而在实践中,从AT&T,到 IBM,到微软,反垄断诉讼和干预也从未达到过这样的目的,它们仅有的作用,是延缓了竞争失败者被淘汰的进程,限制了企业的竞争手段,并且最终打击了整个市场的创新能力。

所谓反垄断,反的是供方自然垄断。一个没有法律特权、也不借助黑手党的企业,之所以能获得供方垄断地位,通常有三种原因:第一种情况是,某些市场的容量小于成本最优规模的两倍,因而该市场不可能同时容下两个厂商,而同时它们又都具有最优规模,于是,首先达到最优规模的企业便凭借成本优势排挤掉其他竞争者,占据了垄断地位,而行业也就对新进入者变得无利可图。这种垄断的确存在,而且确能获得一些垄断利润,然而其垄断地位长期维持的条件是:成本结构必须长期保持稳定;只有那些技术和商业模式久已成熟、制造过程简单、因而很少发生创新的地方,才可能满足该条件。

德鲁克曾举过一个玻璃罐头密封圈的例子,Dewey & Almy公司在该产品上维持了至少40年的垄断地位,从未有企业尝试挑战;对于当初主张反垄断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大概是最典型的规模经济导致自然垄断的案例了,然而恰恰是这种经典自然垄断,却从未成为反垄断调查和诉讼的对象。实际上,真正了解企业的人应该知道,维持这样的垄断地位并从中谋得垄断利润,谈何容易,尽管你有一定的提价能力,但绝不能高到吸引新投资者的程度,更不能刺激买家去寻求替代品。谢尔曼法诞生后的一百多年中,随着对垄断的研究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也逐渐认识到,此类自然垄断,反之无益:既然最优规模只能容纳一个企业,把它硬拆成两个,只能降低效率,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第二种导致自然垄断的情况,是单一供方独占了某种生产和供给所需的关键资源。现实中,任何一份资源都具有一定独特性,因而都不是完全可替代的,从这一点看,它们都有机会获得垄断收益;这一收益,即使按最宽松的定义,也称不上利润,它只是稀缺性所带来的资源租金;而同时,很难找得出一份资源,是完全不可替代因而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或许某些爱情是例外,据说一些非她不娶的痴情者会不惜倾家荡产甚至搭上性命和荣誉;当然,我们的法律和道德从未试图拯救痴男怨女,相反,大量笔墨口舌还被用来赞美他们对垄断者的执迷不悟。

同样,我们的经济理论和法律也都认可:稀缺资源在市场竞价中获得最高租金,不仅理所当然,也恰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途径所在;法律甚至帮助资源所有者捍卫其垄断权: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其所保护的,无一不是垄断资源;并且,越是原创的、新颖的、独特的,因而越具有垄断性的,得到的保护越多。然而,一方面我们用诸多法律来保护资源的垄断权,而同时,当生产者运用这些垄断权销售产品、占领市场、获取收益和战胜竞争者时,却要用反垄断法来惩罚他们;这一悖谬凸显了反垄断法在我们的道德体系和法律传统中的不和谐地位,它显然有悖于广受认可的基本道德和法理原则。

第三种自然垄断,通常被叫做“赢家通吃”,其基础是:某些商品,其对买家的价值,随使用者增加而自动提升,即越流行越值钱;比如一门电话的价值,极度依赖于其可能通话对象的数量,因而当若干各自封闭的电话网相互竞争时,用户数便成为决定性因素;上述原理导致了竞争地位变化的正反馈特征:用的人多,会自动导致更多人用,于是最初的些微优势会被循环放大,最终市场上只剩下一个生产者。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通吃后的垄断者,凭借功能互通性、兼容性、产品标准、技术规范、平台依赖性等等门槛,对潜在竞争者构成了很难逾越的壁垒,也的确常常令消费者感到憋屈和无奈;但问题是,反垄断法能否让消费者摆脱这种困境?

事实表明它从未能做到,反垄断终极武器是分拆,但主刀者一旦动刀就发现:若把垄断企业拆成互不竞争的几个公司,结果它们在各自的领地内仍然是垄断者,如果拆成相互竞争的,无论你何等费心的均匀分拆,正反馈机制决定了其均衡是不稳定的,很快其中一家又会胜出而成为通吃者。在历时十多年的调查和诉讼之后,AT&T被分拆为一个长途电话公司和七个地区公司,结果消费者发现,他们在七个小贝尔压迫下的日子并未改善;电话用户的最终解脱,来自事先无人料到的创新领域:移动电话。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IBM身上,打了 15年官司后,找不出可行分拆方案;垄断困境最终由小型机、Unix工作站和PC的兴起而自动解决;微软案件也一样,司法部一度赢得了判决,但他们迟迟拿不出可行的分拆方案,而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谷歌的崛起、信息终端的多样化、开放平台和开源软件日益成为潮流,微软的垄断地位越来越不成为发展的障碍和抱怨的焦点,相反,它成了激励众多技术和商业创新的标杆和靶子;而在此过程中,消费者的选择始终是在增加而非减少;在这些案子中,反垄断机构除了给市场带来不安、扰乱和破坏之外,从未给消费者帮上忙,最终解决问题的都是市场本身的创新机制。

从AT&T、IBM和微软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只要投资和创新的机会是开放的,垄断者便无法过度压榨消费者,而垄断困境总是会被创新所突破;实际上,垄断一旦建立,便成为寻求创新的最大动力,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突破它;当垄断使得一个产业日趋封闭时,就有人会尝试绕过它另起炉灶,开辟全新的替代产业,而垄断者若沉溺于旧模式,便会连同他所垄断的产业一起被边缘化。对比生物进化的历史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一点:进化史上,经常有一些物种会进入进化的死胡同,就像一个产业因垄断而缺乏多样性,并走入封闭僵化的死胡同一样;然而,之所以会走进死胡同,常常是因为它们一度在某方面过于成功,因而在自然选择引导下过度发展了这方面的能力,最终对这种能力形成依赖。

树袋熊就是典型的例子:桉树叶因其特殊的化学成分,对于多数动物都是不可食的,但树袋熊却进化出了消化桉树叶的独特能力,于是它垄断了 “以食桉树叶为生”这个产业,没有任何竞争者;结果,树袋熊这个物种便向着提高桉树叶消化能力的方向,义无反顾的发展下去,经过许多代,桉树叶成了它们的唯一食物,它们已丧失了消化其它食物的能力,大熊猫对竹子的特化和依赖也是如此。然而,尽管树袋熊和大熊猫走进了死胡同,生物界的进化却没有因此而停顿,树袋熊垄断了桉树林,其他动物可以另辟蹊径;上帝并未从他的天堂里跳下来,责令树袋熊不得控制超过70%的桉树林,或者把它们改造成三个独立物种,上帝知道,这么做既是徒劳的,也是多余的。

历史上,那些在某方面特别强大的生物,很少会因在其强项上遇到正面竞争而遭淘汰,相反,它们总是因为其特殊强大之处为它们营造的那个小生境最终萎缩而被边缘化;类似的,产业史上一度不可一世的垄断巨头们,很少被从正面打败,他们总是随其所在产业被新兴产业排挤而被边缘化;甚至科学发展也是如此,正如库恩所指出,新理论取代旧理论,从来不是因为旧理论的信奉者被驳倒认输了、心服口服了,然后新理论确立了,而是因为老头们退休了、死了、没人选他们课、看他们书、引用他们观点了,于是旧理论消失了。

几十年来,新兴产业绕过陷入封闭僵化的旧产业的故事,始终在不断上演:移动电话绕过了固定电话,Unix和PC绕过了主机,搜索引擎绕过了门户,而浏览器和云计算正在绕过桌面和操作系统;对于企业家和创新者而言,唯一绕不过的垄断者,恰恰是政府和它的反垄断刀斧。十年后,微软大可以仍抱着其封闭的桌面系统,悠闲的苟活于信息产业之一角,正如今天树袋熊仍在快乐的独自啃着它的桉树叶,但那时的信息业早已天翻地覆,或许很少有人会想起微软的名字了;当然,微软显然不甘于此,英特尔和IBM同样不甘于此,它们都是热衷创新者,都在拼尽老命给消费者带去最好的产品,如此,反垄断者究竟在担忧什么呢?

事实表明,上世纪的历次反垄断诉讼,从未造福消费者,从中获益的,只有竞争失败者、律师和利用对成功企业家的嫉妒心而骗取民心的政客;明智的企业家们,理应抵制政府的反垄断冲动,在这方面,他们应抛开恩怨,团结一致;那些为一时商业利益而呼唤反垄断干预的企业家,是短视且不道德的,对于以“不作恶”为口号的谷歌,尤其如此;不久之前,谷歌还在为针对微软的反垄断措施而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现在,随着奥巴马政府上台,反垄断政策正在收紧,大西洋两岸的政客们都在挥舞反垄断斧头,很快,谷歌也将尝到这把斧头的厉害了。

本文地址:http://www.21cbh.com/HTML/2009-5-21/HTML_R50Y77A5R6FO.html

Thursday, May 14, 2009

通货紧缩 vs 通货膨胀

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往往会使投资者将资金撤回到黄金或原油等商品领域。目前这种现象还未发生,因为美联储仍在担忧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性。

Wednesday, May 13, 2009

中国银行业改革面临倒退危险 & 中国内需低迷 贷款政策难辞其咎

Patrick Chovanec

眼下,在西方国家政府争论应如何改革它们的银行体系之际,中国政府却面临着一个不同的问题:如何避免让它过去10年来已获得的改革成果前功尽弃。现在的确存在着一种危险,即:决策者有可能在短期刺激计划的名义下毁掉他们早些时候做出的努力。

问题的核心是中国政府正在实行的通过大规模扩大银行信贷来刺激经济的策略。政府4万亿元人民币(合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一半资金都有赖银行提供。除此之外,政府还为支持企业的商业借贷制定了高目标。今年一季度,中国银行业新增贷款超过4.5万亿元,较2008年全年的数字还高出8%。

这种局面会令人不禁回想起前些年的情形,当时中国政府严重依赖银行资金来支撑经济增长,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银行业积累了大量行政指令导致的呆坏帐,这些债务要么没法得到偿还,要么当初就根本没打算偿还。2003年,不良贷款占中国银行业贷款总额的20.4%,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5%。如此之高的坏帐让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着陷入困境的危险。

中国政府后来设法扭转了这种局面,当时,中国新成立了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政府又拿出1,000亿美元资金注入银行业,此外,还通过外国“战略合作伙伴”向中国银行业传授全球最佳经营管理规范。到 2008年末,不良贷款比率降到了2.5%。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在企业文化方面也发生着更深层的变化。银行业人士开始像银行家而不是像政府官员那样来考虑问题。经过十年的艰苦改革,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三家──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和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先后在香港挂牌上市,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的上市工作也在进行中。然而,在取得这番来之不易的进步之后,中国的银行业改革现在面临着倒退的危险。

从表面上看,中国银行业似乎已经相当健康。据银监会称,尽管经济出现下滑,但今年银行业不良贷款将继续下降,不论是绝对规模,还是占贷款总额的比例。看上去,中国银行业俨然是一台运转良好、有能力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发动机。

不过,进一步研究会发现,中国银行业还存在几个监管机构尚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就以银行业大规模发放新的刺激性贷款之前已存在的贷款组合来说。鉴于中国出口的大幅下滑,还有全世界范围内信用价差的扩大(这意味着违约风险的上升),人们很难轻易相信这些贷款组合的质量还能不断改善。事实上,银监会最近已允许中国银行业对未到期贷款重新安排偿债条款,将不良贷款展期成为不到期的新贷款,从而降低列为不良贷款的贷款额。相比之下,在华经营的外资银行认定的不良贷款自2008年初以来已经增加了一倍多。这些银行一般都会遵守他们本国监管机构的严格规定。

不过,已有贷款与新增贷款相比还是个小问题。中国的银行现在批准放贷不是因为商业环境前景看好,或是恰当的信贷分析表明银行这么做能赚到钱,而是因为政府告诉他们要让资金流动起来。财务报告显示,银行业未针对“变坏”贷款留出足够的拨备或类似性质的资金。

银监会对此似乎泰然自若,它在公开声明中说,这些贷款流向了政府支持的经济刺激项目,还款不成问题。但鉴于有那么多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实施当中,经验告诉我们,这些项目不会都能达到它们在成本和收入方面的预期。各省、市政府不大可能公然违约,但如果需要,他们将有很多办法跟银行重新商谈贷款条件。

大部分新增贷款的风险比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要高得多。今年一季度,只有37%的新增贷款是中、长期贷款,人们可以认为这类贷款是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超过半数新增贷款(2.2万亿元)是短期贷款,其中超过20%(9,440亿元)是用于企业应付帐款的所谓票据融资。这类贷款自去年初以来已增长了150%。这表明,它们正被用作补缺资金,以帮助那些在现金流方面有困难的企业免于陷入破产境地,至少暂时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其他迹象显示,这些低息贷款还被用于高风险的股票和房地产投机。无论是哪种情况,对银行来说都不是安全的做法。

粗略计算显示,这有可能使中国政府面临比上一轮银行业改革时更严峻的问题。当时,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最高时超过了20%。如果对今年一季度已经发放的新贷款按这一比率计算,则将产生9,120亿元坏帐,远远超过中国银行业目前5,500亿元的坏帐总额。而今年才刚刚开始。如果这波信贷扩张按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中国银行业今年将有可能产生3.6万亿元坏帐,远远超过中国银行业2.2万亿元的实收资本总额。即使贷款增速慢下来,或事实证明本轮新增贷款的不良贷款率要低于以往水平,最终的不良贷款数字仍会非常惊人。

或许中国政府现在设想,它能通过实施另一波救助、花钱解决银行业的任何危机。它的确有这个财力。即使几家大银行上市前政府拿出1,000亿美元进行一次资本重组的事再来一次,这笔钱也只占中国政府庞大外汇储备的区区5%。如果这是维持就业、防范社会动荡需要付出的代价,那么中国领导人会很乐意签署支票。对银行进行掠夺和调整资本结构是北京将其庞大的美元储备注入国内经济的几种机制之一。

但这并不能让这波信贷爆炸──以及任何随之而来的救助行动──成为一项好政策。首先,股东们肯定会遭受损失。至少,随着新资本的注入,他们要面对股本价值的稀释。但对他们利益造成的真正损害不是用坏帐比率或全部发行在外总股本数可以量化的。全球投资者之所以在中国各家银行首次公开募股时购买它们的股票,是因为相信这些银行能通过重组成为盈利企业。这些银行历史上曾经只是发放政府补贴资金的渠道。现在看来,这样的前景看上去远没有那么可信。

银行业的改革前景不仅对股东们很重要,按商业原则正常发挥功能的银行对中国经济获得长期成功同样至关重要。中国需要可靠的经济刺激方案,但它也需要能在可靠的监管框架下有效分配资本的银行业。鉴于中国的公共债务水平处于历史低点,政府原本可以借入刺激资金并在有需要时直接支出这些资金。但实际上,政府却在让银行大肆放贷。这是一种急剧倒退,而且,中国将会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内看到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

(编者按:本文作者Patrick Chovanec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

Michael Pettis

中国非同寻常的贷款增长已经开始让人们担心有可能会再度爆发90年代时的那种不良贷款危机。第一季度新增贷款6,700亿美元,在短短的3个月里贷款总额就增长了15%,许多评论家都猜测这些钱到底流向了哪里。但很少有人思考这对中国的总体经济改革进程会有什么影响。一句话:影响很大。

要了解影响的原因和方式,首先应先看一看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过去30年里,决策者一贯鼓励高储蓄和高投资。其结果是生产能力远远超出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或能力。因此,中国只能依赖出口,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来吸收过剩的产能──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消费者也很乐意这样做。但对美国消费能力的疑虑表明,中国目前需要进行的一项最重要的改革就是通过扩大内需降低对美国消费者的依赖。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指导或补贴的银行贷款往往都支持了产能的建设。上世纪90年代时就是这种情况。中国的银行主要作为政府的政策部门行事,它们将贷款投入到了经济效益低下的项目中。几乎无法避免的后果是不良贷款急剧增加到足以威胁中国银行体系生存能力的水平。可信度较高的估计认为,不良贷款的损失占到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至50%以上。

回过头来看,决策者当时采取的对策破坏了消费的增长。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了改善银行的资产状况,银行监管机构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使用政府资源向银行注入资金,二是将存款利率设定到大大低于贷款利率的水平。为了确保银行的高利润,存贷款之间的息差超过了市场自行决定时应有的水平。

这从两个方面打击了消费。显然,通过将大量纳税人的资源用于支付预期损失,监管部门从中国的收入中拿走了本可以进行消费的大部分资金。影响更大的政策是:压低企业贷款利率,以减缓不良贷款的增速,和为了保证银行的盈利能力而将存款利率压得更低。实际上,中国的储户被迫接受低得可怜的储蓄回报率,以帮助银行凭借高息差获得的利润获得资金。

在美国,降低利率会鼓励人们今天消费,不再为明天而储蓄。但在中国,大多数储蓄都是银行存款,储蓄收益是家庭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降低存款利率会增加储蓄率。由于这些以及其他政策限制了消费,增加了储蓄,其他政策──如以极低的利率向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发放贷款的政策──迫使国内生产快速增长。这加剧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只有国内消费才可以解决。

同90年代相比,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消费者这次不会再帮着消化过剩的产能了。随着美国家庭修复负债过高的局面,很明显美国贸易逆差居高不下且不断扩大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时了。为了让产能过剩的经济重新平衡,并保持经济的继续增长,中国国内消费的增长速度需要多年远远超过国内的生产水平。

这就是目前的刺激政策为何如此危险的原因。虽然银行贷款的激增可能暂时缓解全球收缩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影响,但它很可能会带来不良贷款再次大幅增加。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中国将被迫再次修复和重建银行资产负债表,要么是向银行直接注资,要么是强迫储户补贴银行,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二者的结合。

这些政策将以与过去同样的方式限制今后国内消费的增长,产生的不良贷款数额越高,对消费增长的抑制作用就越大。随着中国无法依靠美国填补中国自身消费与生产间的鸿沟,中国将面临GDP增长受到国内消费增长严格限制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限制未来中国消费增长的措施都必然会限制中国经济的增长。新增贷款的爆炸式增长就可能会如此。为了换取暂时的反弹而鼓励新一轮大规模资本的不当配置,中国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多年的低速经济增长。

(编者按:Michael Pettis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

Sunday, May 10, 2009

住房改革的由来与现状

杨继绳

2009年第5期 炎黄春秋杂志

  房子是人们重要的生存条件。
  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这一份补贴。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1000元房租,实际只付5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普通工人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一种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称为“福利性分房”。
  福利性分房制度消灭了房地产市场,国家又无力不断地建房、无力不断地配给。所以,几十年下来,住房条件越来越差、面积越来越小。以天津为例,建国初期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在工人住宅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临时性小平房一直住到八十年代,条件之恶劣、环境之污秽难以言状。
  1980年代后期,就酝酿废止福利性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但这件事涉及到原来住房面积大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即官员的利益。经过反复的利益博弈,直到1998年,才下定决心,住房改革付之实施。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各地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卖给住户。卖给住户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1998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方米,卖给住户的价格是1450元,每平方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100平方米,差价就是45.5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镇,卖房的价格更低,差价更大。住宅商品化是在原有的公房分配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仅把原来隐藏在房租补贴中的那部分不平等货币化了,又在卖房的价差上加上了新的不平等。行政级别越高,原来住房面积就越大,得到的差价就越多。而普通工人得到的很少。农民根本没有这项收入。
  有人说这是对既得利益者的赎买,既得利益者得到了买房的差价,社会得到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有人说,这是中国官员享受的“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
  然而,说“最后”,实在是太天真了。一次赎买没有完成,还得继续不停地赎买。
  1998年7月1日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想住房吗?拿钱来!父母把终生的积蓄给子女买房;父母没有能力的,年轻人身负银行巨债,成了“房奴”。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
  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
  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西客站南、广安门外一带,一片又一片的新住宅区拔地而起。
  我散步走进在达官营附近的“广源居”。这片住宅分东西两区,总计50多万平方米,有中心花园、地下车库等等完善的设施。我问:“这房子卖吗?”一位中年人回答:“这房子是分的,不是卖的!”我说:“1998年就停止分房了,现在是2008年,怎么还分房?”一位领导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用异样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反问:“谁说1998年就不让分房?”旁边的人介绍说他是“国管局”的领导。我说“国发[1998]23号文件说的。你是国管局的领导,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他态度缓和了,说:“这房子不是分的,是卖给自己职工的。”我问:“卖多少钱一平方米?”他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没等我再问,他就走开了。经打听,这是新建的国务院公务员住宅,按4000元的“经济适用房”价格卖给公务员。临近的房子市场价是18000元。我进一步了解得知,局级干部的标准180平方米(1998年局级干部只有120—140平方米)。计算一下,一名局级干部买一套180平米的房子,可以得到252万元的差价!
  建设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财政部关于颁发的《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建房[1994]761号)第三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是指以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供应对象,并按国家住宅建设标准(不含别墅、高级公寓、外销住宅)建设的普通住宅。”这个文件的第四条规定:“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认定的标准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怎么认定?填报政府规定的申请表格,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和住房情况,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居民委员会、街道、工作单位层层把关。
  国家公务员怎么不加区别地都成了“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国务院公务员盖的高级公寓为什么变成了“经济适用房”?国务院自己发的文件为什么自己不执行?国以信而治天下,国之不信,何以服民?
  在马连道家乐福附近,有一片名为“中兴佳园”的住宅区。分南北两区,大约有近60万平方米。这是2007年建成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宿舍。有中心花园,假山,石径,游乐区,地下车库。建设标准超过了社会上的商品房。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子正在忙着搬家,我问:“这房子真好。多少钱一平米?”她很自豪地回答:“多少钱也买不到,这是中直机关分的!”我进一步了解得知,这个住宅区也是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中直机关干部的。
  这些高档的“经济适用房”不仅大大低于商品房的价格,还有很多商品房没有的优越条件。如:人民大会堂在马连道建有约4万平方米的两栋南北向板楼,每户126平方米,还有一个车库。这126平方米少算了很多公摊面积,若按商品房的公摊面积计算,则有130多平方米。车库不卖,但出租价每月只有120元,大大低于市场价。此外,还不收物业管理费和暖气费。在这两栋楼中还有多套部级干部住宅,每套260平方米(按商品房公摊面积计,则有近350平方米),人民大会堂是个局级单位,没有部长,这些部长级的房子至今都空着。
  除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以外,很多中央部委也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职工。在北京六里桥西局的“丰益苑”小区,国家发改委建的一大片公务员宿舍即将竣工。连科技部这样的清水衙门,也在西客站南建成了“首科花苑”C、D两个小区,以“经济适用房”卖给职工,其它有钱的部委就更不在话下了。
  和朋友们聊起来,才知道在北京其它地方,如新街口、广渠门、三里河、会城门等周边环境较好的地段,也有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全北京市到底有多少高级住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官员?这应当是不难统计的数字。
  我揭示这些情况,不是批评住这些房子的公务员们,而是指出改革政策不公正。
  北京以外的地方怎么样?据我所知,1998年停止福利性分房以后,各地党政机关以改革的名义,或搞“集资建房”,或搞“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或者搞“ 定向开发”,内定的开发商,以极低的价格“拍”下土地,建好房子以极低的价格让机关“团购”,再按级别档次分给官员。这种以改革的名义谋私的情况,媒体常有揭露。外地的情况比北京更为严重。
  从住房改革中的问题我想到了政治学中“人性恶”的假设:任何人只要掌握权力就有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的倾向。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对权力的约束、限制和监督的机制。我们的制度恰恰缺乏这种机制。这是政治改革滞后的结果。在我们这样的制度条件下,手握制定改革方案大权的人们,就可以把改革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住房改革如此,其它改革何尝不是如此?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部门的利益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的不良倾向。
  强势群体左右中国改革的方向,必然进一步造成社会不公正,加剧社会矛盾。这是中国改革最令人忧虑的事。
2009年3月10日

Friday, March 27, 2009

〈奥巴马胜选演说·文言版〉(修订版) 译者:东东枪

Hello,Chicago!
芝城父老,别来无恙!

If there is anyone out there who still doubts that America is a place wher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ho still wonders if the dream of our founders is alive in our time, who still questions the power of our democracy, tonight is your answer.
余尝闻世人有疑,不知当今美利坚凡事皆可成就耶?开国先贤之志犹岿然于世耶?民主之伟力不减于昔年耶?凡此诸疑,今夕当焕然冰释矣。

It’s the answer told by lines that stretched around schools and churches in numbers this nation has never seen, by people who waited three hours and four hours, many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ir lives,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this time must be different, that their voices could be that difference.
诸疑之释,皆蒙美利坚民众之协力——学塾祠庙之外,市井乡野之间,万千父老焦心若焚,苦待竟日,愿献一票之力。此景此情,前所未见!其中,平生未尝涉国事者,数亦甚夥,乃今有此义举,皆因一念不衰——今夫天下,非同既往,愿发吁天之声,必成动地之势。

It’s the answer spoken by young and old, rich and poor, Democrat and Republican, black, white, Hispanic, Asian, Native American, gay, straight, disabled and not disabled. Americans who sent a message to the world that we have never been just a collection of individuals or a collection of red states and blue states. We are, and always will b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诸疑之释,皆仰吾国万万同胞之齐心——何言贫富老幼之差,党社宗族之异,遑论发肤肌体之别,志趣爱恶之分。吾国既以“合众”为名,吾侪当更无疏离之意,红蓝二党并肩而立,数十邦州挽手相合,无分尔吾,共肇一家也。

It’s the answer that led those who’ve been told for so long by so many to be cynical and fearful and doubtful about what we can achieve to put their hands on the arc of history and bend it once more toward the hope of a better day.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but tonight, because of what we did on this date in this election at this defining moment, change has come to America.
诸疑既释,则冷彻者可得激情,忧惧者可得勇气,犹疑者可得笃定。平生襟抱,虽屡遭辱没,然值此风云之际,鼎新革故,当仁不让,倾力而动乾坤者,吾侪之外,更何人哉!俟望诚久,其志弥坚。幸天地明察,乃有今日,乃有此刻,乃有此一选举——吾邦之大变革,乃自兹而始!

A little bit earlier this evening, I received an extraordinarily gracious call from Sen. McCain. Sen. McCain fought long and hard in this campaign. And he’s fought even longer and harder for the country that he loves. He has endured sacrifices for America that most of us cannot begin to imagine. We are better off for the service rendered by this brave and selfless leader. I congratulate him; I congratulate Gov. Palin for all that they’ve achieved. An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m to renew this nation’s promise in the months ahead.
顷接参议员麦君凯恩电,虽未得晤,幸有一谈,其言谆谆,其意诚诚,鄙人感佩甚矣。选战期内,麦君劳碌几重,奔波几许,皆为国家计。夙夜劬心,诸般求索,非余所能及。其于国于民之惊人牺牲,亦诚非庸庸如吾辈者所可想见。以麦君之胆魄襟怀,能为吾邦所用,实国家之幸,万民之幸也。前途漫漫,国事未定,余所盼切由衷者,唯共麦凯恩君、佩林君,及诸贤士比肩,会吾等之绵力,成吾邦之大业。

I want to thank my partner in this journey, a man who campaigned from his heart, and spoke for the men and women he grew up with on the streets of Scranton and rode with on the train home to Delaware, the vice president-el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Joe Biden.
乔君拜登,余所铭感至深者也。竞选之业,艰辛不足与外人道,幸得乔君襄助,乃竟其功。乔君其人,素言恳辞切,意笃情真,盖斯克兰顿乡邻之提命,特拉华州父老之晤教,俱萦怀在心,未尝忘却也。余蒙不弃,叨居总统之位,愿以天下相累,乔君慨然相允,幸何如之!

And I would not be standing here tonight without the unyielding support of my best friend for the last 16 years, the rock of our family, the love of my life, the nation’s next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拙荆罗氏,鸿案相庄凡一十六载,既为爱侣,更称挚友,既是吾阖家之基石,又系余毕生之至爱。鄙人尝自忖度,倘无贤妻若此,今朝阔论于斯者,不知何人矣!

Sasha and Malia I love you both more than you can imagine. And you have earned the new puppy that’s coming with us to the new White House.
小女萨沙、玛丽,余素深喜之。余尝言,愿购小犬一头相赠,待阖家乔迁总统府邸之日,相携同进吾宅。今当胜负已出,既有一诺在前,必自践行不欺也。

And while she’s no longer with us, I know my grandmother’s watching, along with the family that made me who I am. I miss them tonight. I know that my debt to them is beyond measure.
外祖母大人虽已仙逝,料必有灵在天,俯察人寰,定颔首开颜矣。吾奥巴马氏列祖列宗,亦必如是。今日今时,鄙人追思之心,乌鸟之情,曷其有极!唯生死陌路,仙凡永隔,虽怀反哺之心,而无答报之门也!

To my sister Maya, my sister Alma, all my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the support that you’ve given me. I am grateful to them.
至若玛雅、艾玛二姊妹并吾家诸同胞,所惠余者,更不胜言,久蒙调护,此当拜谢。

And to my campaign manager, David Plouffe, the unsung hero of this campaign, who built the best - the best political campaign, I think,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my chief strategist David Axelrod who’s been a partner with me every step of the way. To the best campaign team ever assembled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s, you made this happen, and I am forever grateful for what you’ve sacrificed to get it done.
大卫·普劳夫君,大卫·阿克塞罗德君,一为鄙人竞选事务之经理,一为鄙人国事韬略之智囊。余尝自喟叹,左右运筹之士,皆亘古未见之贤才。普阿二君,则更此中翘楚。区区不才,有何德能,可得数公鼎力襄助若此?当此功成之际,感荷之心,亦自拳拳。

But above all, I will never forget who this victory truly belongs to. It belongs to you. It belongs to you.
至于鄙人铭之肺腑,寤寐不敢忘怀者,诚诸位也。盖今日鄙人之胜绩,实诸位之胜绩,鄙人之荣光,实诸位之荣光!

I was never the likeliest candidate for this office. We didn’t start with much money or many endorsements. Our campaign was not hatched in the halls of Washington. It began in the backyards of Des Moines and the living rooms of Concord and the front porches of Charleston. It was built by working men and women who dug into what little savings they had to give $5 and $10 and $20 to the cause.
余素朴陋,虽有参选之心,并无必胜之志。谋事之初,银资乏匮,从者寥寥;起事之地,皆蔽寓荒斋,不在高阁;成事之基,无非寻常百姓,升斗之献。

It grew strength from the young people who rejected the myth of their generation’s apathy who left their homes and their families for jobs that offered little pay and less sleep. It drew strength from the not-so-young people who braved the bitter cold and scorching heat to knock on doors of perfect strangers, and from the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volunteered and organized and proved that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later 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has not perished from the Earth. This is your victory.
幸得一众热血青年,抛其家,别其室,不辞其苦,不计其酬,矻矻于此,方得今日之胜。“国中青年爱国之心已泯”之谬论,今可休矣!幸有壮志未已之诸前辈,无惧寒暑,行走奔波,劝说民众,乃竟今日之功。今日之胜,诚数百万美利坚民众之胜也。察其意,皆属踊跃为国,观其行,处处谨严有序,足堪告慰二百年前开国之先贤——民有、民治、民享之政体,未尝动摇也!嗟夫!此实诸位之功也!

And I know you didn’t do this just to win an election. And I know you didn’t do it for me.You did it because you understand the enormity of the task that lies ahead. For even as we celebrate tonight, we know the challenges that tomorrow will bring are the greatest of our lifetime - two wars, a planet in peril, the worst financial crisis in a century.
余知诸君之意非在此一选战,亦非在鄙人一身。盖瞻前路之艰辛,而益知此任不可轻许也。虽今夕欢贺于此,而明朝酒醒,大患仍自当前。两地烽烟熊熊而起,四海之内纷纷而乱,金融业界惶惶而危,皆不容有怠。

Even as we stand here tonight, we know there are brave Americans waking up in the deserts of Iraq and the mountains of Afghanistan to risk their lives for us.There are mothers and fathers who will lie awake after the children fall asleep and wonder how they’ll make the mortgage or pay their doctors’ bills or save enough for their child’s college education. There’s new energy to harness, new jobs to be created, new schools to build, and threats to meet, alliances to repair.
是夜,歌吹饮宴之声不绝于耳,而异邦大漠群山中,吾国大好青年,兀自苦戍边塞,惝恍竟夜,性命尚未得安。吾国千万庶民,为人父母者,兀自惴惴难眠,所忧者,乃房宅所贷,病患之费,抚育之资也。至若吾国能源之耗,百业之兴,庠序之教,攻伐之术,怀远之道,亦皆吾等忡忡挂怀者也。

The road ahead will be long. Our climb will be steep. We may not get there in one year or even in one term. But, America, I have never been more hopeful than I am tonight that we will get there. I promise you, we as a people will get there.
渺渺乎其远,如不可达;危危乎其高,若不可攀。伟业宏图,可一蹴而就耶?余不揣愚钝,愿以四载相期,付诸此业,胜算何如虽不可知,然昂扬必胜之奇志,成就伟业之壮怀,平生未之有也。君子一诺,其重何如,此地今夕,愿斗胆发一狂言——吾辈既在,其事必成!

There will be setbacks and false starts. There are many who won’t agree with every decision or policy I make as president. And we know the government can’t solve every problem. But I will always be honest with you about the challenges we face. I will listen to you, especially when we disagree. And, above all, I will ask you to join in the work of remaking this nation, the only way it’s been done in America for 221 years - block by block, brick by brick, calloused hand by calloused hand.
逶迤坎坷,份内之事。异见争端,料必有之。国中之政府,亦非全知全能者。余所秉承不移者,唯忠信耳。倘有危难于前,必无欺瞒于世。诸君言论臧否,纵与余意相左,必当洗耳以聆。于此之外,更当恳请诸君,同心戮力,共继吾国既肇二百二十一年之大统,汇涓滴之力,而成万世之业。

What began 21 months ago in the depths of winter cannot end on this autumn night. This victory alone is not the change we seek. It is only the chance for us to make that change. And that cannot happen if we go back to the way things were. It can’t happen without you, without a new spirit of service, a new spirit of sacrifice.
前岁冬日,余立志于斯,投身此业,屈指算来,倏然近二载矣。当此秋夜,追思反省,更生惕厉。选战之胜,无非一役之功,吾辈矢志所求者,非在乎此。此役之胜,亦无非革世变时之一大好良机耳。设若止步于斯,垂手而待,或无诸君倾力相援,则壮志丰功,无非泡影,诸般梦想,终归虚妄。

So let us summon a new spirit of patriotism, of responsibility, where each of us resolves to pitch in and work harder and look after not only ourselves but each other. Let us remember that, if this financial crisis taught us anything, it’s that we cannot have a thriving Wall Street while Main Street suffers. In this country, we rise or fall as one nation, as one people.
爱国之心,报国之念,吾人固有之。今吾辈各竭其力,各尽其命,各执己业之外,益当守望相助,而更期普世之荣。当是时也,金融浩劫,四海凶危,鉴之查之,其理自明——寻常商贾既损,金融巨擘焉得独全乎?由是可知,邦域之内,吾辈荣辱休戚,皆相与共矣!

Let’s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fall back on the same partisanship and pettiness and immaturity that has poisoned our politics for so long. Let’s remember that it was a man from this state who first carried the banner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to the White House, a party founded on the values of self-reliance and individual liberty and national unity. Those are values that we all share. And while the Democratic Party has won a great victory tonight, we do so with a measure of humility and determination to heal the divides that have held back our progress.
党争纷纭,锱铢必较,轻狂懵懂,皆腐坏人心惑乱政局之弊也,其来已久,余今愿与诸君协力,共灭除之。昔年曾有此郡先贤,首执共和党之帜,而掌总统府之权。自强独立,自由统一等信念,皆彼党之所倡,亦吾辈之所宗。今岁选战,吾民主党人幸有一胜,然谦恭和合之心未尝少减。

As Lincoln said to a nation far more divided than ours, we are not enemies but friends. Though passion may have strained, it must not break our bonds of affection. And to those Americans whose support I have yet to earn, I may not have won your vote tonight, but I hear your voices. I need your help. And I will be your president, too.
余素信服者,乃山河破碎之际,总统林肯氏之言——“既属同胞,终不为敌。虽弩张剑拔,而血脉未尝断,情义不少减。”固然,仍有四方志士,不为鄙人所动,另有高明之选。虽悭一票之缘,然诸君谠论,余亦声声在耳,字字在心。来日方长,大雅诸君,幸垂教焉!余虽忝列总统之位,必不另眼以待也。

And to all those watching tonight from beyond our shores, from parliaments and palaces, to those who are huddled around radios in the forgotten corners of the world, our stories are singular, but our destiny is shared, and a new dawn of American leadership is at hand.
寰宇民众,散居四海,虽各安其命,而兴衰安危相系,今吾一邦之重兴既见锋芒,则天下之峥嵘必不远矣!

To those - to those who would tear the world down: We will defeat you. To those who seek peace and security: We support you. And to all those who have wondered if America’s beacon still burns as bright: Tonight we proved once more that the true strength of our nation comes not from the might of our arms or the scale of our wealth, but from the enduring power of our ideals: democracy, liberty, opportunity and unyielding hope.
至若如虺如蛇,与世为敌者,吾邦猛志常在,彼等必取灭亡。而温良恭俭,久慕大同者,吾辈则当倾力以助,鼎力相援。犹疑未定,于吾邦之伟力未之信者,吾侪愿以今日盛况以告之——美利坚之所谓“美”者,非刀兵之强,金银之众,实民主、自由、机遇、梦想之美也!

That’s the true genius of America: that America can change. Our union can be perfected. What we’ve already achieved gives us hope for what we can and must achieve tomorrow.
天自有道,地自有德,恩赋吾邦无上异禀。无他,达时知变而已矣。美利坚隆替不衰,合众国日趋至善。以过往先贤之伟绩,助吾侪今日之雄心,开子孙万世之辉光!

This election had many firsts and many stories that will be told for generations. But one that’s on my mind tonight’s about a woman who cast her ballot in Atlanta. She’s a lot like the millions of others who stood in line to make their voice heard in this election except for one thing: Ann Nixon Cooper is 106 years old.
今岁选战,多开亘古之先,屡传千秋佳话。感我至深者,亚特兰大老妪安•尼克松·库帕也——库氏一票,自与数百万美利坚民众之选票无异,其所以称奇者,在其百岁高龄有奇也。

She was born just a generation past slavery; a time when there were no cars on the road or planes in the sky; when someone like her couldn’t vote for two reasons - because she was a woman and because of the color of her skin.
当其父辈之时,天道不彰,黑人为奴。库氏其生也不逢时,汽车尚不行于道,飞机犹未起于空,库氏既属黑人,又系妇道,票选一事,不得问焉。

And tonight, I think about all that she’s seen throughout her century in America - the heartache and the hope; the struggle and the progress; the times we were told that we can’t, and the people who pressed on with that American creed: Yes we can.
今夕此地,回溯库氏百岁之涯,但见吾邦先贤屡败屡战,且退且进,悲欣交集,甘苦杂陈。幸而正道存焉,壮志存焉,曰: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At a time when women’s voices were silenced and their hopes dismissed, she lived to see them stand up and speak out and reach for the ballot. Yes we can.
万马齐喑,其事堪哀,吾邦女界怒而起,愤而争,苦战不歇,历数十载。幸哉库氏,以百岁之高龄,终得亲见女流自立于世,重获天赋之权–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When there was despair in the dust bowl and depression across the land, she saw a nation conquer fear itself with a New Deal, new jobs, a new sense of common purpose. Yes we can.
当其壮岁,库氏曾见黄埃蔽日,百业萧条。举国悲鸣之际,吾美利坚出旷世之新政,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退畏惧之心,扶奋勇之志,终至人各有位,民心乃安——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When the bombs fell on our harbor and tyranny threatened the world, she was there to witness a generation rise to greatness and a democracy was saved. Yes we can.
当吾国良港遭袭,天下桀纣当道,暴政肆虐之时,库氏曾见豪杰群起,民主不亡——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She was there for the buses in Montgomery, the hoses in Birmingham, a bridge in Selma, and a preacher from Atlanta who told a people that “We Shall Overcome.” Yes we can.
峥嵘岁月,民权勃兴,蒙哥马利公车罢辍,伯明翰城黑人群起,塞尔玛城血雨腥风,库氏般般曾历。更尝闻亚特兰大城大贤马丁·路德·金氏振臂登高之呼——“吾等必胜!”诚哉斯言!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A man touched down on the moon, a wall came down in Berlin, a world was connected by our own science and imagination. And this year, in this election, she touched her finger to a screen, and cast her vote, because after 106 years in America, through the best of times and the darkest of hours, she knows how America can change. Yes we can.
俟科学昌明于世,创想通贯一时,既登广寒之阙,又溃柏林之垣。洋洋乎!有百年如是,乃见今岁选战中,库氏之一票。浩浩乎!百有六载交锋更迭,方得美利坚今日之变革——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America, we have come so far. We have seen so much. But there is so much more to do. So tonight, let us ask ourselves - if our children should live to see the next century; if my daughters should be so lucky to live as long as Ann Nixon Cooper, what change will they see? What progress will we have made?
陵谷变迁,俱往矣!追昔抚今,敢不勉哉!再俟百年光阴,倘吾等后辈儿孙,亦有得享高寿如库氏者,复可见何等之世界?吾侪今日之功,他年可得而见之乎?

This is our chance to answer that call. This is our moment. This is our time, to put our people back to work and open doors of opportunity for our kids; to restore prosperity and promote the cause of peace; to reclaim the American dream and reaffirm that fundamental truth, that, out of many, we are one; that while we breathe, we hope. And where we are met with cynicism and doubts and those who tell us that we can’t, we will respond with that timeless creed that sums up the spirit of a people: Yes, we can.
所谓时运天命,莫过于此 ——当为吾邦万民造安身立命之业,为吾辈儿孙启各展雄才之门,为寰宇各国创太平靖晏之世,为吾等壮志赋千秋不灭之元神。吾邦立国之本,必将光耀于天下——万千同胞,当如一人,一息尚存,壮怀不已!纵有世人疑焉,吾辈亦当以千秋不易之训共答之曰:吾辈既在,无所不能!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And may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拜谢诸君!愿天佑吾民,天佑吾邦!

[完]

译者注:
1. 本篇中的英文原文系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 II)当选美国总统后于2008年11月4日晚在芝加哥发表的获胜演说。
2. 文言译本只是游戏之作,并非严谨的翻译。因此,很多语句、段落有基于原文的发挥、演绎,乃至各种添油加醋。
3. 译文采用浅近的文言体,偶有白话间杂。一些辞句语气有意戏仿民国时军政要人的演说、通电之类。
4. 个别词句有意”歪译”了一下,如”麦君凯恩”、”乔君拜登”等混淆姓、名的称谓。
5. 文中提到的”拙荆罗氏”是指奥巴马之妻Michelle Obama。因Michelle Obama原姓Robinson,故此处译为”罗氏”。

Thursday, March 5, 2009

大火暴央视高层贪腐:《财经》杂志遭封杀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新一期《财经》杂志3日遭中宣部下令回收,原因是其中报道了中央电视台新楼火灾调查过程中牵涉的央视高层贪腐问题。对此,本台驻上海特约记者曹国星报道说:

这篇由报道由财经杂志两位记者署名,称央视新楼火灾后,检、警对责任的调查并不止于渎职侵权,还延展至央视新址工程的经济问题。

对火灾有直接责任的央视新址筹建办主任徐威被刑事拘留后,交待了诸多问题,涉及央视新址建设诸项工程招投标经济问题,其中,涉及了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央视新址法定代表人李晓明。

报道说,元宵夜的烟花不仅是火灾元凶,亦是经济问题调查的主要突破口。引发火灾的烟花是由央视内部人控制的大新恒太采购而来,徐威则直接收取回扣8万元。

而大新恒太最早是由央视为新址建设专门成立的北京央视国金工程管理公司出资500万成立,后被几位央视中层“私有化”。并承揽了央视新址建设所需的设备、软件、系统设计、系统集成等,成立三年以来,至少经营了与央视新址工程有关的七宗业务,标的总金额过亿。

坊间还有传言称,大新恒太的几位股东如赵军,赵序霞,可能是台长赵化勇的家属,不过目前未能查证,61岁的赵化勇本应在2008年正常退休。

央视新楼由在2001年,原国家计委批复,总投资76.66亿元;其中央视自有资金55.17亿元,银行贷款21.49亿元。此后,央视新址建设工期一延再延,项目资金也一再上涨。

至2004年8月,国家发改委的批文增加资金至78.91亿元。至今,央视新址工程的建设投资已达120余亿元,另有70多亿元新设备费用,总投资200亿。

报道称,国家审计署2009年专项计划中,将包括对中央电视台管理层的离任审计,并将审计央视新址工程。

今天上午,这篇名为《央视大火“烧出”工程腐败,审计署介入》的调查报道在财经杂志网站上挂了五个小时后,被中宣部下令删除。

同时,部分还未送到订户手中的杂志也被要求回收。零售市场还可以看到这期杂志,但有很多订户反映没收到这期杂志。不过,正在北京的两会代表已经收到了记者派送的这期杂志。
------

央视新址大火余波未了

元宵夜的火灾,亦使公司化运作和新址建设中的“黑洞”端倪渐显

《财经》记者 欧阳洪亮 罗昌平

在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下称央视新址)大火发生半月之后,指向渎职侵权的调查已获新的突破,共约20名涉案嫌犯被北京市公安局采取措施。

2009年2月9日晚8时20分左右,农历元宵之夜,央视新址因其工作人员擅自雇用烟花公司违规燃放A类烟花,导致北配楼起火并持续近六个小时。事故导致一死七伤(参见《财经》2009年第4期“追问央视新址大火”)。

案发当夜22时许,央视副总工程师、新台址建设工程办公室(下称央视新址办)主任徐威,即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呼家楼派出所带走,监控在一家宾馆。相继被查的还有现场三名央视新址办工作人员,以及负责现场燃放礼花的湖南浏阳三湘烟花制造公司的八名员工。上述12人因涉嫌危险物品肇事罪,成为第一批被刑事拘留者。

2月19日,北京警方再刑拘五名涉案嫌犯。其中包括运输烟花爆竹的司机,以及帮助联系现场燃放公司的中间人等。

北京市警方、检方的调查并不止于渎职侵权,还延展至央视新址工程的经济问题。《财经》记者从多个渠道获知,承揽央视新址工程B标段(即北配楼)的北京城建集团一名项目负责人受到办案部门调查;中央电视台排名第五的副台长、央视新址园区法定代表人李晓明亦被调查。

《财经》记者调查确证,上述约20名被调查人员中,央视新址办原主任徐威、新址办综合业务处副处长邓炯慧、北京大新恒太传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大新恒太)董事长沙鹏,均已聘请辩护律师。沙鹏同时也有央视员工身份,围绕其名下公司在央视新址工程中的大宗业务,成为调查机关线索突破的关键所在。

徐威身后

据《财经》记者从接近办案的人士处获悉,徐威在被刑事拘留后,交待了诸多问题,已经超越简单的火灾渎职行为。据透露,徐威交待的问题涉及央视新址建设诸项工程招投标经济问题,“徐威之后还有谁,尚未可知”。

中央电视台现任台长赵化勇1999年2月主政央视以来,中央电视台经营业务向公司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央视新址建设亦以公司化模式进行。2008年2月,赵化勇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会议报告中称,2003年正式启动的新址建设工程,经过五年奋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

一年后的此番大火,则使公司化运作和新址建设中的“黑洞”端倪渐显。

根据现行体制,隶属国家广电总局的中央电视台,为副部级事业单位。其最高决策机构为央视党组,下设行政、采编、经营、技术四个委员会。在行政委员会之下,2001年3月新设立央视新址筹建办,由央视副台长李晓明任法定代表人,副总工程师、技术管理办公室主任徐威兼任主任,负责新址建设筹备。2005 年获得广电总局批文后,新址办正式成立,徐威开始全面负责央视新址建设。

对应于此,2003年,央视与北京市第一家专门从事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的企业——北京国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了北京央视国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央视国金),对央视新址建设实行公司化运作,由徐威任法定代表人。徐威得以掌控央视200亿元新址建设资金的运作。

地处北京CBD核心区域的央视新址园区,于2005年4月28日开工,内含位于园区西南侧的CCTV主楼、西北侧的TVCC电视文化中心(即起火的北配楼,含文华东方酒店)、东北角的能源服务中心。早在2001年,原国家计委“[2001]2795”号文批复,央视新址工程项目获准立项,总投资 76.66亿元;其中央视自有资金55.17亿元,银行贷款21.49亿元。

此后,央视新址建设工期一延再延,项目资金也一再上涨。至2004年8月,国家发改委的批文增加资金至78.91亿元。至今,央视新址工程的建设投资已达120余亿元,另有70多亿元新设备费用。据悉,央视搬迁新址将全部使用新设备,原设备将留原址备用。

在担任新址办主任之前,徐威在央视任职近20年,一直为技术人员,曾多次参加央视的大型宣传节目和重大报道活动的技术方案制订和组织实施工作,自2000年12月起任技术管理办主任。

为何新址建设没有让基建处或者后勤部门主抓,而让一个技术负责人牵头?熟知内情的央视内部人员称,原因之一可能是徐威与央视副台长、央视新址园区法定代表人李晓明是大学同学,关系密切。

在周围人的印象中,徐威为人灵活而豪爽义气。其中学同学忆述:“每次同学聚会,都是徐威为大家埋单。”在同学眼里,徐威当年在班上并不起眼,但毕业后混最好。

《财经》记者获悉,2月9日央视大火当晚,李晓明即被办案部门传讯,旋即回家。第二天,李再度被传讯。接近李晓明的人表示,火灾后,副台长李晓明接受了办案部门调查,但并未被控制,2月24日,依旧见到李晓明在台里上班。

烟花牵出关联公司

元宵夜的烟花不仅是火灾元凶,亦是经济问题调查的主要突破口。

从2007年开始,央视连续三年安排在新址园区燃放烟花,其中2007年放了价值约30万元的烟花,2008年放了约50万元的烟花。此次引起大火的烟花燃放号称100万元,据央视内部人士透露,实际价值约35万元。

据《财经》记者从业内了解,烟花行业回扣高达30%。经销商获利丰厚。

接近案件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央视新址办多次燃放的烟花,均采购自浏阳三湘公司。初步调查,仅此批烟花,徐威即从三湘公司获得约8万元现金回扣。这成为徐威涉嫌经济问题的直接突破口。

进一步调查发现,央视新址办采购此批700余发烟花,全由大新恒太走账。火灾发生当晚,大新恒太董事长沙鹏被控制,接着被刑事拘留。

大新恒太业务主要为针对央视新址建设提供设备、软件、系统设计、系统集成等。大新恒太成立于2006年1月,500万元注册资本由央视国金全资注入,徐威为该公司第一任法定代表人。自此之后,大新恒太走上了一条由内部人控制的“私有化”之路。

2006年4月12日,央视国金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影响传媒有限公司。影响传媒有限公司亦长期依托于央视承揽广告、咨询和培训业务。

不过,在成功中标央视的多哈亚运会转播设备采购项目、“专用采编四(SATA)”项目两笔业务后,影响传媒有限公司即从大新恒太全身退出,将股权转让给李鷷、赵军、沙鹏、沈旭、赵序霞五名自然人。

《财经》记者查证,李鷷又名李明桦,系沙鹏女友,现任央视国金财务部副经理、央视文化中心财务总监,为徐威下属;赵军、沙鹏亦为央视新址办员工,五人均与徐威关系亲密。

此后的2007年,大新恒太公司的股东变动频繁。当年7月9日,沈旭、赵序霞退出,黄丽芳进入;11月17日,北京亚细亚智业科技有限公司向大新恒太注资500万元,使后者注册资本增至1000万元。2007年11月23日至今,李鷷、黄丽芳、亚细亚公司退出。此后,该公司股权再未发生变化,1000万元注册资本由五名自然人分持,其中,罗凤娇330万元、赵军310万元、沙鹏180万元、李小冬150万元、赵序霞30万元。

上述人员中,赵军、赵序霞两人均为央视新址办员工,且在关键部门任职;其中,赵序霞系徐威在电视技术设备和软件工程方面多年合作的伙伴,在新址开始建设后,调入新址办。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大新恒太成立三年以来,至少经营了与央视新址工程有关的七宗业务,标的总金额过亿元。如2007年,仅在央视新址工程,即承揽了弱电工程B标段及A标段服务楼弱电网络系统设备材料供应项目、基础应用系统集成和软件开发项目;2008年,又获得奥运节目光传输设备,以及新址工程中的 B标段酒店客房AV系统设备材料招标项目;等等。

微妙的“责任分担”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徐威、沙鹏被刑拘后,央视有关方面即为两名当事人聘请了代理律师。

其中,徐威的律师在接手此案之后,曾就责任归属提出三点法律意见:一是此工程是否交付,若未交付,施工方是否承担责任;二是当夜燃放烟花,是徐威个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三是烟花公司在A类烟花的运输与燃放过程中是否担责。

接近案件调查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如何鉴定这三方的责任,专家组仍存在争议。据初步核查结果,徐威的行为显然是单位行为。当晚烟花燃放时,央视安排了四台专业摄像机,“现场录制焰火中的央视新址,以备存档今后用于电视节目中”。

上述人士介绍,目前偏向于业主单位央视负主要责任,施工方、烟花公司负不同程度的次要责任。
湖南三湘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目前被刑拘的员工共九人,为所涉当事各方身陷最深者。2月17日上午,三湘烟花公司董事长戴剑虹在电话中告诉《财经》记者:“北京市公安局已派人来公司,正在调查此事。”

据新华社报道中引述的北京警方人士的话称,在新近五名被拘留人员中,包括运输烟花爆竹的司机、帮助司机躲避警方检查绕行小路的带路人,以及帮助联系现场燃放公司的中间人等。根据《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北京对烟花爆竹实行专营制度,单位和个人必须从具有许可证的销售网点购买烟花爆竹,私自从外省市购买烟花爆竹被明令禁止。非但如此,北京市还规定,在该市行政区域内运输烟花爆竹,应当取得公安机关的运输许可,否则不得运输。

不过,针对三湘烟花公司的责任,各界说法不一。徐威的辩护律师认为,烟花公司应该承担运输和燃放A类烟花的申报责任;但反对的声音认为,三湘烟花公司受雇于央视新址办,后者才是直接的责任方。

随着施工方北京城建集团一名项目负责人被调查,此案又已引起对工程建设与实施的关注。

2月13日,央视召开高层会议,通报了火灾现场勘察的初步结果:央视新址北配楼着火后,燃烧主要集中在钛合金下面的保温层,具有表皮过火的特点。大楼保温层使用的材料是国家推荐使用的新型节能保温材料,这种材料燃烧后过火极快,因此瞬间从北配楼顶部蔓延到整个大楼,这次火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筑物过火燃烧最快的一例。

北京市消防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骆原告诉记者,火灾蔓延如此之快,与建筑材料、建筑物高度都有直接关系。

据北京市消防局提供的资料,起火的电视文化中心共30层,高159米,建筑面积103648平方米,主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外立面装修材料南北侧为玻璃幕墙,东西立面为钛锌板,外墙保温材料为挤塑板等。

由此看来,此次大火虽为“人祸”,但大楼防火不达标的保温材料“挤塑板”亦是“帮凶”。此次失火的央视新址B标段,其幕墙工程由中山盛兴股份公司承建。2005年11月21日下午,央视和中山盛兴关于北配楼幕墙工程签约仪式在北京建国门外长富宫饭店举行,央视副台长李晓明亲自出席签约仪式。

中山盛兴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冯国敏对《财经》记者表示,有关幕墙防火材料是否达标的问题,相关部门已经在进行调查,目前不方便表态。《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防火审核意见书》显示,北京市消防局曾对央视新址共提出26条消防整改措施,其中八条涉及北配楼,如“地上14层采用扩大防烟前室代替避难层 ”,“5层、27层、28层厨房所用的燃气管道要从地下一层进线处穿越防火分区”等,均不符合防火规范。可见,施工方在消防方面的疏忽,以及元宵之夜未劝阻业主方燃放烟花,也存在责任。
善后之局

而今,火后的央视新址北配楼仍被封锁,一侧的三环路边,常有人驻足留影。其是拆是修,为人们所关注。

2月13日,央视召开高层会议内部通报称,专家组认为,北配楼过火后,由外墙往里损失逐渐减轻,越往外损失越严重。大楼朝南、朝北方向的窗户玻璃没有破碎,室内的物品基本完好。玻璃破碎的房间大都只在窗户附近有火烧情况。“初步判断,大楼主体结构基本没有问题,挂幕墙的金属网架整体也基本完好,钢筋混凝土结构没有受到损伤,承载屋顶的桁架没有发生明显变形,但个别部位需要修补。”

然而,央视此次会议所述的“专家组”,邀请的是建筑专家。他们初步形成的结论不具有法律效力,亦未获得建设、消防主管部门的认同。

据《财经》记者了解,建设部、北京市消防局的联合调查组,国家安监总局的独立专家局,仍在进行勘察工作,目前均未正式发表调查结论。一位建筑装饰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他对央视内部通报持谨慎态度,认为其中某些细节难以置信,比如“大楼朝南、朝北方向的窗户玻璃没有破碎的,室内的物品基本完好”,是“基本不可能的”。

接近调查组的一位人士称,一名受央视邀请现场勘察的建筑专家口头表达了两条意见:长达六小时的高温燃烧导致结构强度大大下降,受力状况明显改变,安全隐患很大;作为全球瞩目的中国标志性建筑,加之处于华北地震带和北京中央商务区,不容许再次发生任何意外。

“烧了五六个小时,楼的主体结构也差不多了。”参与北配楼前期设计的建筑师吴朝辉说。

另一位主张拆除大楼的建筑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如果不拆除,修补的资金远比拆除的少。但对未来的央视接任者来说,不拆除,可能意味要时刻应对一个“定时炸弹”。

大火和徐威被拘,亦使得央视电视文化中心面临着善后之局。

失火的央视电视文化中心(TVCC),由央视所属的中广影视卫星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于2007年4月共同出资组建,是新址建设工程以及中央电视台媒体经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失火时,电视文化中心已完成投资20多亿元;2009年年前,央视资产登记时,核定为30亿元。

电视文化中心核心产业为央视华汇时代剧院和文华东方酒店。文华东方酒店拥有241间豪华客房及高档配套设施,原计划酒店于2008年中开业,但一直拖延到2009年火灾被烧毁,依旧没有开业。大火过后,酒店开业将无限期后延。

央视华汇时代剧院在2008年完工开始承揽演出业务,作为开幕大戏的《陪我看电视》已经签约并进行广告宣传,原计划于2009年3月18日上演,演出票都已经售出。火灾后,必须临时终止演出更换场地,央视电视文化中心将面临系列合同纠纷。

2月13日,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主持召开的央视高层会议决定,央视新址主体大楼的搬迁计划不变,仍在今年国庆节前后陆续进行。

央视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61岁的赵化勇本应在2008年正常退休。火灾发生之后,赵化勇全力投入善后事宜,中央电视台日常工作由第一副台长张长明全权负责。

据悉,国家审计署2009年专项计划中,将包括对中央电视台管理层的离任审计,并延伸审计央视新址工程。

Thursday, February 26, 2009

人生最高境界

  拿沙特工资,住英国房子,用瑞典手机,戴瑞士手表,娶韩国 女人,包日本二奶,做泰国按摩,开德国轿车,坐美国飞机,喝法国红酒,吃澳洲海鲜,抽古巴雪茄,穿意大利皮鞋,玩西班牙女郎,看奥地利歌剧,买俄罗斯别 墅,雇菲律宾女佣,配以色列保镖,洗土耳其桑拿,当中国干部.
  做到最后一点,前面皆可实现

请问,市场见底了吗?

2009年 02月 26日 09:15

最近,不论我到哪里,人们都会把同一个问题抛给我:市场什么时候见底?一般来说,发问者的语调若不是极度沮丧,就是非常焦虑。

这个问题让我恨不能很快遁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不知道。”

我的一贯做法是不去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向。我这么做是有理由的:过去已尽人皆知,未来则无人知晓。既然这种说法不能令提问者感到满意,那么就让我来解释一下。

首先,市场确有可能已经见底了。周一时,道指、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都跌到了12年低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可能去年11月就已经触底反弹了。无庸置疑,如果市场已经触底,那你大可以放轻松些,不必再为它茶饭不思了。你是不会现在就将股票脱手的。我们的常识是低买高卖,你是不会在股票创新低时卖出,或在股票创新高时买进的。只要坚守这一简单原则,你就永远不会在市场低谷时抛售,在高峰时吸纳。

但是让我们假设市场还没见底,将继续下行。假设你现在对这一点很是肯定,那你是不是打算现在就把股票都抛了?如果你这么做,你可以用这些收益买一些安全的投资产品,比如说短期美国国债或货币市场基金;前者的收益率几乎是零,后者的收益率仅仅为1%。你接下来就可以等待市场进一步走低了。

然后又怎样呢?把你此前卖出的股票再买回来?还是等等看股市会不会进一步走低?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每一个转折点,人们对未来都一无所知,这和从前重要时刻降临时前人们的茫然毫无二致。如果你是个长线投资者、希望能从现在的抛售中盈利,那你就需要非常仔细地评估何时买进。如果你不是个长线投资者,那你压根儿就不该在股市里扑腾。

换言之,对于那些没人能肯定知道的事情你必须得看得准,而且要看对两次。如果你愿意,大可遵照这一策略,不过,你可别觉得这种事情是扔骰子──两次里总有一次是对的。

当然,如果你相信市场再也不会有起色、道指永远不会攀上8000点,那你就把股票抛了吧。这要求你彻底地灰心丧气,不光是对股市,对整个人类的生产能力都再也不报希望。我猜那该和黑暗世纪(Dark Ages)有一拼了吧,不过,鉴于那时没有经济统计、更没有什么股市,人们也很难知道那几百年中人类到底取得了多大进步。相比之下,自从有纪录以来,股市的回报就好于所有其他的投资品种。无论是在股票市值蒸发了将近90%的大萧条时期,还是跌幅高达50%的今天,股市的表现都优于其他。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兜售这样一个策略,那就是在股票大跌的时候买进,在大涨的时候卖出,这么做的前提是股市分别处于周期性的超卖及超买期。既然股票价格反应的是企业未来盈利情况的预期,而未来的事情谁都说不准,那么这样的预测就永远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这也给投资者带来了周期性的机会。考虑到股票过一段时间总会上涨,现在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最大的风险是过多地将资金配置到现金资产中,以致于错过转瞬即逝的股票上涨行情。

考虑到当前经济以及市场的前景确实一片黯淡,我认为尤其要注意在股票市场投资不足的风险。根据常识,即便近期股市大跌,我们还没有靠近下一个买进关口(即纳斯达克指数报 1300点)。但如果你在这个超长的经济低迷期已经开始获取投资回报了(这说明你要么很聪明,要么很幸运,要么二者兼备),那么你总需要在将来某个时段再度入市。在我看来,现在没有理由选择按兵不动,只要你愿意为长期收益而在短期内冒一些风险。

这一策略和眼下的全球经济、银行系统稳健程度、房地产价格以及企业盈利情况没有丝毫关系。但这么说吧,我确实看到基本面因素有了一些好转,其中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有所增强、包括垃圾级债券在内的企业债市场出现升温,以及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坚挺。人们可能会为细节问题争论不休,但大型经济刺激计划,银行及金融系统的综合解决方案、为应对房产止赎潮而采取的明智措施、以及迎战汽车行业现状的明显意愿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它们都是华盛顿为化解危机而采取的重要而积极的措施。

正像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我说这么多只是为了给我那个简短的回答加一个注解。我不知道市场什么时候能触底反弹。但不论是本周、今年,还是明年,我都确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James B. Stewart

Tuesday, February 24, 2009

国泰君安:A股正在上演一场“皇帝的新装”

  货币政策放松,产业政策如火如荼,信贷天量剧增,股市应声反弹......在这一片全民抗危机,努力拉内需,股市“牛态”再现的背景之下,一些业内的券商研究机构却表示出对目前情况的深深担忧。

  国泰君安研究员近日表示,A股正在上演一场“皇帝的新装”,人们对悲观的经济数据视而不见,在股市中持续“博傻”。而逼空行情的最终博弈结果很可能是散户终于按捺不住,冲杀进去,然后行情宣告结束。

  国泰君安:A股正在上演一场“皇帝的新装”

  核心观点:人们已经开始对悲观的经济数据视而不见,虽然理性的投资者都知道这可能只是“假象”,但只要这出戏还继续唱,“皇帝的新装”依旧华彩动人,

  最近,我一直在读技术和心理学著作,忽然读到一段索罗斯的论述,他意味深长地说过:“经济历史是由一幕幕的插曲构成的,它们都是建立于谬误与谎 言,而不是真理。这也代表着赚大钱的途径,我们仅需要辨识前提为错误的趋势,顺势操作,并在它被拆穿以前及时脱身。”这是一段令人沉痛的评论。索罗斯是金融界公认的最伟大投资家之一,他竟然公开表示,最佳的赚钱方法是利用一些建立在谬误和谎言之上的趋势。但索罗斯实际上在重复多年前凯恩斯的思想,多数市场 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将决定价格走势的方向以及发生变动的时间。

  A股正在上演这样一场“皇帝的新装”,人们已经开始对悲观的经济数据视而不见,试图相信那些乐天派关于复苏的种种言论和政客们的种种伎俩,虽然 理性的投资者都知道这可能只是“假象”,但只要这出戏还继续唱,“皇帝的新装”依旧华彩动人,正如彼得·林奇所说:“专业投资者的投资理念是:很快捞上一 把,一有动静就赶紧溜之大吉。”对于希望通过赶快捞一把的散户来说,我奉劝还是谨慎为上,逼空行情的最终博弈结果很可能是散户终于按捺不住,冲杀进去,然 后行情宣告结束。我们仍然维持2300-2500的合理目标价,建议关注基本面相对确定的行业,主要是金融、建筑、电力、食品饮料、医药生物、商贸零售行 业。与此类似,中金公司最近也表示出了对“熊市泡沫”的担忧,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资金面与基本面的脱节。

  中金公司:警惕熊市中的泡沫核心观点:如果大量资金由于实体经济中可投项目的减少而流入资本市场,造成“熊市”中的“泡沫”,当一段时期后许多其他国家经济基本回复了平衡,中国可能由“一枝独秀”变为“一泡凸现”。

  全球经济失衡往往伴随着资产价格的高企,而经济再平衡过程中资产价格下滑。经济由失衡走向再平衡时,增长放缓,流动性萎缩,资产价格向下调整。 失衡多年之后的全球经济终于在2007年随着美国房价泡沫的破灭进入了再平衡阶段,美国的外贸赤字和许多顺差国的外贸顺差不断收窄,资产价格应声而落。

  中国的情况颇为例外,外贸顺差不减反增。尽管资产价格在2008年的宏观紧缩政策下出现明显调整,但进入2009年,国内信贷的膨胀和外贸顺差 的增长使市场流动性极度宽松,资产价格在全球“一枝独秀”。然而,外部失衡加剧的同时,反映内部失衡的投资/消费率继续攀升,经济基本面没有明显改善。

  向前看,中国经济还将受到外需走弱的影响,不可能与全球脱节。但是,如果货币政策不是适度宽松,而是过度宽松,脱节的是资金面与基本面。如果大 量资金由于实体经济中可投项目的减少而流入资本市场,造成“熊市”中的“泡沫”,当一段时期后许多其他国家经济基本回复了平衡,中国可能由“一枝独秀”变 为“一泡凸现”。

  经济增长是手段,不是目标,而失衡中的增长更是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建立和加强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即通过建设社会安全网和改善税收,将有力 缓解经济波动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但与十年前相比已有了明显的提高。而当时经济增速低于8%,社会依然稳定。最近中国在社 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改革措施和对弱势群体的扶植政策显示,政府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实现国泰民安,而非仅仅依靠经济增长。

Tuesday, February 17, 2009

习副主席

"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20090220 史蒂芬·罗奇: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改变

Saturday, February 14, 2009

杨百万:我现在最怕“三无”股民

经历了十八年股市风雨之后,杨百万是以何种的心态面对眼前的呢?

最怕“三无”股民

我现在最怕的是一无所知的股民。我们称为“三无”:没有理念、没有技巧、没有方法。他来问你现在买什么好,这是最怕的。

现在的股市和往常不一样了,以前叫“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现在已被新股民演绎成“股市没风险,入市要大胆”。

遇到这样的股民,我一般都劝他,准备好了再来,不要因为红眼病而匆忙入市,抱着赚钱的愿望来,最后亏损而去。

我经常讲,炒股是六分心态、三分技巧、一分运气。比如说今年很多人赚得少,就是心态不好。做短线,急于暴富,抓黑马,结果抓到的黑马都变成了黑驴。新股民没技巧,没经过震荡,没经过熊市,他就是胆大。

想暴富一定是急功近利的。但有句老话,叫宁静致远,比如这个行情涨了两年了,谁越傻越放得住,谁越赚大钱。这个放得住要什么?要心态。

没离开就不能说赚和赔

股市,当你离开的时候才能说我赚了,我赔了。以前,我们看到好多人挣了好多好多,最后还是一无所有地离开了股市。

这次,我赚得很不错,赚的是十几年累积的总和。但我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去年预计今年,哪有一个基金预测到四千点的?

现在,我在股市上就二百五十万元,赚的钱都已经拿走了。

我有这个体会,你有一点钱,输光了可以再来,有的时候甚至是动力。但如果你富过以后再穷和本来穷,这个感觉不一样的。

我已经五十八岁了。一天花一百块,二十年,能花得了七十多万。我为了后面花不到的钱再去积累财富,弄得一无所有,那晚年的苦是真苦啊。

要知足。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进入股市的,也是两三万块钱,他最多的时候达到三千五百万。我跟他讲,你三千五百万差不多了。

但他没听。在第一个熊市三百二十五点前面五百点,他认为已经到底了。他向证券公司又借了三千万,投入股市六千多万,他想等会儿一涨,六千万就变一个亿了。但他没想到,往下一跌三千万也没了。

结果妻离子散,房子到现在都没有。他输在太自负。

我现在更加谨慎,更加回头看。我已经走过来了,不要把到手的轻易丢掉。现在入市要是赚了,至少应该把本金撤回去。比如说三万入市的,现在变九万了,你把三万撤回去,用六万在里边倒,即使倒成零,也不伤元气。

吃鱼不吃鱼头和鱼尾

我经历过四个熊市,四个牛市。我大量翻阅了国外关于牛熊市的书籍,每到一个牛市差不多了,我不求跑到顶,跑到最高,所以股市上我创造了一个理念,叫吃鱼不吃鱼头和鱼尾,吃中段,所以每一年我到相对的高点就逐步撤退,落袋为安。

最近证监会发布风险提示后,我基本上不做长线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到股市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疯,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跌。每个熊市我都远离的,从2001年起一直远离到2005年1月份。所以股市上有一句话,没经过熊市不是成熟的股民。

不看新闻睡不着觉

我没有进入证券市场时,工资很低,六十几块,但我那时每年要订一百多种报纸。想从报纸当中学到东西,去致富。

我到北大讲课,我说我给你们大学生上课,我不鼓动你们做股票,你们应该打好基础。

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睡觉前不上一下网,看一下新闻,睡不着觉的。

现在上火车,我都是无线上网。好多人就问我,你干什么的,老先生。我说我没工作,人家不信。为什么?像我现在快六十岁了,能拿着手提电脑,运用自如,他认为你就不可能是下岗职工。

我到天津去上课,有几个算命先生来听。他和我说,你的耳朵特别大,我说我穷的时候耳朵也这么大。

我不信迷信,我就把握市场经济的一个规律,脱离价值的东西不能持久的。

我不传奇。我不赚股市的最后一笔钱,把利润卖给人家的同时,也是把风险卖给人家了。1992年、1993年,我每次抛掉都有人笑我,因为我抛了以后继续还涨一百点。人家就说我老红军不行了,年纪大了。结果到熊市的时候,股民就说了,杨百万老早提醒我们了,我们没信。

我在全国讲课,没有一个股评家超过我。我这么说,是希望股民引起警觉。政府规定了,做股评的不能炒股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不能做股票,又何来经验去指导股民?

一定要学习,不要以为靠运气就能挣钱,我见得多了,成千上万股民都在我面前倒下去,不要自己碰得头破血流才作为教训。

Monday, February 9, 2009

部分三峡移民将被迫再次搬迁

国政府最近出台计划称,为修建三峡大坝而搬迁的140万农户中的部分移民将不得不再次搬迁,这引发了对中国大坝建设热潮的新质疑。

政府上周四在网上公布了三峡库区农户的移民和城市化计划,较为坦率地承认为修建大坝而移民140万人所带来的问题。三峡大坝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坝。

Reuters
三峡大坝航拍图,摄于2008年11月28日
这项计划两年前获得批准,是诸多措施中的一项,旨在减少400英里长三峡水库沿岸地区污染,通过鼓励移民,提高数百万农民的生活水平。

国务院公布的新文件更加详细地阐述了项目的目标──旨在缩小重庆地区城乡居民的差距。这个不断扩张的直辖市从中国西部省份四川省划分出来,以帮助吸收长江沿岸数百万的三峡移民。

这份报告中说,移民搬迁安置的遗留问题要做细致工作,帮助移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建设和谐稳定新库区。

这个问题,加上另外一个巨型大坝可能是引发四川地震原因的说法,都引起了公众质疑中国西部地震多发地区进行的雄心勃勃的大坝建设项目。

中 国的大坝建设规模居世界之首。它迫切希望利用清洁能源为不断增长的经济提供动力,如今中国主要依靠火电厂。据Asia Society和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中国计划在2020年前将水电装机容量提高一倍,相当于每两年修建一个三峡大坝。

Shai Oster

Monday, January 26, 2009

China’s Great Demand Challenge

by Michael Pettis

Posted January 9, 2009

Global balance of payments has been dominated by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ountrie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relationship is now undergoing a major shift; to the extent that their economic policies do not accommodate this shift, they are likely to fail, in much the same way that economic policy failed in the 1930s. The consequence for the world, and especially for China, could be terrible.

China runs a massive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S. and, in recycling this surplus, a correspondingly large capital-account deficit. This recycling has been the main source of the global liquidity that has engulfed the world recently, as well as a constraining factor in the global balance of payments. It is impossible for either country to adjust any part of the balance without a major counterbalancing adjustment from the other, but it is far from clear that policy makers on either side, especially in China, have a clear grasp of the issue. The result is likely to be a steep drop in global growth, much of it borne by China, and possibly even a collapse in global trade.

Other countries have played a role in this imbalance, of course, but with a few important exceptions they have fallen broadly into two camps whose characteristics are typified either by China or the U.S. One set of countries, like the U.S., has had booming 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high and rising trade deficits. Their highly sophisticated financial systems intermediated the surge in underlying liquidity into the consumer loans that permitted the consumption binge. The second set of countries, like China, have excessively high savings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rates, resulting in a huge and rising surplus of production over consumption, the balance of which is exported abroad.

Until recently, excess U.S. demand and excess Chinese supply were in a temporarily stable balance. As part of running a trade surplus, China necessarily accumulated dollars, which had to be exported to (invested in) the U.S. This capital export did not occur in the form of private investment—indeed it was exacerbated by Chinese net imports of private capital—but rather as forced accumulation of foreign-currency reserves, which were recycled back to the U.S. largely in the form of purchases of U.S. Treasurys and other dollar assets by China’s central bank,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Since China had effectively pegged its currency to the dollar, the PBoC had no choice but to accumulate reserves in this manner.

The recycling process also functioned as a great liquidity generator for the world. In the U.S. the torrent of inward-bound liquidity boosted real-estate and stock-market prices. As they surged, substantially raising the wealth of U.S. households, these became increasingly willing to divert a rising share of their income to consumption. At the same time rising liquidity always force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adjust their balance sheets to accommodate money growth, and the most common way is to increase outstanding loans. With banks eager to lend, and households eager to monetize their assets in order to fund consumption, it was only a question of time before household borrowing ballooned.

Meanwhile in China, as foreign currency poured into the country via its trade surplus, the PBoC had to create local money with which to purchase the inflow. In China most new money creation ends up in banks, and banks primarily fund investment rather than consumer spending. With investment surging, industrial production grew faster than consumption. A country’s trade surplus is the gap between its production and its consumption, and as this gap grew, so did China’s trade surplus, which resulted in even more foreign currency pouring into the country, thus reinforcing the cycle. In this balance, sometimes dubbed Bretton Woods II, Chinese overcapacity was matched with American overconsumption, and Chinese official lending was matched with U.S. household borrowing. This ensured that the current-account flows were matched with the capital-account flows.

The Great Imbalance

Many analysts think of the U.S. economy as the engine that drives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this is not always true. Sometimes changes or distortions in one part of the world can force adjustments elsewhere, and as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open economy, with an astonishingly flexible financial system, it is often the U.S. that absorbs imbalances originating elsewhere.

We see this most obviously in U.S. trade figures. For most of last 60 years, with two exceptions, the U.S. current-account surplus or deficit has remained within 1% of GDP. The first exception occurred in the mid-1980s, when the deficit rose to nearly 3.5% of GDP in 1986-87 before declining sharply and running into a small surplus in 1990. The second began in 1994, around the time of the Mexican crisis, when the U.S. current-account deficit climbed to around 1.6% of GDP, declined for two years, and then took off in 1997-98, after which time it raced forward in straight line to peak at around 6% of GDP.

If the U.S. trade deficit were driven simply by a U.S. consumption binge, as is often claimed, it is hard to see why it would have followed a pattern of general stability over many decades marked by two surges–a small one from 1984-88 and a very large one after 1997. If it was driven by changes in Asian savings and trade policies, this pattern becomes easier to understand. The 1980s surge was driven largely by domestic Japanese policies and conditions and is a fascinating case study in itself, but it is the post-1997 surge that is much more interesting and relevant to the current crisis.

Of course, 1997 was the year in which several Asian countries experienced terrifying financial crises and sharp economic contractions. One of the main lessons Asian policy makers learned was that too much dollar debt and not enough dollar reserves put a country at serious risk of a balance-sheet crisis.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a repeat, many Asian governments engineered trade surpluses and began amassing large foreign-currency reserves by managing trade policy and the value of their currencies.

This resulted in what some have called a global capital-flow "paradox." Historically, capital-poor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been net importers of capital, but in recent years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been large and growing net exporters of capital to rich countries. For most of the last 50 years official capital exports, in the form of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 accumul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net private-capital imports. But in 1998, official capital exports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began to take off, and by the following year exceeded net private-capital imports. Since then, except for a small decline in 2001, net capital expor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surged almost in a straight line to around $700 billion annually (combining $1.2 trillion of reserve accumulation versus $0.5 trillion of net private inflows).

But the global balance of payments must balance. As Asian trade surpluses and net capital exports surged, some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had to equilibrate these adjustments by running large trade deficits and importing capital. The U.S. did exactly this, and the U.S. trade deficit soared after 1997, while at the same time U.S. household savings collapsed.

Now the party is over. The old balance of payments has broken down, and the world is lurching to find a stable new balance. One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must be an increase in U.S. household-savings rates. Collapsing real estate and stock markets have caused household wealth to decline sharply, and households must save more than ever out of current income to replenish their wealth. But even if consumers wanted to continue spending, American commercial banks–caught in one of the worst credit crunches in recent history–are no longer willing to lend for consumption. The U.S. household savings rate has nowhere to go but up.

By how much will U.S. household savings increase? For most of the past 60 years until the early 1990s, household savings rates have varied between 6% and 10% of GDP, except for a brief period during the economic crisis of the 1970s when household savings went as high as 13% of GDP. In the early 1990s, the savings rate began declining slowly, and then virtually collapsed after 1997 when household savings fell to well under 2% of GDP.

Although we can’t say for sure, it is probably safe to argue that U.S. savings rates will climb back at least to earlier average levels, or even temporarily exceed those levels, as American households rebuild their shattered balance sheets. If they return only to 8%, the midpoint of earlier savings rates, this implies that U.S. household savings must rise by some amount equal to 6% of GDP, or, to put it another way, that all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must decline by at least that amount.

Something must happen to equilibrate this decline in U.S. household consumption. Either consumption in other sectors of the U.S. economy–i.e., the government, since businesses are also contracting–must expand by that amount, or consumption by foreign countries, with China bearing the brunt, must expand by that amount (and foreign savings decline). To the extent that neither happens, global overproduction–which consists mainly of Chinese overproduction–must decline by that amount. This is just a way of saying that if net American consumption declines, either consumption must rise somewhere else, or production must fall.

In the best possible world Chinese consumption would rise by exactly the same amount as U.S. consumption drops, and we would quickly reach a new stable balance, with one major difference: The U.S. trade deficit would decline, and the amount of capital exported by China to the U.S. would decline by exactly the same amount (the PBoC would accumulate fewer reserves). But if that doesn’t happen, total global consumption must decline, and the world economy slow–in fact as it slows global income will decline with it, so that both savings and consumption could decline, trapping the world in a downward spiral of unstable adjustment.

However, given that the U.S. economy is about 3.3 times the size of China’s, and consumption accounts for less than 50% of China’s income, Chinese consumption would have to rise by nearly 40% (or roughly 19% of GDP)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an increase in U.S. savings equal to 6% of U.S. GDP. This is clearly unlikely. Of course there is more to the world than simply U.S. household demand and Chinese government demand.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factors that will affect the adjustment. Among the positive ones:

  • U.S. fiscal expansion will absorb some of the decline in U.S. household demand.

  • The Chinese trade surplus has been equal to about one-half to two-thirds of the U.S. trade deficit, so in principle China should only absorb that share of the global adjustment, while other surplus countries, especially opec via lower commodity prices, absorb the balance.

Among the negative factors:

  • Assuming a 6% increase in U.S. household savings, to 8% of GDP, is probably conservative. Goldman Sachs predicts that household savings will rise to 10% of GDP.

  • It is not just U.S. households and the government that matter. U.S. businesses affect demand too, and they are likely to contract, thereby increasing the total contraction in U.S. demand.

  •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Europe, and Japan–as well as many of the smaller economies–Latin America,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are more likely to exacerbate global demand contraction, with several of them facing capital outflows (and hence a reversal of their trade deficits into surpluses, which adds to global overcapacity).

It’s 1929 Again

Although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1929 and 2008, the global payments imbalances that led up to the current crisis were nonetheless similar in many ways to the imbalances of the 1920s. A few countries, dominated by one very large one, ran massive current-account surpluses and in the process rapidly accumulated reserves. In the 1920s it was the U.S. that played the role that China is playing today. The U.S. economy was plagued in the 1920s with overcapacity caused by substantial increases in U.S. labor productivity. This in turn was a consequence of significant investment in the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sectors and mass migration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the cities.

Although U.S. capacity surged in the 1920s, domestic demand did not rise nearly as quickly. As a consequence, the U.S. ran large annual trade surpluses ranging from 1% to 3% of GDP during the 1920s, or 0.4% of global GDP (China, although only 6% of world GDP, has run trade surpluses of roughly the same magnitude). U.S. overcapacity didn’t matter when there was sufficient foreign demand. It could be exported, mostly to Europe, while foreign bond issues floated by foreign countries in New York permitted deficit countries to finance their net purchases.

But as the U.S. continued investing in and increasing capacity, without increasing domestic demand quickly enough, it was inevitable that something eventually had to adjust.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929-31 was part of that adjustment process. When bond markets collapsed as part of the crash, bonds issued by foreign borrowers were among those that fell the most. This, of course, made it impossible for most foreign borrowers to continue raising money, and by effectively cutting off funding for the trade-deficit countries, it eliminated their ability to absorb excess U.S. capacity.

The drop in foreign demand required a countervailing U.S. adjustment. Either the U.S. had to increase domestic consumption, or it had to cut back domestic production, but there was unfortunately more to the crisis than simply the drop in foreign demand. With the collapse of parts of the domestic U.S. banking system, domestic private consumption also fell. The slack in demand should have been taken up by U.S. fiscal expansion, but instead of expanding aggressively, as John Maynard Keynes advised, President Roosevelt expanded cautiously. When the credit crunch came and the world was awash in American-made goods that no one was willing or able to buy, it was unreasonable, as Keynes argued bitterly, to expec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continue purchasing U.S. goods, especially since the financing of their consumption had been interrupted.

Since U.S. production exceeded consumption, the need for demand creation, according to Keynes, most logically resided in the U.S. But Washington had other ideas. In 1927 and 1928 there were already unemployment pressures, and the 1929 collapse in demand exacerbated those pressures. This prompted U.S. senators to respond in 1930 with the notorious Smoot-Hawley Tariff Act aimed at boosting demand for domestic production. They attempted to divert demand for foreign goods to U.S. goods–basically to export their overcapacity–and in so doing force the brunt of the adjustment onto their trading partners. Their trading partners, not surprisingly, retaliated by closing their own borders to trade, causing international trade to decline by nearly 70% in three years, thereby shifting the brunt of the adjustment back onto the U.S.

The trade tariff made things worse not just because impediments to trade are costly to the global economy, but rather because it set off a trade war in which other countries forced the U.S. broadly into balance. In two years, U.S. merchandise exports declined 53%, while the trade surplus declined by 63%. Excess production over consumption had to be resolved largely within the U.S., and since much domestic investment had been aimed at the export sector, the collapse in exports brought a concomitant decline in domestic investment. The U.S. either had to engineer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domestic demand by fiscal means, as Keynes demanded, or adjust via a drop in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It did the latter.

Today China is facing a similar problem. With the collapse of bank intermediation, U.S.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are cutting consumption and raising savings. This is a necessary adjustment. Most analysts, perhaps thinking they are echoing Keynes’s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in the 1930s, call on the U.S. government to engage in massive fiscal expansion to replace lost private demand. But this is not what Keynes would have recommended. If declining U.S. private consumption is met with increasing public consumption, the world will simply continue playing the game that has already led into so much trouble. The only difference would be that instead of having one side of the global imbalance accommodated by private over-consumption and rising debt, it would be accommodated by public overconsumption and rising debt. Demand must be created by the trade-surplus countries that have, to date, relied on net exports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their overcapacity. They must force demand up quickly in order to close the gap, and since expecting private consumption to rise quickly enough is unrealistic, it has to be public consumption–a large fiscal deficit.

Might China and smaller Asian countries repeat the U.S. mistake of the 1930s? Perhaps. Beijing already seems to be in the process of defending its ability to export overcapacity.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an attempt to boost fiscal spending, most analysts argue that this so far has been too feeble to matter much.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tried to protect and strengthen its export sector by lowering export taxes and reducing interest costs, which lower the financing cost for producers and have little impact on consumers.

This cannot work for long. The proper place for new demand to originate is, as in the 1930s, in trade-surplus countries. They should be engaged in expanding demand, not expanding supply. If they try to export their way out of a slowdown, there will almost certainly be another trade backlash, in which case the full force of the adjustment will be borne by the trade-surplus countries, again as in the 1930s—with the proviso that although China’s trade surplus as a share of global GDP is comparable to the U.S. trade surplus in the 1920s, China is a much smaller economy, and so its trade surplus represents a much higher share of its GDP.

In order to make the transition workable and avoid trade friction,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 must engineer a joint program of fiscal expansion. The trade-deficit countries should expand moderately so as to slow down the adjustment period and to give maximum traction to fiscal expansion on the part of the trade-surplus countries. China must be given at least three or four years to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boost domestic demand to the point where global imbalances are more manageable.

The problem is that U.S. (and European) demand contraction is occurring at a shockingly rapid pace. There is a real risk that the adjustment process in China will careen out of control. In order to manage this risk, U.S., European, Japanese and Chinese policy makers must quickly come to a firm understanding of how significant the global adjustment is and how dangerous the process will be for China, and design a multiyear plan of demand expansion in which China is given time to adjust its overcapacity. If major economies focus only on domestic adjustment, China will almost certainly choose the path of defending its ability to export overcapacity on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ile the trade -deficit countries will discover the expansionary impact of trade constraints. In that case it is hard to imagine how China and the world can avoid disaster.

Michael Pettis is a finance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author of The Volatility Mach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Monday, January 19, 2009

这是一个悲哀

最近官报证券日报的一个副编辑以“美国人”攻击谢国忠,这是一个悲哀,使人想起文革:假以意识形态,随便给人扣帽子。还好谢国忠是中国公民,倘若谢 是美国公民,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一个国家要强大,必须要超越意识形态,具备开放的胸怀,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到洋务运动,所谓“洋为中用,国学为体, 西学为用”,长期以来奉行的是极其狭隘的民族主义,即便是到了21世纪,动辄“美国购买中国资产,大幅套现”、“美国次贷是阴谋”,不乏“爱国写手”大书特书,不明就里的民众尽情地在网络宣泄他们在平日里备受压抑的“爱国主义”。

---

  新浪财经讯 2009年1月17日,由第一财经和唯众传播联合主办的“2008中国创业新锐榜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新浪财经独家视频直播此次会议。北京万通地产公司 董事长冯仑在与新浪财经对话时表示,对于2009年房价走势的判断,面临的一大困难莫过于这个行业逐步陷入道德的陷阱,逐步去市场化,所以价格就变得无法 判断了。

  冯仑指出,目前政策对于房地产业影响越来越大,事实上政府应该“做保障,剩下的都不用管”。他认为目前房地产市场化程度高的只剩下高端市场,所以2009年会更多的关注商用不动产。(元平 发自上海)

  以下是新浪财经对话冯仑实录。

  新浪财经:您对2009年的房价怎么看?万通2009年的房价策略是怎样的?

  冯仑:实际上现在房地产,特别是住宅,每年大家都会谈一些走势、价格,但是仍然都是猜测,市场、政府、消费者还有企业之间的博弈规则太模糊。就像开运动会,你不知道裁判是什么裁判,不知道运动员怎么跑,不知道观众怎样看,所以预测不准。

  我对09年整个市场有两个比较担忧的地方。第一是这么多年住宅的政策已经高度的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出现了政策非常紊乱的表现。

  从这几年来看,大家关于所谓民生保障住房的政策细节和措施,在中国可以找一个人讲得很清楚,几乎已经不可能。原来任志强还可以讲清楚,现在我看任志强也讲不清楚了。这样的情况下,市场逐步脱离了一个理性的商品市场规律,所以我们就越来越难判断了。

  第二,在住宅方面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小,政策影响越来越大。去市场化之后,实际上我们就没有价格问题了,你也就不用预测了。

  09年对价格走势的判断,最困难的莫过于因为这个行业逐步陷入道德的陷阱,逐步又变成了一个去市场化的方式。所以,价格就变成了无足轻重,无法判断了。

  新浪财经:那作为运动员您准备怎么跑?

  冯仑:我们现在就看哪里市场大,哪里的政府不破坏市场我们就去哪里跑。

  新浪财经:哪里市场大?

  冯仑:中国高端的市场、公寓我们认为相对市场化程度高。商用不动产市场化程度高,这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地方。我们希望在这些地方使企业的创新可以得到市场的回馈,可以得到变现的机会。

  从万通来说是强调通过创新和变革来应对和跨越周期,所以我们会继续在住宅高端市场上耕耘,同时在产品的多样化,我们今天开玩笑,我们的产品都要 戴绿帽子,变成绿色的建筑和绿色的经济,另外更多关注商用不动产,在商用不动产上做更多的努力,使企业逐步可以走到下一个蜜月。

  新浪财经:那您应该很同意潘石屹关于降低商业物业出租税的那个提案?

  冯仑:在潘总提案之前,媒体上也在呼吁。因为现在你们应该特别注意到一个特别扭曲的现象,就是万科去年年末交的税近70亿,利润才30多亿。这 样投资者就没有积极性了。有的企业可能会选择逃税,有的还能靠理想支撑,当企业逃税又不能生存的时候,就剩下一个道德诱因了。当一个行业靠道德激励发展的 时候,这个行业除了死亡没有选择。

  新浪财经:那您觉得政府到底应该做什么?

  冯仑:政府现在就是做太多了,政府就是做保障,剩下的都不管,现在政府要管公务员、夹心层、改善型住房。政府管太多,结果就是“有多少爱等于幸 福”?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政府把保障管好,其余统统放好,让市场来做,这样所有的都解决了。就像新加坡政府管保障,剩下的就不管了,也没有说管到这么 多。

冯仑讲的很不错,听来听去也就他和王石实在一点。前段时间地产一放松,各地方政府就纷纷出台,那么高土地转让价已经由买方者承受,还要动用纳税人交的钱补贴公务员——美其名曰“救市”。

---

房企总支出近半流向政府

除了2008年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外,REICO工作室还对我国房地产开发费用进行了研究分析,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总支出角度来看,开发企业的总支 出中有接近一半是向政府的支付,流向政府的比例(包括土地成本和开发销售环节税收)达49.42%,其中土地成本占总支出的30.36%。在房地产开发企 业的总销售收入中,企业剩余(总销售收入减去总成本和税收)占总销售收入的26.14%。“企业剩余收入并不等同于企业利润,因为还要考虑建设周期的问 题,一般项目的建设周期都需三四年。”REICO工作室王震博士说。

---

去年年底,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荣获诺奖。凤凰资讯台“开卷8分钟”里面,梁文道专做一集“原来还有一个克鲁格曼”,节目开头很是有趣:

老实说,最近十年读张五常的文章常常会觉得头疼,因为这位据说极有可能要拿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写自传的兴趣似乎比写经济还大。在谈经济问题时,他会说出“ 中国已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好制度”之类的怪话;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他却能细致地描述旧作掀起重大影响的过程,不厌其烦地重复佛利民与贝克如何欣赏他佩服他的实例。
好在除了张五常之外,还有其他经济学家写得出一手好文章,能够让你天天追看,例如今年真正得了诺贝尔奖的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
张五常的大作还是十分有嚼头的,但其博客絮絮叨叨也实在令人受不了。弗里德曼早就不在了,而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争论也永远会持续下去。至于张大师是否与诺奖有缘,大概他心有不甘罢。

从张的博客里得知他擅长摄影、书法,最近还为深圳某琴童捧场,多少和艺术沾点边。也见过他的字,远看大效果过得去,但细节没办法谈——这当然也是现代中国书法的普遍问题。好在我们自晋代就出了二王,上千年大师不算多,就那么几个;文人墨客倒是不少,虽算不得一等一,却也自有一番趣味,所以现代人取其情趣亦可。

今天在张的博客看到“《张五常谈书法》视频”,得知其师为上海周慧君。一查周,上海书坛名人,但作品实在不相称。张在视频中大谈米芾,于是乎周学的是米字,而张跟周学顺理成章。

周学米字是显而易见的,但只可惜学了样子,却不得精髓,长划干如枯木,厚处又显单薄;粗处突然转向细处则常常出现破笔——基本功不够,不得调锋之法。大部分人喜米字,易学能出效果,但不知米字圆润细腻之处却不是一朝一夕功夫。从这个角度看,王字之难在于法度太严谨,而颜字浑厚,常人写不得。张学于周,几无精髓,只得皮毛。小聚之时相互吹捧还可以;拿到大庭广众不免贻笑大方。

Friday, January 16, 2009

股價、棉花、與尼羅河密碼 V.S. 金融市場、瘋狂、與人性

“股價、棉花、與尼羅河密碼”,原文書名是The (Mis)Behavior of Markets,作者是數學大師Benoit Mandelbort,以科學的觀點讓人了解金融市場的不單純與風險,讓你可能避免虧錢,中文版由早安財經文化於2007年出版;

「愈是了解危險,愈能做好萬全準備。幾個世紀以來,造船的人都知道要怎麼設計船身、船帆才安全,多數時候大海是平靜的,但颱風颶風來臨時,海事景況就迥然不同了。造船的人不能只考慮那95%風平浪靜的日子,還要想到另外5%的狂風巨浪才是對船隻真正的考驗。現在的金融業者和投資大眾就像忽略那5%考驗的造船人,完全無視於風雨來襲的可能性。這本書便是要提醒投資大眾重新看待風險。」、

「義大利政治家馬基維利〈Machiavelli〉:我將她的〈財富〉喻為凶猛的河水,一旦激怒它,它能淹沒廣大的平原,沖毀樹木、建築,甚至移地割山。人人聞之色變,奔逃四散,人們只能屈服在洪水的威力之下,絲毫無力阻擋。雖然如此,人類並非全然無計可施,河水平靜之時,人們可以建築堤防和壕溝,引導暴漲時的水流,也可以減低洪水的破壞力,使災害不至於太嚴重。」、

「世上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每個事件、每項行動都會對其他人造成影響。混沌理論的信條之一就是:在動態的系統中,任何過程的結果都受到開始的影響。」、

「金融市場的第一個特徵—巨幅波動與不連續性。」、

「金融市場的第二個特徵—群聚現象。」、

「自然界許多現象都是多碎形:多碎形也可以解釋金融市場中價格時而快速變動、時而平淡無奇的形態。」、

「市場是一道激烈波動的湍流:1960年代初期,研究尺度現象與長期相關這兩個湍流的重要特徵之後,我隨即發現,其他許多自然與經濟現象,都有相同的特徵,而這些現象可能會影響價格變動,造成類似的形態。」、

「舉例來說,我發現油礦的分布,有所謂的尺度現象,及小型礦藏很多,而大型礦藏只有少數幾處。」、

「企業界也一樣,一個產業內企業規模的大小,上自微軟、下至無數小型軟體公司,也符合尺度現象。企業規模影響利潤,因此也影響股價。」、

「經濟訊號有種長期相關性:想像一下全球經濟是一間充滿鏡子的房間。所以企業只要發出訊息,就會傳達、扭曲、或減弱整體經濟訊號。這些訊號會隨著時間的過去而減弱,但是可能得耗費數個月、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時間,才會弱到完全消失。這,就是經濟的長期相關性:所有事件不管發生多遠、發生在多久以前,都會牽動其他事件的演變。」。

看完了這本書之後你會知道其實金融市場其實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具有人性;

因為它是一個複雜系統,所以自然界的蝴蝶效應也會在金融市場出現;

而尺度現象與長期相關這兩個湍流的重要特徵,可以在許多自然與經濟現象上發現,同樣的人性也是如此,西瓜偎大邊、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趨吉避凶是不是一種尺度現象;龍生龍鳳生鳳、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人性本善、人性本惡…等是不是一種長期相關性;

因為金融市場越來越人性化所以它就開始具有瘋狂的本錢,因為人本來就不是理性的,因為市場是人,所以它就有會有巨幅波動和不連續性,就猶如人的一生會經歷生老病死,而sudden death是我們所無法預期的,所以才要透過風險管理的手段,以減低風險的突然發生對其它我們所關心的人事物所帶來的影響。

因為市場是人為的,所以我們要開始強調從業人員的品格,期望透過道德的力量對於市場產生約束力,如此金融市場才能長治久安;或許在評估金融機構的指標中該建立一種道德量尺,或者從其人員進用的嚴謹度和價值標準去評斷這個企業的道德標準。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

誠如保德信金融集團執行長John Strangfeld所言「我所堅持的是,無論在市場好或壞,同時要堅守人才品質,並且確保人才品質優先於管理人才的機制。這或許意味著,當競爭對手在市場好的時候追求高獲利,你必須得要接受較低的成長,但對於我來說,這是非常可以接受的交換,因為我相信隨著時間過去,堅守人才品質會比追求高獲利是更好的方式」。﹙摘自商業周刊1102期,page 106﹚

---

世界正經歷人性中瘋狂的一面

1102期的商業週刊標題”世界比你想像的瘋狂”,這個就是我們目前正經歷的,所以,Don’t cry over spilled milk。商業周刊請四位國際級的領導人告訴我們該以什麼態度因應。

台積電的張忠謀董事長:

〈1〉告訴大家要學會與「輸」這個字共處,還要能夠輸得起;
〈2〉認為這次的金融危機是個希臘悲劇,命運幾乎都被註定,在不同國家、不同時間其實都是以不同方式再重複,而這齣戲會繼續演下去。〈碎型理論之父Benoit Mandelbrot:這世界遙遠的過去不斷地影響著現在。〉

大前研一:

〈1〉大家應該建立系統性思考找到問題原因〈好主意,但對於如我一般的常人似乎不易做到〉;
〈2〉擔心,無法解決事情必須做點事才行,應該積極學習、繼續挑戰、提升自己〈這個提議倒是比較務實〉。

IBM Samuel J. Palmisano董事長:

〈1〉把學習權交到員工手上,信任員工會做正確的事,並把決策權往下和往外擴展,才能即時應變〈但問題是,你的員工是真的值得信任的嗎?〉;
〈2〉銀行承擔了太多風險,卻又沒有做出適當的管制〈IFRS、BASELⅡ、Fair Value Accounting 期望讓大眾更認識金融業這個黑盒子,並帶來好的改變。〉。

保德信金融集團John Strangfeld執行長:

〈1〉人格與品格比技術更重要。培養具有從心靈服務的人才,確保人才品質優先於管理人才的機制,將是長線成功更好的方式。〈呼應IBM帕米薩諾,找有品格的員工,信賴他,將學習權和決策權下放。〉
〈2〉過去一段時間,很多企業過於重視成長,以至於讓公司成為數字公司,只追求短期內賺到多少錢,多久可以損益兩平,而忽略了人的品格。
〈3〉必須確定你的人才,他不會因為環境改變了,而改變原先作法,開始走捷徑。技巧部分的確非常重要,但如果沒有良好的人格特質,算不上成功。
〈4〉 我所堅持的是,無論在市場好或壞,同時要堅守人才品質,並且確保人才品質優先於管理人才的機制。這或許意味著,當競爭對手在市場好的時候追求高獲利,你必 須得要接受較低的成長,但這是非常可以接受的交換,因為相信隨著時間過去,堅守人才品質會比追求高獲利是更好的方式〈為什麼它會被霸榮週刊喻為”瓦礫堆中 的美玉”,我想對與品格的要求就是The Secret of Prudential Financial〉。

因為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 狂所造成的困惑之惑,所以更顯得正確的價值觀與正直的重要性,在此,我要推薦兩本書給大家閱讀,期望大家可以透過這兩本書了解市場這齣戲會以何種方式重 現、透過大師之眼建立另一種看事情的角度、終身學習、重新體會品格之重要。這兩本書分別是〈1〉股價、棉花、與尼羅河密碼;〈2〉品格的力量。

〈1〉股價、棉花、與尼羅河密碼,原文書名是The (Mis)Behavior of Markets,作者是數學大師Benoit Mandelbort,以科學的觀點讓人了解金融市場的不單純與風險,讓你可能避免虧錢,中文版由早安財經文化於2007年出版;

「愈 是了解危險,愈能做好萬全準備。幾個世紀以來,造船的人都知道要怎麼設計船身、船帆才安全,多數時候大海是平靜的,但颱風颶風來臨時,海事景況就迥然不同 了。造船的人不能只考慮那95%風平浪靜的日子,還要想到另外5%的狂風巨浪才是對船隻真正的考驗。現在的金融業者和投資大眾就像忽略那5%考驗的造船 人,完全無視於風雨來襲的可能性。這本書便是要提醒投資大眾重新看待風險。」;

更多關於”金融市場、瘋狂、與人性”請連結:http://caffein1975.blogspot.com/2009/01/vs.html

〈2〉品格的力量,一本130多年前的書對照今日的小島政治和世界金融失序後的現狀有如真理般的閃亮,立緒文化在2006年時推出了一本99元的中文普及版;

「一個國家是否偉大,並不取決於它疆域的大小,而是取決於他人民的品格。」 、
「一個偉大的國家領袖在他身後留給國家最寶貴的財富是— 一個毫無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後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時仿效的榜樣。」、
「財富掌握在意志薄弱、缺乏自制、缺乏理性的人手中,只會成為一種誘惑和一個陷阱。它很可能成為對他自己,更經常是對別人無窮災難的根源。」、
「不管多麼微不足道的事情,都不要屈從於它;否則,儘管你可以藐視它,你卻在它的統治之下。」、
「慾望暴君的影響只能透過道德手段—自律、自尊和自制來克服。」。

網路上亦有Character的英文html版本〈http://www.virtuescience.com/samuel-smiles.html〉,希望品格的力量能在今日的社會收激濁揚清之效。

Tuesday, January 13, 2009

趨勢大師大前研一: 讓自己對於世界大事有觀點

大前研一:不要回應或者太快回應一些膚淺的表象,找出事情的原因,分析和洞察。(攝影‧張家毓)

日本管理大師大前研一,見識過石油危機與日本泡沫經濟後,失落的十年如何掙扎存活。面對變動,他建議大家不要太快回應表象,急於找答案,應該建立系統性的思考,找到問題原因,才能盤點機會和優勢,找到商機。

大前直指,金融海嘯讓國際情勢丕變,美國將不再是以前的美國,台灣因為是「過手經濟」,過去利用中國便宜人力出口產品,並未厚植基礎實力,容易在這波消費緊縮中受到影響,必須在危機中思考,可以依靠什麼、緊抓什麼,才不會被淹沒。

他並認為,就算中國經濟成長率只有四到五%,但是這個龐大經濟體不會消失,台灣仍然可以利用中國在調整體質時,獲取商機。

對於個人就算是面臨裁員或者無薪假,大前研一建議,「不要為打翻的牛奶傷心」,應該積極學習,挑戰提升能力。對於即將出社會的年輕人,他建議用網路和雙腳親自確認事實,培養溝通、洞察、探索世界的三種能力,培養出不被淘汰的DNA。以下是專訪內容:

《商業周刊》問(以下簡稱問):日本在一九九○年代遇過經濟泡沫化,經歷失落的十年,這次全球金融風暴你認為需要多久時間復甦?

大前研一答(以下簡稱答):需要十年,可能更糟,因為所有政府都在承諾他們無法做到的事情。

你要知道,所有金融危機會經歷三階段,美國在十月時是第一階段;銀行流動性危機,第二階段是銀行活化負資產會遇到困難,因為股價低落,銀行根本無法從股票市場找到新資金,第三是企業倒閉,只有解決三項問題,才可能走上復甦的長路。

問:但是各國政府都在努力救經濟,真的需要十年嗎?

答:處理金融危機有三點原則:第一要視此為系統性問題,而非個別銀行的危機;第二,瞭解會發生什麼慘劇,你才能在第一時間找到解決答案;第三是建立國際組織防範危機再發生。

消費不是首要之事 因為一直花錢就必須有人償還

上面三點美國通通沒做到,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 (Hank Paulson)決策時放入太多個人的判斷,只對單一現象(Phenomenon)反應,他讓雷曼破產、拯救花旗銀行,只因為他前老闆魯賓(Robert Rubin)是花旗前財務長,都是個人利害關係。美國政府、機構和學者,到目前為止只有恐慌,即便是克魯曼(Paul Krugman),或者其他學者,都叫大家消費、消費、消費,我們要學小羅斯福政策,這很可笑!根本不是首要之事,因為一直花錢就必須有人償還。

問:所以,問題的來源在美國,解決動能也來自美國?

答:這 是美國犯下的罪,跟他們責怪中國散播病毒、毒奶是如出一轍,美國散布金融有毒物,讓世界陷入恐慌!就像是中國的殺蟲劑餃子,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賣了五兆安全保證給全球,因為標準普爾說這是AAA產品,他們讓金融危機流散到各地。

沒有人知道(美國金融產品)裡面有什麼,就像是中國餃子,根本不知道裡面到底有什麼肉,可能有豬肉、牛肉甚至是兔肉或貓肉。他們必須瞭解,這是美國對全人類犯下最大的罪,美國必須認錯……。

問:如果需要十年才能復甦,台灣會不會走向日本長達十五年衰退期的後路?目前日本已經復甦了嗎?

答:歡迎加入我們的俱樂部(welcome to the club,笑)。但如果你們像日本還算幸運,日本有強勁的支撐底部,不是像海綿彈彈跳跳不穩(手往上往下像在拍海綿)。日本有很多存款,扎實的技術和經營支撐。

台灣沒有,台灣的經濟是「過手(pass through)」經濟,到全世界去買零件,拿到中國製造賣到全球,拿利潤,沒有人真的從零組件做起,除了TSMC或者UMC之外,沒有人真的生產什麼,因此你們才急於利用中國便宜人力和市場。

放輕鬆,問題沒有想像嚴重 台灣應緊盯中國的調整找商機

問:台灣這樣的經濟體,企業和個人如何面對?

答:放輕鬆點。

問:放輕鬆點?

答:放鬆一點,你們的問題沒廣東嚴重,你到廣東看看,他們主要出口到美國,被影響更大,印度更嚴重,因為他們科技公司主要賣東西給美國金融機構,現在這些美國金融機構不買了。

這個時間台灣正好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的根源。當危機來臨,我們可以依靠什麼,抓住什麼才不會被淹沒?

中國正在做一個大調整,你們應該緊盯中國的調整,假設我是台灣人,我會利用中國的調整找到商機。

問:像是哪些機會?

答:像中國這樣大的經濟體不會消失,只會改變她的體質,單靠自己改變相當困難。如果中國人失業了,他們會開職業訓練課程,再訓練中國人,假設中國失業他們需要提升能力,台灣人會開補習班,你不用擔心,我相信台灣人會從中國的問題裡找到賺錢的機會。

你們也可以更深入看中國內部的需求,將產品和服務輸入中國,這是歐洲、美國和日本想做,但是台灣人更瞭解中國需求,台灣人會講日文、中文和英文,這是黃金組合(Golden combination強調語氣),沒有人可以做到;唯一可以瞭解三個主要市場就是台灣人。

問:你不擔心中國房貸的問題,造成中國經濟縮水?

答:中國地產商應該擔心,但是一般人不需要擔心,中國經濟相較於過去每年成長一一%,即便降低一、兩個百分點,也是很好的經濟體,超出你能吃的範圍了;即便當中國經濟只成長四到五個百分點,台灣還是可以調整腳步,再次定義中國市場,然後獲得利益。

問:其他亞洲地區未來呢?

答:要注意韓國。韓國一直在強調GDP(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好幾年前,日本就已經放棄強調GDP的成長,現在我們是第二十名,我們都不再講經濟成長,這意味著GDP已經不重要了,但是韓國還持續強調,希望有七%的成長,GDP成長為全球七大經濟體之一等等。

每 次成長,他們都知道那是經濟泡沫,然後又再次被拉回現實,把重點放在強調GDP是很大的問題,因為他們的經濟成長沒有底部支撐力道;他們沒有人才、基礎建 設,沒有零件製造商,沒有設備製造商,他們到中國生產產品,再賣到其他地方,這都非常虛無,現在他們被拉回現實,發現過去十五年根本沒有什麼成長。

新加坡沒有分析錢從哪裡來 他們開了兩個國際賭場是個笑話

問:你過去認為,新加坡是個很好的貿易商,懂得槓桿出自己最大的好處……。

答:不,現在我認為新加坡正失去競爭優勢,新加坡開了兩個國際賭場是個笑話。

想 想誰會到新加坡賭錢啊?新加坡看到澳門和香港結合,就開始驚慌他們會失去展覽、開會和購物人潮,他們以為自己失去競爭力,但是他們不懂,九成澳門的賭場成 功來自於貪污,一個籌碼就是一千塊,那是一個相當好用的洗錢工具。一般外國旅客只小賭個二十美元,澳門賭場成功是因為這整個機制就是中國洗錢機器,沒有人 願意跟新加坡政府在洗錢上打交道。

我想他們犯的很大的錯誤,就是沒有分析錢從哪裡來,犯了一個歷史大錯。

問:但是不要說是國家政策,商業世界也變化很快,根本很難下對的決定。

答:下決定的基本條件就是瞭解目前狀況,不要回應或者太快回應一些膚淺的表象,你不應該回應表象,因為每個表象都有其原因,像是澳門會興盛,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貪污文化。

要瞭解並不困難,我就是自己發現的,我用腳來蒐集資料。

問:所以你建議大家不要太快回應現象?

答:正是。

年輕人必備的三個關鍵能力 溝通力、找答案、建立世界觀

問:如果不立即回應外在狀況,那麼如何準備自己,在寒冬下面對未來?

答:第一,現金為王。第二,現在不是跳槽的時機。要投資你自己,尤其要好好檢視你之前所認知的所有事實,建構屬於自己的世界觀。例如,你知不知道因為美國已經不再是以前的美國了,中國也經歷改變,不只是因為金融海嘯,而是中國在奧運後正在定義自己要成為怎樣的角色。

我對台灣年輕人的建議相當簡單,投資自己,讓你在任何國家和狀況都可以成為堅強的領導者,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台灣。

問:這要建立哪些競爭力?

答:三 種關鍵能力,第一,語言和溝通能力,不止是語言能力,而是理解對方的能力,像是你可以強硬說,「在週三前看完這些東西!」你也可以說「幫我個大忙,下週三 把這些還給我,可以嗎?」同樣一件事,溝通的方式很多,在多重文化、規範和狀況下,擁有溝通能力就等於全部,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意見,你必須整合這些意 見,執行,並且達到目的,這是你在商業世界,唯一需要發展能力。

第二,當你有問題,必須找到事實,讓事實說話。在確定你表象的原因和分析之前不要有動作。分析事情的原因,找出最終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黃金能力:不是依賴單一的知識,找出答案的方法才是真正的能力。有時候洞察能力必須跳脫你原本的位階。

溝通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後,第三種能力,知道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事,讓自己對於世界大事有觀點。第三種能力相當重要,因為可以塑造你的職業生涯計畫和未來計畫,瞭解你想做什麼。

即便到現在我每年都會選擇一個國家,研究這個國家,去年是羅馬尼亞,今年是俄羅斯,下一年是印尼。

問:但是我們必須有意識的去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

答:對,不要只是讀書或者看雜誌,必須有一個主題,做網際瀏覽或者到當地旅遊,然後就會有一個獨特的見解,擁有自己對於世界大事的觀點,相當重要。

另 外,你也許會發現自己還欠缺一兩樣才能,或者想發展第三樣才能,像是除了中、英和日文外,也許你發現自己需要另一個語言,但是你要先有第三種能力(瞭解世 界),因為商業機會永遠都在,如果每個人都在同一個領域找機會,根本沒有商機可言,因為速度快,有錢,最強的人都已經先探索過了,後進者必須在已有的領域 之外探索,為了知道這些商機,你必須有些假設,幸運的是,現在你也可以在網路上蒐集資料,不需要親身旅遊。

問:國際勞工組織曾公布,二○○九年將會有兩億人失業。對於已經被裁員的人,你有什麼建議?

答:那就重新開始。不要擔心重新開始,不是有句話說,不要為了打翻的牛奶悲傷,因為已經打翻了,如果被裁員就被裁員吧!放輕鬆點,你已經辛苦大半輩子了,現在是停下來休息的時候了,你不會餓死,而且你自由了。

被裁員就是學習的好時間 繼續幫明年可能破產的公司更可怕

這是學習的好時間,在日本,被裁員了就是上課,日本有稱為「哈囉!工作」的計畫,我很多朋友去了職業訓練所,學著做木工、縫製地毯、學電腦,繼續幫一家明年可能會破產的公司工作還讓我比較擔心。

問:你對於人們現在遇到的問題很樂觀?

答:在我生活經驗裡,擔心並無法解決任何事,當我試著改進但是仍然沒有幫助,我也會煩惱,但是我從經驗得知,擔心無法解決問題,必須做些事才行。

目前為止,你們很有奮戰精神,永遠可以往上走,對吧?永遠有能力往上走,如果你們停止奮戰、停止提升自己,就完了;如果你想掌握自己生活,必須繼續挑戰,提升自己。

我問你一個問題,你們有個疑似犯罪的總統,在瑞士有大筆非法儲蓄,他們幾乎把錢都搬光,國家的灶腳都被搞亂了八年,你們不也是活下來了?就我來看,沒有比這更糟糕的狀況了(大笑)。

台灣不會死的啦!很多人都說台灣會在五年、十年結束,但是都挺過來了。你們是戰鬥者,台灣是我見過最硬命的國家。

小檔案 _大前研一 [ 隱藏 ]
●一九四三年出生
●曾任麥肯錫分公司社長
●現為商業突破研究學院校長,訓練超過一萬名高階經理人
●出版《思考的技術》、《M型社會》預告中產階級消失趨勢、曾在一九九○年日本泡沫化前率先撰文提出警告

Thursday, January 8, 2009

找寻丰胸细腰

简介关于武汉赌马的报道,探讨中国的赌博业的可能

并非赌博,但是运气好的确实能赢点什么

在中国,对于小型投机者来说,机会并不多。因此,当7000武汉居民最近聚集在东方马城跑马场时,他们沸腾不已,沉浸于中央领导阶层所谓的“社会罪恶”之中 。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禁止非法赌博以来,在大陆,武汉市民是最早正式获准从跑马场里赢钱的。

麻木的投机者的失望源于缺乏堕落的机会。赌博也曾是被禁止的。现在,去看赛马的人可以在5场比赛的2场中免费挑选一匹马,如果它赢了,就能获得20张彩票刮卡,这彩票使他们有机会赢得3万元人民币(4,400美元)。一个幸运的得主斩获4000元,而大部分人赢得的钱还不够回家的出租车费。亦听到一个从四川坐飞机来的大赢家对自己鼓鼓的钱包的无能骂骂咧咧。

实验性质的11月的赛马会是朝着开放这个国家巨大的赌博市场方向迈出的重大一步。同月,世界扑克联赛向电视观众介绍了中国扑克,即“拖拉机”。随着经济的衰退,政府用意识形态换取经济利益的动机更强烈了。一个中国研究员声称围绕着赛马展开的一个全国性的赌博产业能产生3百万工作岗位和400亿人民币的税收。政府还可能从由地下非法赌博带来的预计每年7000亿的损失中挽回一部分。

但是还需要说服共产党中的保守派。他们认为对大众来赛马说是道德沦丧,是对社会稳定的挑战和向殖民主义的倒退:在20世纪初,不断于往来于长江上的英国商人在武汉设立了跑马场。

武汉新的跑马场会员们有所转变。一个参与者,亦是一个教师出身的企业家,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用于结束道德辩论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其他人满怀热情地听取了跑马场评论员的意见:挑一匹头马和挑一个美女一样---找胸大腰细。

跑马场的经营商东方神马集团是港商胡越高所有,这次罕见地得到了中央政府支持,体育部总局副局长敲响了开赛的锣鼓,但它仍恐惧于政府政策的变幻无常。还有一个育马场和训练场在建中,他的可能损失会很大(同样,93名正在当地大学攻读赛马学位的学生也有很大风险)。该集团在过去曾见过赛马活动被叫停,因为伴随的非法赌博太猖獗,特别是2005年在北京的时候。现在他们把“小心为上”视为重中之重。

--

保守中國,居然開放賽馬賭博!

作者:經濟學人  出處:Web Only 2009/01

在中國武漢,最近有7000名當地人聚集在東方馬城,沈迷於中央政府所謂的社會罪惡,他們是共產黨1949年禁止賭博後,第一批在官方認可下,可以在賽馬中贏錢的人。

賭博仍然是禁止的,這樣的方式實驗性非常濃厚,看賽馬的人可以在5場比賽中,挑2場來選一匹馬,不必付錢,如果贏了可以得到20張刮刮樂,有機會刮中最高3萬元人民幣的獎金,但大部分人刮中的獎金連坐計程車回家都不夠。

11月時舉行的賽馬會議,讓中國向開放賭博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同一個月,世界撲克巡迴賽也在電視上,推出了中國撲克(拖拉機)比賽。在經濟衰弱時,政府犧牲意識形態以換取利益,格外引人注目。研究者認為,全國開放賭馬可以帶來3百萬個工作機會,和4百億人民幣的稅收。

不過,這必須要能說服共產黨內的保守派認為賭馬是不道德的行為,是社會穩定的挑戰,也是殖民主義的回頭路,因為英國商人曾在20世紀初期,在武漢進行賭馬。有名賭客引用了鄧小平的話反駁道德問題:「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賽馬的舉辦者東方神馬集團,總裁是香港的企業家胡越高。東方神馬擁有中央少見的支持,但也很擔心政府的變化無常,目前東方神馬正在興建飼馬場和訓練場地,若賽事停止將承受極大的損失,因此其最首要的策略便是小心謹慎。(黃維德譯)

經濟學人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