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思想囚徒到國家囚徒

內地通訊社分別在周三及周四發表署名文章，標題為〈人間正道是滄桑—評某些媒體不合時的言論〉，和〈說清楚三個問題—評《國家囚徒：趙紫陽秘密回憶錄》〉。兩篇文章都沒有針對當前的問題，反而翻炒黨八股的陳腔濫調，給人一種故意混淆視聽的感覺。
第一篇文章指出趙紫陽的《回憶錄》被傳媒炒作，將一件本來已經由中央政府平息了的事件再次挑起爭端，特別指出《華盛頓郵報》借意為趙紫陽翻案，為「六四」事件翻案。文章重申中國自「六四」事件以降二十年的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的成就、國家步向小康水平，足以肯定當年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的決定正確；文章亦大費周章地力陳鄧小平的貢獻，以反駁傳媒所指趙紫陽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言論。最後還舉出「北京共識」的模式，表明在西方議會民主政制以外存在更為優勝的另類成功例子，以否定趙紫陽《回憶錄》有關提倡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維護新聞自由、獨立司法和多黨政治制度的構想。
第二篇文章則集中批評趙紫陽在「八九民運」事件上的「錯誤」，當時中央對趙的決定也不能推翻，以及重申中國過往三十年的成就，以「證明」中國「不能走西方民主道路」。
兩篇文章都屬黨八股之作，不假思索地照搬中央口徑回應傳媒，尤其外國傳媒的批評，卻沒有認真針對外間提出的議題，處處以條件反射式作出反擊，認為西方媒體的評論是雙重標準，是將西方的價值觀強加諸中國人。
不論西方媒體的評論也好、是趙紫陽《回憶錄》所帶出的意見也好，是不是西方民主也好，國外的評論其實都是針對三個課題：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和多黨政治。這三個課題不單是中國八十年代的問題，也是現今中國仍然未解的死結。新聞自由的重要，不只是保障個人的思想言論空間，更是給公民監察政府的工具。維持司法獨立，是普通法內有關「法治」概念的引申，是指司法機構和法官可以不考慮政治因素，不受任何權力或行政機關的騷擾而對案件作出獨立裁決。多黨政治的含義，並非是製造「反對黨」為社會增添爭議，而是可以在公開的場合，或透過不同的平台，就涉及公眾利益的議題，以不同的角度、不同利益立場展開辯論。這幾個問題， 不論在什麼社會、什麼制度，都是要認真面對的大事。
但文章不但沒有好好探討這些課題，還擺出一大堆什麼「北京共識」、「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三十年成就」等政治術語，實在令人啼笑皆非。作者能否清楚地交代，今日中國的新聞從業員因揭發政府黑暗面而遭扣查、律師控告政府而遭監禁、法官因指出地方政府某些指令不符合人大所訂定的法例而遭「修理」或撤職？
文章不斷重複改革的成果，又提到「社會進步總要支付社會代價」；作者在文章反問，如果按照趙紫陽的意見處理「六四」事件，中國能否可以享有今天的成就？作者是否應該檢討一下，中國工業化三十年，成為世界工廠，得到經濟發展的同時，土地、環境受到的摧殘，又要多少代價來補償？是誰享受了改革成果？是誰支付經濟成效的代價？我們能否只自我陶醉在一些經濟成績，便將一切仍然是「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下的瘡疤合理化，而不去思考進一步的改革？
兩篇文章沒有反省這些更重要的問題，反而測度用心，或仍然着眼誰是「改革總設計」的次要問題；希望這兩篇文章只是個別人士的意見，如果它是反映中央的立場，那我們就不能避免興起會淪落成為「國家囚徒」的哀嘆了!